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进口替代战略

显然，上述现实直接决定着中国“开放”战略的走向。这里特别指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中最有力的量化因素，这一事实直接决定着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行得通，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行不通。不断增强的劳动分工国际化及其结果和影响是推动“开放”战略的最基本因素，注定了20世纪试图建立自给自足国民经济主导模式的“进口替代”战略的必然失败。〔25〕

因此，劳动分工国际化理论为经济学者阐述“外向型”战略相对于“进口替代”战略的具体优势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这同样适用于中国。国际“开放”战略的优势从根本上源自斯密的理论并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也赞同这一观点，继斯密之后同样反对“封闭型”经济，他的早期著作就曾对经济保护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进行猛烈抨击。苏联自1929年发展起来的那种本质上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并不符合马克思的理论。中国自1978年以来实行的经济“开放”代表着对马克思和斯密理论的回归。可以说，中国自1978年以来并没有像拉美某些国家那样错误地将政治上、文化上和其他方面的爱国主义与经济上的“封闭性”混同在一起。

劳动分工与开放

从对根本性问题的分析转向浩繁的当代研究成果，拉迪具体详尽地谈论了他对外贸的看法：

许多实证性研究证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外向型程度较高的经济体较多，其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都非常高，这是因为更开放的经济体不仅能更有效地利用其投资资源，而且能实现储蓄和投资的高速增长。效率来自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生产设施，来自因生产并不仅限于面向本国市场而实现的规模经济，来自国际竞争压力促成的技术改进和管理效能的提高。

拉迪特别强调经济开放对投资效率和储蓄与投资总体水平的决定性影响：

一般地，如果长期推行进口替代政策，以国内生产取代品类日趋增多且资本密集型日趋增强的进口货物，则经济体中积累的资本—产出比的增长速度就会超过预期水平⋯⋯效率就会进一步下降，这是因为内向型机制会造成高估汇率等方面的扭曲，打击本国生产者的出口积极性。但如果没有出口市场，有时就会造成生产规模过小，无法形成只有规模经济才能具有的优势，导致生产效率低，成本高。

这些导致效率低下的因素还会造成经济中的实际产出减少，并往往进而导致储蓄和投资减少。〔26〕

从根本上看，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进口替代战略是注定要失败的，必然会产生拉迪和其他经济学家分析过的现象，这正是因为该战略降低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最有力且最可量化的因素，即不断增强的劳动分工。

苏联模式

上述经济分析和事实对中国自1949年直到1978年经济改革前实行的经济政策和我们分析其缺陷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1949—1978年实行的经济政策是建立在1929年后苏联模式基础上的。苏联的经济政策对被视为经济增长中最重要且最可量化因素的固定投资的重要性有明确的了解。事实上，斯大林亲自确定了固定资产投资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起主导作用的原则（1928年）：

高速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高速发展工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加对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

1929年后苏联模式确实实现了高度固定资产投资，但这是在与国际贸易和投资基本隔绝进而与国际劳动分工基本隔绝的情形下进行的。正如本章前文所示，有关事实资料充分证明，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力量是劳动分工及其国际延伸而不是固定资产投资，在有可能利用国际劳动分工的背景下，“封闭型经济及高度固定资产投资”战略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27〕苏联模式并未认识到高度投资只不过是不断增强的劳动分工的一种体现，因而背离了斯密和马克思共同认同的理念。

应当看到，高度固定资本投资无法克服劳动分工受到束缚这一劣势，这不仅体现在苏联，同样体现在其他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特别是取得独立后的印度、阿根廷和巴西等国。还应当注意到，从理论角度看，苏联在与国际隔绝的经济体系下实行的高投资政策与中国在向国际开放的经济体系下实行的高投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28〕

“对外开放”战略的成功

苏联还未来得及对其经济实行根本性“对外开放”就崩溃了，而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得到了无数学者的一再肯定。这里没有必要不厌其烦地详尽阐述这方面的内容，读者如想对此有所了解，可查阅其他文献资料。对于1978年最初推行“对外开放”的情况，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任若恩和孙琳琳将其概括如下：

中国的出口在其GDP中所占的比重从1979—1984年的7%增长到1992—1999年的19.3%，进口在其GDP中所占的比重从上述前一期间的7.1%增长到上述后一期间的17.3%⋯⋯在上述整个经济一体化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开放与持续高速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并不是偶然的。国际发展经验令人信服地表明，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因果关系。〔29〕

斯密首倡的关于劳动分工的这一观点在实际应用中既有正面例子，也有反面例子。一方面，它使人们认识到在封闭型经济体系下实行高度固定资产投资政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另一方面，中国和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实行的“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及高度固定资产投资”战略顺应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力量，因而促成了本国的经济成功。〔30〕

鉴于旨在证实“外向型”经济战略总体优越性的文献资料实在太多，这里没有必要详尽阐述这方面的情况，读者可自行查阅有关研究成果，在这方面，萨克斯和瓦尔纳的经典性评述不失为一部很好的入门书籍。这方面诸多研究成果与本书基于上述分析做出的预测不谋而合，都认识到：劳动分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有力因素，那些面向全球“开放”的经济体比尚未开放者增长得更快。

中国经济的开放性

上述事实直接说明了中国相对于世界上其他最大经济体的决定性优势，在相当程度上阐释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上述其他经济体的原因。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远远高于美国或日本，尽管这两个国家和中国并称世界上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如图5-1所示，2014年，中国总贸易额占GDP比重为42%，美国则仅为 30%。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一半被卷入外贸领域，而美国仅有不足1/3，这足以说明中国为什么能够在其GDP按市场价格计算仅相当于美国GDP 60%的情形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最新国际可比数据显示，2013年日本总贸易额占GDP比重为35%。因此，中国是一个比美国或日本开放得多的贸易型经济体，也就是说，从更具根本性意义的角度看，中国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国际劳动分工。这一数据阐释了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和日本的优势得以产生并促进中国经济以更快速度发展的首要因素。

并非“重商主义”理论

上述分析还表明，指责中国推行“重商主义”战略即追求大额贸易顺差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其错误在于未能认清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31〕中国在2008年前的一段时间内确实产生了过高的贸易顺差，但这不是中国的根本目标，而是一个个别性的失误，随着中国的贸易顺差下降到其GDP的3%以下，这个失误自然得到了纠正。中国的政策目标是“对外开放”，这就必然导致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在本国GDP中所占的比重较高。我早在2010年就准确预测到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在随后的期间内下降：“有些广为人知的观点强烈反对泛化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认为这种做法减弱了劳动分工和规模经济，从而导致生产率和利润率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人民生活水平和就业率下降。”〔32〕中国的经济体系是“开放”的，以便充分利用国际劳动分工；但中国的经济体系并不需要因而也无意追求贸易保护主义或重商主义。

指责中国追求一种被称为“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的弱肉强食政策同样是荒谬的。任何国家，只要其出口增长和进口增长大体上保持同步，即使其出口增长高于本国GDP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国家在大部分时期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也不会造成任何全球性问题。〔33〕这只不过是对国际劳动分工的利用程度更高一些罢了。鉴于在贸易方面的开放性，中国在总体上堪称是一个比美国更具有“斯密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特征的经济体，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首要因素。

贸易保护主义的弊端

上述事实必然导致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关中国经济战略的关键问题：中国是否能继续依靠不断增强的国际劳动分工？这一进程是否将受阻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有些人声称后者是一个严重威胁。假如贸易保护主义确实是一种严重趋势，中国成功实行30多年的战略就需要做出重大改动。然而，只要从理论上真正认识到包括国际劳动分工在内的劳动分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就会冷静看待并纠正这样一个夸大的说法：贸易保护主义是或有可能成为当代经济领域的主要趋势。鉴于劳动分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当贸易保护主义发展到严重扰乱国际劳动分工的程度时，就会对世界经济造成非常强烈的负面影响。1929年后，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国际贸易崩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最终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酿成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将当前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实际存在的弊端置于其所处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表5-2显示了1820年以来各时期的世界出口增长情况，并将其与同一时期的世界生产增长情况相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出口增长高于生产增长的时期正是贸易全球化增强的时期，而出口增长低于生产增长则意味着贸易“去全球化”占主导地位。从中还可以看出，全球化没有增强且贸易保护主义成为主要趋势的唯一时期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一段时间。最近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不仅没有衰退，反而明显地持续下来，贸易增长继续超过生产增长。2008年后，世界贸易遭遇的挫折在规模和范围上并未达到使贸易全球化总体进程发生逆转的程度。

美国经济

为进一步说明上述情况，我们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在全球贸易领域130年来的主要趋势进行了追踪。美国进出口总趋势见图5-2。该图明确显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经济相对开放。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贸易急剧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贸易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显著扩张。

尽管最近一段时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周期性起落，但那种认为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贸易保护主义”显著上升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目前的动态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贸易分崩离析的局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尽管美国目前发生了一些个别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事件，尽管这些个别性事件有可能对个别领域或行业造成严重影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今天，贸易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总体上仍呈扩张趋势，大体上依然处于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对于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真实情况，不仅美国领导人，而且所有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都有清醒的认识；认识到这一现实，就会明白那些周期性出现的关于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成为当今主要趋势的言过其实的说法都是虚妄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迅速发展及其对劳动分工的扰乱势必会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危机，所有大国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尽管美国试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之类的举措促使贸易“回转”，但在美国没有任何重要势力试图“回转”向彻底的贸易保护主义。

全球贸易趋势

从历史的角度看，贸易保护主义及其影响是相对的，并没有有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美国，而且适用于全球经济。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特意搜罗了一份关于近期全球贸易的全面数据，如图5-3所示。该图显示全球贸易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的变动趋势与美国相同。全球贸易并没有倒退到原来较低的水平。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影响到某些特定行业，但对于全球贸易来说，只是一个较为次要的方面，目前的总体国际趋势依然是全球化。因此，中国面对的基本趋势依然是全球化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经济战略是成功的，要想继续成功，就必须继续将其经济战略建立在这一趋势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