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以“旗手”的口吻作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她的这次发表讲话，其意义远比她和毛泽东与苏加诺夫妇的合影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更为重要。
　　
　　引人注意的是，江青在讲话中，一句也未提中共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中共上海市委，实质是表扬市委某负责人。
　　
　　“上海市委抓创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
　　
　　“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会改好。”
　　
　　“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江青这样讲话对北京市委是不公平的。她的《芦荡火种》就是在北京市委直接关心下，在北京京剧一团排练出来的。问题是江青和北京市委发生了一些矛盾，这些矛盾是因江青不懂文艺创作规律而引发的。
　　
　　1964年，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前夕，江青为了《芦荡火种》排演成功，又一次来到北京市委，找到当时的市委书记彭真。这次她来是打着毛泽东旗号来的，因为她知道自己一无官职，二无资历，不依靠毛泽东的威望，是难以一而再、再而三打扰北京市委的。
　　
　　她先代表毛泽东看望北京市委，转达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工作的满意，并希望市委领导再接再厉，把各项工作搞得更加出色。江青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说完，才开始谈她自己的想法：“我是搞文艺动态研究的，主席也很重视文艺工作。最近听说要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这很好嘛！这是一场京剧革命嘛！无产阶级的舞台怎么能让牛鬼蛇神统治呢？所以，我想就北京地区的京剧革命做些调查研究，好向主席汇报哇！这也是北京市委的成绩嘛！”
　　
　　江青这番话引起北京市委的重视，立即布置落实这项工作。他们认为江青关心北京地区的京剧革命，立意也是为把北京的京剧现代戏搞上去，能在观摩演出大会中一举夺魁。这是北京市委善良的理解。当市长也好，县长也好，哪个“父母”官不指望上面能有人经常为他们出出面，撑撑腰，扶持一把？江青亲自出面，又转达了主席的问候，这是主席对北京文艺工作的重视，北京市委理所当然要认真执行。
　　
　　可是北京市委的理解和江青的想法却相差甚远。
　　
　　江青选择北京京剧一团作为京剧革命艺术实践的“样板田”。以为有了“田”，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耕种”！
　　
　　曾经参加“样板戏”创作的汪曾祺先生回忆说：
　　
　　“江青抓戏，大都是从主题入手。‘领导出思想’，江青除了定主题，定题材，还要规定一个粗略的故事轮廓。这种故事轮廓都是主观主义、凭空设想、毫无生活根据的。她原来抓了很长时间的《红岩》，后来又认为解放前夕四川党就烂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四川党那时还有王明路线！’她随便一句话，四川党就挨整，整惨了！她决定放弃《红岩》，另写一部戏，写：从军队上派一名女的政工干部到重庆，不通过地方党，通过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群众护厂，迎接解放。不通过地方党，通过一个社会关系开展工作，党的秘密工作有这么干的么？我和另一位编剧都没有这样的生活（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只好按她的旨意编造了一个提纲，向她汇报，她竟然很满意。那次率领我们到上海（江青那时在上海）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我们将提纲念给李琪听了，李琪冷笑着说：‘看来没有生活也是可以搞创作的了？’”
　　
　　一味靠虚构编织情节而苦心构思的剧本，因为没有生活，没有体验，也没有创作的基础，结果，她编的几个故事，既不符合历史背景，人物发展也不真实客观，根本无法编成剧，最后只好告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