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语重心长的话，按理说应该能够促进文艺部门纠正当时走极端的倾向。然而，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这一讲话并未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甚至文化部和一些省市都未向下传达。以至在后来几年中，文艺界的问题和“左”的错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大家虽然无法知道周总理内心的感受，但是大家知道什么话都可以向他诉说。
　　
　　说着说着，大家又说起了会上争论得最激烈的作品《达吉和她的父亲》。有人认为小说写得好，有人则认为电影改编得好。这部长篇小说酝酿和创作于1957年，作者高缨是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发表以后，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鼓舞而创作的。作者以饱满的热情、舒畅的心绪，试图反映彝族人民真实的生活。小说于1958年初发表，很快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注意。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峨嵋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同名电影，请作者高缨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恰在这时，有人认为这篇小说宣扬的是“人性论”，还有人干脆批评这部作品表现的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文艺工作者是最怕被人批评为“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为此，高缨在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时，把那些涉及“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地方删的删，改的改。尽管如此，对这部经过修改的电影作品引发的争论还是很多。
　　
　　电影拍成后，恰逢这次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召开，会上便放映了这部片子，并把小说发给与会者对照影片进行讨论。
　　
　　周恩来听大家说完，更感兴趣了。他伸手向陈荒煤：“能不能发给我一本？”
　　
　　正巧赵丹手头上有这本书，但上面画了许多道道，还有批注意见，他正要递过去，黄宗英轻声提醒道：“你别把画得乱七八糟的书给总理。”周恩来却笑着从赵丹手中接过书来看：“我倒很愿意研究研究阿丹的意见。”
　　
　　6月17日晚上，周恩来又来到新侨饭店，倾听艺术家们的意见。周恩来指着赵丹让他发言：“听说你不敢发言，今天我在这里，你可以放开讲话。”
　　
　　原来，赵丹在来京开会之前，上海市委某负责人曾告诫他们去北京开会不要发言，上海的工作没有什么要检查的。因此，赵丹在刚开会的几天一句话也不说。为此，主持会议的陈荒煤很纳闷，就问他：“阿丹，你为什么不发言？”赵丹心中有气，回了一句：“除非给我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人说话不算数’，我才敢言。”赵丹的话后来被周恩来知道了，所以亲自点名叫赵丹发言。
　　
　　周恩来参加会议的同时，他专门找了一些文艺部门的党政领导谈话，研究如何发扬民主、改进领导的问题。6月18日下午，他再次约陈荒煤等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座谈。当晚，周恩来特意调来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与有关人员一起观看。
　　
　　6月19日下午三时半，周恩来来到大会会场，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
　　
　　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提出：“怎么改？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
　　
　　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到了1959年的那次被文艺界忽视的讲话：“我在1959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周恩来在这特有的“情绪”下，一共讲了七大问题，也就是他“心有所感”中的七大感想。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最引起文艺界领导注意的是，周恩来专门讲了“领导问题”。
　　
　　周恩来严肃地说：“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他还提醒大家：“毛主席说，十一年来忙于建设，对干部的教育注意不够。我今天讲这么多话，也为的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
　　
　　引人注意的是，周恩来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达吉和她的父亲》，并谈了赵丹、黄宗英和他自己的感受：
　　
　　“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指“温情主义”——引者注）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