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第6节 第六章

  江青这番话,使来自北京的军人们明白了“座谈会”要谈些什么——并不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
  
  这是十分罕见的“座谈会”,会上只有江青一人谈,其余的人不过是用耳朵听罢了!“座谈会”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据刘志坚回忆,总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看什么电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场看了十三次电影。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大秀才”陈伯达来到上海,他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最使刘志坚为难的是,江青午睡起床后,嘱咐秘书打电话,要刘志坚前来谈话。这时,江青谈,刘志坚听,又不好作记录,又生怕漏掉她的“重要意见”。每次谈毕,刘志坚一回去,赶紧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转述,由陈亚丁作记录,以免日后忘掉。这么一来,刘志坚简直是充当一台“录音机”!这样的个别交谈,江青共谈了八次,每次短则半小时,长则两小时;正儿八经的“集体座谈”四次,刘志坚等六人都参加。
  
  会议中间,2月9日,江青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于2月10日飞回北京向萧华汇报,16日再去上海。江青所谓“有事”,是从上海去杭州,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2月8日在武昌跟彭真、陆定一作了谈话,翌日去杭州。江青得知,由上海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打听彭真的动向。那时,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包括康生、周扬、吴冷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刚刚写出《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江青也对毛泽东作了汇报。
  
  三天后回到上海,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样,终于结束了这个奇特的“一人谈”的“座谈会”。所幸每次“一人谈”之后,存有陈亚丁根据刘志坚的回忆所作的记录。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谢镗忠一起讨论,参照陈亚丁的笔记,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整理成一份《汇报提纲》,约3?000多字,以供向上汇报之用。
  
  20日晚,这份《汇报提纲》由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份。在2月21日,刘志坚把一份《汇报提纲》交给了江青过目。22日,刘志坚一行离沪飞往济南,向正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并送上一份《汇报提纲》。林彪听了汇报,表示满意。直到23日上午,刘志坚等人才如释重负,心情轻松地乘飞机由济南“打道回府”了。
  
  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大家刚走下飞机,机场工作人员就送来了通知:上海来了长途电话,快去接!刘志坚在战争中受过伤,腿脚不灵便,此刻仍加快步子走过去。一听电话,是江青的秘书打来的,迎头给刘志坚浇了一盆冷水:“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江青的秘书还说,江青已把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另外,请刘志坚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参加修改。这一突然变化,使得刘志坚刚刚放松的心又紧缩了起来,他马上向萧华作了汇报。


  
  萧华决定派陈亚丁去上海,因为每次谈话的回忆笔记都是他整理的,由他去比较合适。这样,陈亚丁在北京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再飞上海。
  
  陈亚丁飞抵上海,见到了江青,才知道内中的原委: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了、太粗糙了,需要重新整理,写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两位“大秀才”——陈伯达和张春桥,参加了修改工作。陈伯达不愧为“理论家”,谈了两点很有“水平”的意见:第一,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十七年指1949年到当时的1966年)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对于陈伯达的指点,江青欢欣鼓舞:“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两位“大秀才”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3?000多字增至1万字。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颇为重视,亲自做了十一处改动。既然毛泽东“觉得可以了”,《纪要》也就可以定稿了。这时,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面所加六字,极为重要,使江青变成“出师有名”、“名正言顺”。既然是“林彪同志委托”,《纪要》必须得到林彪的首肯。于是,江青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致林彪的信。林彪那时在上海,他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附来的《纪要》大字排印本,知道经毛泽东亲自阅定,他当然双手赞成。他对《纪要》不改一字,批转军委常委们。
  
  当时,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此外还有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因为《纪要》经中央军委常委圈阅通过,刘志坚、陈亚丁为军委起草了致中央、毛泽东的请示报告。毛泽东不在北京,这份报告照理应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邓小平也不在北京。于是,送到了彭真手里。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读罢《纪要》,异常震惊。不过,知道这一《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的,来头不小,只得“公事公办”。翌日——3月31日,彭真办公室通知刘志坚,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以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纪要》。彭真说了一下批语的大概意思,无非是例行公事式的几句话。刘志坚急召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起草了批语。也就在这一天,康生向彭真和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杭州谈话的内容。
  
  4月1日,彭真把《纪要》、中共中央批语以传文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未送刘少奇,是因为自3月26日至4月19日,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毛泽东在4月1日当天,便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对于江青来说,4月10日是“历史性”的日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作为标题,显赫地印在中共中央文件上,这清楚显示江青的崛起。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也就在这一天,在上海,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们聚会于锦江饭店。组长陈伯达和组员康生去杭州开会了,小组便由江青主持。
  
  这个小组起草的文件,亦即《通知》。这不是一般的《通知》,而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
  
  起草小组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派人直送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也成了显要人物。
  
  4月24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76人,江青居然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没有在会场露面。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他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茫然。


  
  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陆、罗、杨反党集团”,遭到挞伐。
  
  5月1日,北京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城楼上见不到彭真的身影。他成为“文革”中第一个沉沦的中央领导人。

最新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发表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