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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第三章

  
  2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
  
  3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5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6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批判》。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4月7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全国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之后,江青兴奋地前往上海秘密组稿。
  
  从1965年8月底写出批判《海瑞罢官》的初稿到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间十易其稿。在炮制这篇黑文的整个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阴谋的特点。姚文元每改一稿,都由张春桥把它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里,用飞机送到北京。江青曾经颇为得意地说:“春桥每次来,都装着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而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


  
  就这样,他们秘密来往上海和北京两地,竟然达七八个月之久。
  
  1965年11月10日这天,江青在上海获得了她所期望的东西——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了《文汇报》的头版头条,这是继“鬼戏”之争后又一篇重要的文章。
  
  然而,这篇潜伏不良动机的文章,必然是漏洞百出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这篇批评文章不惜篡改史实,歪曲剧本,一口咬定《海瑞罢官》的主题是与“退田”有关。这实际是江青定下的主题,他们以为只要上这个主题,自然就会与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就能证明《海瑞罢官》是影射现实,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
  
  吴晗在北京也看到《文汇报》。他发现该文章蛮不讲理,断章取义,很多地方都是牵强附会,特别是文章结尾部分更使他无法忍受。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者,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吴晗读完这段话,肺都快气炸了,这不是有意对他栽赃陷害吗?
  
  吴晗的《海瑞罢官》写于1959年年底到1960年11月,怎么能“影射”1961年的现状呢?
  
  文中明显地把他和彭德怀牵扯在一起,说他为彭翻案,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对毛主席绝对信仰,对党绝对忠诚,当彭德怀被批为右倾社会主义者时,许多人都相信毛主席是正确的,也包括他本人在内。说他为彭鸣冤叫屈,真是天大的冤枉啊!
  
  吴晗陷入困惑之中。他没办法不困惑!早在民主革命时期自己就不顾生死,追随中国共产党为推翻三座大山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自己为繁荣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还是毛泽东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呢。自己对党对社会主义竭尽忠诚,怎么倒被扣上反党的帽子呢?
  
  姚文元的文章见报后,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艺术界和史学界的著名人士,既震惊又愤慨,纷纷发表见解和写文章反击。仅《文汇报》就收到三千多件读者来信来稿为吴晗抱不平。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得知这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与此同时,江青也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映。
  
  《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陷入了历史上最忙碌的时刻。上海记者在北京四处活动,收集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刊载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这些《文汇情况》一般中央首长是要阅看的,江青可以通过它得知外界对文章的反映。这时周恩来也发觉了《文汇情况》不正常的“情况”。
  
  张春桥赶紧改为《记者简报》,不编号,每期只印十二份,绕开了周恩来,只让江青和极少数人从《记者简报》中掌握着各方动向。
  
  从11月12日至26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刊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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