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北京日报》社社长也时刻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也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说，《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可是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保持沉默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敢顶风不给发行。”
　　
　　彭真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不得不给《北京日报》领导去电话，指示转载。11月29日、30日，《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才先后被迫转载，但都分别加上了彭真和周恩来定稿的按语。
　　
　　按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要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两个按语目的都很明确：对待《海瑞罢官》的问题属学术问题，应当贯彻“百家争鸣”方针。
　　
　　12月29日，吴晗迫于形势压力，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登于《北京日报》。他对学术批评表示欢迎，并开列了一个近年来研究海瑞的时间表，以此说明自己研究海瑞并非有影射庐山会议之意。并在一些问题上，违心地承认了错误。
　　
　　这时毛泽东离京南行，他先到山东，又去安徽、江苏，于11月19日抵达上海。
　　
　　毛泽东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
　　
　　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此后，毛泽东下榻于杭州。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等作了长谈。毛泽东在长谈中，谈及了12月8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中没点名），也说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的原话是：“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江青得知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肯定姚文元文章的话，欢欣鼓舞，令速整理毛泽东谈话记录。艾思奇和关锋花了一通宵，写出《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交给田家英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以上的那段话。这一《谈话纪要》于1966年1月9日经彭真批发印出。江青见少了她最感兴趣的那段话，追查责任者。田家英因此被安上“篡改毛主席谈话纪要”的罪名，直到在中南海自杀身亡。
　　
　　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语，难抑兴奋之情，于1966年1月15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这样，江青在北京也有了“笔杆子”。
　　
　　与戚本禹几乎同时，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但是这两篇文章运气似乎没有姚文元的文章顺利，被中宣部压下。原因在于北京市长彭真，他作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召集小组成员开会，拟定《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其主旨就是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方针、要求等方面对已经出现的极左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
　　
　　该提纲经过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讨论，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到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精神，中央宣传部理直气壮地将关锋、戚本禹送来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拒之门外。
　　
　　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许立群的答复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后来他们越过许立群，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给他们打电话：“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4月2日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
　　
　　江青等人靠林彪支持，阴谋升级。毛泽东谈话后，中央书记处停止彭真的工作。吴晗所受迫害升级，一家四口丧失三条人命
　　
　　“二月提纲”的下发并没有使事情结束，张春桥和江青坚持认为吴晗“研究海瑞，有一味药方极为重要，那就是骂皇帝的问题”。他们要从这里打开缺口。
　　
　　江青看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到北京市委的抵制，便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身上动脑筋。
　　
　　林彪果然全力支持江青！
　　
　　有了军队重要人物的撑腰，江青气壮了。1966年2月2日到20日，她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从会后整理的纪要看，座谈会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巨大成就，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是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这个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由他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报送中央批准，于4月10日转发全党。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已经不再是针对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包括彭真在内的北京市委。它批判了《二月提纲》，使彭真、陆定一的倒台已成定局。
　　
　　有了毛泽东的批示，林彪、江青便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包括吴晗在内的“三家村”，批判对象指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并且盗用工农兵的名义，声嘶力竭地叫嚷要揪“三家村”的“后台”。
　　
　　毛泽东又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组要解散。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毛泽东谈话后，中央书记处于4月份停止彭真工作。自然，吴晗所受的迫害也升级了。1966年4月，关锋、戚本禹两篇被中宣部和彭真拒绝的“攻要害”文章得以见“天日”。这是比姚文元定调还要高的文章，一篇是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另一篇是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戚本禹的文章，那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列宁的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这两篇文章比起姚文元的更明目张胆，阴险毒辣，为吴晗定下了与彭德怀罢官一样的罪。其实，揪住吴晗不放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批判吴晗，揭出“三家村”，通过“三家村”，揭出“彭罗杨陆”，再通过“彭罗杨陆”，揭出“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
　　
　　为了达到这个阴险的目的，吴晗便平白无故地遭受打击迫害，成了“文化大革命”开场祭旗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