“1963年，江青同志通过×××同志在上海组织人批判鬼戏和‘鬼戏无害’论。5月6日、7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梁壁辉’的《驳‘有鬼无害’论》一文（作者梁壁辉即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引者注），对鬼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了批判。此后，文艺界曾一度出现批判被引向‘纯学术研究’的邪路，未能深入开展下去，更未能击中要害……”
　　
　　这时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用她的话来说，叫做“大破大立”。
　　
　　1963年2月22日，江青翩然光临上海愚园路218号的红都剧场。她只是来看戏的，不想惊动剧团。那是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根据哈尔滨京剧院的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沪剧《红灯记》。她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但在中场休息时说了一句：“这个戏很不错。”
　　
　　她要“立”的第一个戏，便是《红灯记》。不过，江青最初还不能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只能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下达排练任务。
　　
　　林默涵把《红灯记》的编导任务交给了阿甲。
　　
　　阿甲，原名符律衡，1938年去延安，曾任延安平剧研究院副院长，1949年后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京剧院总导演兼副院长等职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在京剧方面，阿甲兼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接到江青推荐的沪剧《红灯记》剧本，阿甲就认真地埋头进行京剧剧本的改编。
　　
　　京剧《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李铁梅一角本来选定唱功极佳的杜近芳，但因杜近芳年岁偏大，才改用刘长瑜；李奶奶一角由高玉倩扮演；鸠山一角，自然非袁世海莫属。演员阵容颇强，加上阿甲编导功力深，京剧《红灯记》虽然剧情和以前沪剧一样，但是经过京剧的包装，变为一台波澜起伏、嘹亮且崭新的“国戏”。
　　
　　面对如此阵容强大的剧组，江青却还是不放心，一个劲地唠叨。她从1964年5月底到11月初，七次接见剧组。她每次见剧组都没有重点意见，随口而说，往往说出一大堆琐碎的意见。但是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意见，都成了剧组要执行的“指示”。
　　
　　演李玉和一角的李少春，为人耿直，对江青的“指示”不愿句句照办。剧组怕得罪江青，后来将李少春换了下来，由预备角色钱浩梁（浩亮）取代。
　　
　　编导阿甲也由于“不听江青的话”，被赶出剧组。随之而来的“文革”，使得他备受折磨。幸好阿甲命大，大难不死，挺了过来。1987年，八十高龄的他从事戏剧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他复排了《红灯记》，在北京公演。面对亲手改编的京剧，他感慨万千：“有的人把《红灯记》看做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
　　
　　1963年秋，江青又看中了上海的沪剧《芦荡火种》。
　　
　　《芦荡火种》是根据新四军第六团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改编的。
　　
　　1939年9月，“江南抗日义勇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西进，在江苏常熟县阳澄湖的张家浜留下三十六名伤病员。这些伤病员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依托茫茫芦苇荡，跟日军、伪军以及“忠义救国军”展开了机智的斗争。这个故事情节性强，人物个性鲜明，适宜舞台表现。但是沪剧毕竟局限性很大，只有沪、江、浙一带的老百姓能够听懂。江青觉得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能在北方占领广大舞台，让更多观众了解这部戏，也知道她江青这一幕后的重要策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