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

最后一点，建立充分的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卫生保障机制这一现实也说明“消费拉动增长”论甚至从其本身角度看也是站不住脚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个人消费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低是因为中国缺乏充分的社会保障机制，因而人们只能靠自我储蓄防病、防老，如果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人们就会乐意将更多的钱财用于家庭消费。

但上述观点是完全不成立的，因为这个观点没有考虑到建立社会和医疗保障本身也是需要资金的，而这些资金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从经济角度看，卫生、养老和社会保障都是消费的具体形式，或主要用于消费的转移支付。这些资金来自哪里？如果它们来源于减少储蓄，则投资也随之下降；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前文所分析的原因，经济增长也会下降，进而造成各种形式的消费增长率降低。因此，通过减少储蓄提高社会保障必然造成总体消费增长率下降，而不是提高。

如果在不减少储蓄和投资的情形下提高养老、失业、卫生等方面的保障，所需资金只能来源于现有消费支出。这意味着养老、社保、卫生等方面的支出增加，但用于其他消费的支出下降。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消费净增加，只是消费结构的变化。这就直接涉及社会不平等问题：

●如果扩大社会和卫生保障的资金来源于减少投资和储蓄，例如减少企业投资，就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进而导致消费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养老或卫生等社会保障性支出的增长可能会加快，但住房、手机或度假之类的个人消费增长将会以更大比例下降。整体的消费增长率也会下降。

●如果提高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于不同消费形式间的资源转移，则现有的投资规模和消费增长率就能得以保持，但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降低哪些人的消费增长率以筹集社会和卫生保障资金？这就直接面临着不平等问题，特别是应向哪些人征税的问题。

如果社会和健康保障资金来自向中低收入阶层征收的税款，这只不过是将他们的私人消费转向社会保障性消费，从总体上看，这种做法不会使中低收入阶层真正受益。只有当社会和健康保障资金来自向高收入阶层征收的税款时，中低收入阶层才会真正从中受益。这是一个社会政策问题，超出了本书的探讨范围。

但可以明确的是，城市化、环境保护和社会不公平涉及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是不可回避的。环境保护和城市化需要高比重的投资，社会和卫生保障同样需要巨额投入，因此它们的资金来源问题应该同时加以考虑。这些问题既是社会政策问题，也是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是中国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进而实现繁荣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这些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宏观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中国在未来十年向发达经济体过渡直接面临的问题。无论从中国自身还是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它们都是实现习近平“四个全面”中的第一项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

中国梦，不是梦

正是基于“中国梦——人类最重要的问题”这一点，本书所分析的经济学问题，已与世界另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即使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中国所创造的经济和社会奇迹也值得我们总结。

中国梦的意义

就实现中国梦的基本时间表，习近平指出：

我们已经确定了今后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34〕

但正如我在本书中自始至终所述，中国现阶段实现中国梦的影响不会仅限于中国，而是会影响地球上的每个人，因此会对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概括地说，中国将分阶段逐步实现中国梦：

● 202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不管是以何种方式衡量。

●2021年，中国将成为小康社会，按照国际标准将在2025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 2030—203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

因此，这种演变意味着，中国仅仅用了80多年（一个生命周期）的时间，就从极其贫困的、一个世纪以来不断遭受外国践踏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体。

在人类历史上，此前从未有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样迅猛地崛起，历史上也从未有如此多人的生活水平如此迅速地得到改善。但说起来有点矛盾的是，中国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恰恰增添了了解其规模和全球影响的难度：不能正确理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成就，必然会导致认知落后于现实。正如本书序言所述，导致人们较难正确理解这一点，是由于一些试图阻挠中国复兴的势力故意掩盖这些真相。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对自身的看法，其次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成为全球最大戏剧性事件之一。

因此，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一切，就是致力于实现中国复兴的人和所有试图阻止这一切发生的势力间的艰巨斗争。斗争的结局不仅将决定中国的形势，而且被视为决定全球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这正是尽管世界上重要的事件数不胜数，我却执意要写此书的原因。

四个全面

鉴于客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中国实现国家复兴的意义不仅关乎中国本身，而且也关乎全人类，我在第22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表明不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重要性。习近平也已在其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对此作了明确说明。与此同时，在201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他进一步提出了“四个全面”的理念。我已在第3章对四个全面之首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过分析，但把其与其他三个全面结合起来分析也很有必要。

四个全面之“全面从严治党”，是出自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中国共产党作用的分析：

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35〕

正如前文对叶利钦的分析所示，此人利用戈尔巴乔夫创造的开放机会摧毁了苏联，导致俄罗斯陷入国家灾难——他早在1990年7月正式脱离苏共前，就多次违反苏共纪律。因此，中国的敌人明白，炮制中国共产党违纪现象同样是削弱中国的关键。但他们的这种企图被“四个全面”打破了。

“四个全面”之“全面依法治国”非常关键。腐败和类似问题本身就涉及违法。但尝试采取独断专行的个人行动处理这些问题正深深伤害和败坏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名声，这些曾有过先例。因此，反对腐败和其他恶行的斗争必须严格依法进行，推进这些措施的重要意义是会增强中国实力。

最后，习近平坚称“四个全面”之“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产生看得见的结果，并且改善民众生活条件。这最终会对经济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

习近平在201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用更接地气的话强调：我们必须要让人民群众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

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

国际经验充分证实了这一事实，即人民群众必须直接感受到狭义的经济过程或广义的国家复兴变化所带来的益处。在一些国家，特别是俄罗斯，改革简直已成为骂人用语，因为所谓的改革实际上是帮助某些人掠夺国家财富，加剧贫富差距、腐败和国家耻辱。因此，习近平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只有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红利，感受到生活水平持续改善、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改革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进一步巩固。因此，经济改革的最重要标准不是市场和效率等抽象的问题，而是民众的生活条件和中国的世界地位不断提高，由此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

相应地，国际经验也证明，这最终将是增强国家实力和实现国家复兴等其他问题的关键。参照苏联垮台的情况，苏联当年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其实力甚至比现在的中国强大得多。但最终，他们却无法保卫苏联，也没有阻止俄罗斯陷入历史性的灾难——苏联不是被外部摧毁的，而是被人从内部攻破。苏共失去民众信任后，苏联也随之崩溃，随即陷入“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普京语）：俄罗斯国家力量崩溃，分裂主义取得胜利，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预期寿命下降，内战爆发，敌对的军事同盟几乎推进到俄罗斯边境。究其原因，是苏共失去民众支持后，潜艇停摆、坦克生锈、军事基础设施崩溃后所致的。

如果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在中国重演，中国的处境不会有什么不同。不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多么强大，不管其以往的记录多么辉煌，不管其士兵多么勇敢，如果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中国将会被击败，中国梦也不可能会实现。因此，国际经验证明，习近平所说的“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复兴的整个进程都很关键。

所以，“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割裂开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四个全面”一经提出，就在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引发大量的讨论。“四个全面”让中国梦不再只停留在纯理念上，而是具有可操作性。“四个全面”的作用在于它们具体体现了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意志。

改变攻击方案

如果习近平的“四个全面”阻止了苏联解体的一幕在中国重演，直接消灭了可能存在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意味着那些试图阻挠中国复兴的人不得不放弃这个目标。这对美国新保守派来说是不堪设想的，因为中国实现中国梦会终结美国单方面主导世界社会秩序的能力。这意味着，阻止中国实现国家复兴的敌人不得不改变他们的策略。因此，对中国的敌人来说，攻击的顺序不得不作出修改——首先中国的经济得被削弱，这将会引发社会不满和较大的负面政治风潮。只有这个过程实现了，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才会实现。这是本书重点关注经济发展与新保守派（及其他类似势力）所使用的危害经济的手段这些问题的原因。

自信

但这些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仅构成了中国广泛的社会政治心理的一部分，因为将要实现国家复兴的中国与所有那些希望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人是相冲突的。因此，国家复兴与国家自杀间的冲突不仅牵涉外部，而且也遍及范围广泛的中国社会。反过来，这跟另一个更“抽象”但在中国俗称为“自信”的重要问题有关——虽然真正的问题更为复杂。事实上，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梦概念，与这个问题的核心直接紧密相连。

用更笼统的话来说，要深入了解这个问题，就有必要看看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亚洲最敏锐的观察家之一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广泛比较亚洲各国后作出的直白评价。马凯硕还认为，这种趋势在中国之外的亚洲其他地区更为明显。但遗憾的是，这对中国国内也有所影响。因此，他得出更广泛的结论：

当我们年轻时，我们认为西方有一本真经；当我们长大后，我们意识到西方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真经。〔36〕

马凯硕指出，就经济而言，与旧观念截然相反的实际情况是，真正的趋势正转向中国，而非西方。林毅夫对此原因作了正确的分析：

现代经济学以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作为标志和起点，从斯密到20世纪30年代，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者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则是美国替代了英国成为了最大经济体。大师级经济学家在时空上的相对集中性，同经济学属性有关。经济学理论在于用一个可以说明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来解释现象，现象越重要，理论也就越重要。什么叫大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大现象。社会经济变量有成千上万，对经济学家而言，往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一个经济体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中关键的真实的社会经济变量。如果说到2030年左右中国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也就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说在中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就能比较好地把握中国现象的本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也就越大。我相信，经济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37〕

简言之，就是这种东移到中国的转变实际已经发生了。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关于数学模型或者技术细节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经济学是有关正确理解何谓最重要的经济力量的学科，因此，建立促进经济发展的结构是重中之重。我在第2章和第3章曾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建是实际结合了世界变化趋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邓小平与那些启动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人，是促使世界经济思想中心转移到中国的推手。

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说明新现实和过时的观念之间存在历史代沟。鉴于中国已创造过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增长成就，同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生活水平增速，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定期授予一批中国经济学家——世界可能会为总是授予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感到无聊！与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相比，西方学者根本是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