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23日，首都召开了史无前例的纪念大会。会议由江青主持，陈伯达讲话。也就在同一天，样板戏正式登上首都的舞台。有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这就是相伴“文革”始终、闻名遐迩的八个“革命样板戏”。打这之后，江青的名字和这八个戏紧紧地连在一起，她对京剧革命的热点讲话和工作行踪不断地出现在报刊上。
　　
　　江青密谋“第二篇有分量的批判文章”，姚文元由此走上斗争“前沿”，女教授一席话引起毛泽东深思，吴晗执笔塑造海瑞舞台形象，一场灾祸从天而降
　　
　　进入1965年，江青的文艺活动更加活跃且频繁。
　　
　　除了在京剧改革上下力气外，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继1963年5月文汇报《驳“有鬼无害”论》之后，她在上海锦江饭店秘密策划着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这次矛头依然对准历史剧，只是由对“鬼”变为对“人”。
　　
　　江青再度求助于原上海市委负责人。他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张春桥。
　　
　　照理，张春桥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城府颇深，知道这次牵涉面会很广，不想得罪过多的人。这次他宁可在幕后指挥，也不会像上次答应改编京剧那样，一口应承。他向江青推荐了上海的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这人就是以后闻名全国的大笔杆子——姚文元。
　　
　　江青是在锦江俱乐部召见姚文元的。34岁的姚文元出身书香门第。他在1948年就成为了中共党员，而且才华横溢。那时的姚文元，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但因父亲姚蓬子历史问题，他在仕途上没有多大发展，在社会上无权无势。这次他到这样高档的宾馆，拜见这样重要的贵客，竟然骑着一辆旧自行车。
　　
　　姚文元擅长写批判性文章，特别是借古寓今的批判文章。有人给他起外号叫“姚棍子”。1955年“批胡风”，1957年“反右派”，姚文元都表现得不俗，甚至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早在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界的讲话中表扬了姚文元：“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1957年2月6日刊载的《教条与原则》——引者注）。我看是不错的。”不久，姚文元于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上所发表的《录以备考》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于6月14日全文转载。由此，姚文元名声大振。
　　
　　正因为这样，张春桥才敢力荐姚文元完成江青交下的“大批判”任务。江青知道姚文元是曾受赞许的“青年文艺评论家”，也就欣然召见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尽管该文章很有来头，并且在显要位置用大号标题，以引人注目，但由于该报的主要对象是文化界人士，而且受发行数量的限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然而很快，仅仅十几天的时间，全国各地的主要报刊便几乎无一遗漏地相继转载了该文。正是这篇文章，揭开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它不仅使中国陷入灾难的深渊，也使吴晗一家陷入空前的灾难之中。1965年吴晗56岁，任北京市副市长，《海瑞罢官》的作者，浙江义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