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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序(3)

文学营结束后,胡德夫老师带我们上山。是宜兰山中的泰雅族不老部落,最后一段路需换乘部落开下来的吉普车,颠簸晃过干涸河床和山路。毕竟是山上,交通不便。我暗想。

七八年前,四十五岁的台北景观设计师潘今晟厌倦了都市生活,想做一件有挑战的事情。他妻子是泰雅族姑娘,在宜兰山中继承有田地。他们回到山上,游说相邻地块的六户原住民,试图重建一个泰雅人部落,真正在里面生活、生产,找回传统的族人精神,取得现代与传统的平衡。

村落在半山,这里那里有些三角小木房,并不起眼。建筑尽可能就地取材,落地窗帘是不同色块的蛇皮编织袋缝制,垒院墙的是山中碎石和树杈,堆叠产生层次丰富的美感。公共用餐处在一个敞开茅草棚,座椅是大木墩,长桌是更为粗犷的原木巨桌。我们参观时,村民在看不见的地方干活,午饭时,所有人都来了,生旺篝火烤山猪肉。山猪会来吃小米,所以村民也打山猪吃,这是一个公平的食物链。猪肉用小米腌,放在陶瓮里,压填结实不留空气,小米持续发酵,肉始终保持在将腐未腐,生吃鲜嫩柔软。也可烤来吃。小米酒是淡黄色,好喝,很多人据说都是清醒上山,醒来时已在山下。食物虽粗犷,酒器、餐具却精致,WiLang说是按照法餐的程序,一道道上菜,饭前和饭后的小米酒也会提供不同口感。

如今叫WiLang的潘今晟是不老部落的长老之一,当初的七个家庭,每个家庭都有一位长老,重要事情共同决定,一起吃饭,一起劳动,部落成员按工作拿工资,男人打猎、种香菇小米,女人按泰雅工艺织布,每天接待游客不超过三十人,每客两千多元台币,提供以自然农法种植的有机食材。观光收入在部落总收入中占三分之一,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原来并非交通不便,上山的最后一段路是故意不通,避免无预约游客突然而至。

酒过半巡,有人抄起吉他,歌声又起。这里十几岁的男孩也打赤脚,敏捷行过嶙峋山路,以培养追猎山猪的能力。无人怯场,一双双眼睛又黑又亮。这也是为何要控制每日预约游客人数,人再多,就没有这样家人的氛围。据说有次,受山中气氛感染,一个男生当场求婚成功。

饭后被带去午休。同样不起眼的木头平房,里面设施却是星级酒店,屏风矮墙后有石砌浴池,晒了一下午,水正温热。旁边是落地窗,泡澡时可以与青山对望。盘坐在门口木头平台上,正对宜兰丛山,骤然急雨行过,山峦如染,一道彩虹自山巅升起,没入云中。

比之更原生态的达鲁玛克部落,不老部落是另一种尝试,在部落生活已被破坏之处,以现代理念修复,生态耕种、有机食物、预约观光、法式程序原住民料理,无不是都市营销概念。看似不起眼的山村,在地下也铺有排水及电力设施—不老部落,有一个现代化的硬件;但其核心是“部落精神”,比如控制游客比例,拒绝变成一个彻底的旅游景点;坚持部落的生活方式:打猎、种小米。流传无数代的生活方式如一条大河,传统风俗的灵魂如水草,只有在此河水中方能保鲜。打猎、种地,看似辛苦笨拙,却塑造了“不老部落”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灵魂,就像达鲁玛克的祷告山神,你能感到,这些地方是有灵魂的,这,是他们的力量来源,持续生存之道。

他们展示的是,现代与传统对接的另一种可能。并不是古老的就是落后的,式微的就是过时的,古老传统经过现代人的发掘,同样可以焕发魅力,这需要“现代”克服自己的傲慢,“传统”展示自己的包容。

第四次台湾行,是受《读库》委托采写台湾农业。印象深刻的是,台湾农民虽然也风吹日晒面色黝黑,但并无自卑羞怯之色。这样说可能很蠢,农民难道就该自卑羞怯?可是我所见的农民,尤其是出现在城市里的农人,总有仓皇自卑之色,沉默寡言。在台中乡下,我列席产销班会议,一个乡村的微型社会结构呈现眼前,它内部有利益合作、人情往来、技术学习,是血缘结构之外的另一种补充。我请教其中一人姓氏,该长者微微一欠身,“小姓姓黄”,举止间的优雅矜持难以言喻。看似粗犷的书记,记录班级活动,竟是一手端丽隽拔书法。七十岁菜农刘胜雄还在大学上农业培训班,跟教授学习,学着接受田里长草的新理念,“台湾农民都很聪明的,看一眼别人怎么做,就会了。”他眨眨眼,又俏皮又自傲。

自傲,这是台湾农人给我的最深印象,不管贫穷富裕,他们都有一种怡然自傲之色。它从何而来,是他们比大陆农民更富裕吗,不见得,大陆农人许多在城市打工,收入可能比他们还高。我试着分辨其成分,隐约是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混合的自我认同。生活中按部就班的规则多,遇到事情,你知道自己可以从哪里得到什么样的支持,比如台风过后的灾损补助,有规则可依,生活和行为的边界划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最后,不富裕但殷实的生活也支撑了农人的自傲。我在几位农人家中吃过饭,印象最深的是稻农王连华家,午饭有五个菜:一条煎鱼、炒小白菜、炒空心菜、蒜苗炒肉片、一小桶冬瓜排骨汤。主食米饭。男主人和客人先吃。算上还没吃饭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只能算不清贫。他们房间,四壁仅以水泥涂刷,通往三哥家的过道干脆裸露着红砖,印证了这种并不富裕的印象。但也有崭新的衣物烘干机、大屏幕液晶电视、电脑,王连华的三星智能手机。除了大卡车和各种农机,尚有两个代步工具:一辆小皮卡,王连华用;妻子出行,骑摩托车。他们的生活,乍一看不算富裕,但内里并不匮乏。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词能准确地形容这种状态:殷实。

想起第一次台湾行,我们去台南美浓镇拜访歌手林生祥。在美浓的一日三餐,都是健康清淡;因文化生态丰富,美浓也有外来艺术家定居,但沿路所遇,大多穿着朴素,艺术家和农民的区别并不明显,如北上广大城市的时尚打扮更加少有。美浓的生活,不能说是富裕的,农业的衰落仍在延续,出于贫穷绝望而染上毒瘾的问题这里也有。包括多次获得国际音乐大奖的林生祥的家也并不豪华,放CD的搁物板是用水泥砖垒成,放至大陆农村也不算出挑。

令人感到这种生活可贵的是许多细节:生祥岳父家开有一家名为“湖美茵”的民宿,庭院里种有大树,靠山的水塘中,养鱼养鹅,下的蛋变成我们的晚餐。每天上午,太太带女儿到这边玩,因为院子大,小孩跑得开。冰箱上贴着磁贴,提醒父母每天要吃的维生素种类。这让同行者感慨大陆歌手挣钱机会也不少,可总感觉兵荒马乱的,怎么就过不上这种生活。

如今我知道这种生活就是朴素而殷实。并非林生祥是歌手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而是因为他回到了乡下。

美浓人口约四万,以烟草、耕种为主业。从巴士站出来,看到美浓的第一眼,没有高楼,窄街旧屋,若不是招牌上的繁体字,和内地八十年代的县城并无不同。痴爱台湾音乐的邱大立,打听多次举办演出的“双峰公园”,路人一指:喏,就是那个小草坪了。—因为反水库运动、及因此诞生的经典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已变成当代音乐史上“圣地”的美浓,原来如此不起眼。第一眼印象,是微微失望的。后来我发现,对台湾的印象,就在这“微微失望—肃然起敬”之间不断反转循环。

此地曾以养猪为主要收入来源。摇滚青年林生祥回到乡下,一段时间内,台北朋友相互问生祥在干吗,“在帮妈妈养猪。”那段时间,大概是林生祥的低谷期。在台北,他只是无数摇滚青年之一,彼时故乡掀起反对官方筑水库运动,他也想出一份力,为父老乡亲义演,电吉他响起,老乡一哄而散。后来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了。汲取传统音乐,回归民族乐器,以客家语发声,他和词作者钟永丰合作的反映美浓反水库运动的《我等就来唱山歌》等专辑成为经典。

如今,因污染环境,当局回购养猪场,引导美浓人转型。岳父家的“湖美茵”前身即是养猪场,荒废一段时间后改为民宿。林生祥的几张专辑,都是在美浓的天然环境中录就。《我等就来唱山歌》是在作家钟永丰家的烟楼上,控制台上飞着苍蝇。《大地书房》、《种树》是在“湖美茵”,乐手累了,就出来坐在视野开阔的池塘边,对着青山抽烟。他的乐器是月琴,他以客家话唱,唱的都是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与挣扎,他合作的乐手来自日本,专辑母带是在德国慕尼黑混音,多次获国际音乐大奖。他本人的人生轨迹越来越回归、缩小到仅有四万人口的美浓镇,但他的音乐却由此获得了根植于土地带来的力量,走向更开阔的世界。犹如内地八十年代县城的美浓是林生祥面对世界的底气,这里虽小,但发生的事情并不小,正是农业社会在现代社会里的凋零与自救。

我问他,会不会闷?大陆的乡村如今多是老人妇女儿童。美浓也有过类似的趋势,年轻人返乡会被视为“在外面混不下去”的失败者。不过,当初反对筑水库运动聚集起的人,在运动胜利后仍保持联络,结伴返乡,组建“美浓爱乡促进会”,因为有一批这样的人回来,美浓成为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比如,始自1995年,以客家古礼举行,至今已二十届的“黄蝶祭”,当初是因反水库而起,如今变成美浓客家文化生态的一部分;比如,台湾农村或城市边缘地带男青年娶妻困难,只好迎娶外籍如越南印尼等地女性。生活差异、语言不通、妻子的精神压力,乃至后代教育都变成社会问题。1995年,美浓开办“外籍新娘识字班”,教说本地话,融入当地生活,之后,该班联合其他地区组成“中华民国南洋台湾姐妹会”,为台湾地区的外籍配偶提供服务。林生祥也为此创作《外籍新娘识字班之歌》……在台湾举办的村落社区改造网络调查中,因丰富的客家文化和自然生活方式,美浓获票选第一。

印象中,歌手或者说艺术家,都有狷狂遁世一面,但我见到的林生祥的角色更为入世而复杂。我们到美浓的当天,他在当地有小型演出,面向“美浓爱乡促进会”联系的台北游客。仍是日常宽松衣衫,唱一会儿,聊聊创作背景,大多与美浓的生活相关。看得出来,他早已习惯这样的场合。大陆歌手“唱出来”后,都更愿意进剧场、体育场,在专业的演出环境唱给专程而来的听众,所以,我稍稍有点吃惊:就像没把八座金曲奖奖杯放心上,林生祥似乎也放下了一个专业歌手的虚荣和骄傲。只有在夜晚独处时,和大陆歌手以乐器“手谈”,对方弹月琴,他抄起吉他应和,坐在窗前,脊背微弓,嘴边叼一支烟,吉他意外的汹涌有力,我想起他说自己习惯晚睡。许多夜晚也许都是这样,有人,就弹给朋友听。没人,就弹给自己,弹给窗外美浓清寒的山水听。只有那一瞬他露出了锋芒,像一个剑客,夜夜磨着一把剑,锋芒来自孤独。

老实说,美浓的山水并不出奇,我去过张家界藏区内蒙古,内地的大山大川更美。美浓举办“黄蝶祭”的双峰山不高,一会儿就能爬完。令人感慨的是,作为旅游资源并不出奇的双峰山,可以把“黄蝶祭”做到第二十年,在岛内外声名远扬。而一路上山,树上挂的植物标识、环保提醒都让人感到它的被人呵护。回想我去过的内地的大山,奇观、壮丽、都不缺,缺的是这种被呵护、被珍视的感觉。

是的,美浓的山水并不出奇,它只是正常的青山绿水,空气干净,河流清洁,有宽敞的院子供小朋友玩耍;台北的朋友说这很正常,只要愿意回到乡下,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但我的经验是,大陆的乡村正快速建起工厂,水和空气被污染,所谓青山绿水的田园梦更多只是存在于理想中。这样看似普通的青山绿水、鸡犬相闻的乡下生活,背后是一代人努力结果,是一批年轻人选择回故乡、建筑当地文化生态、不过度开发,停止污染的养猪业,是在当局威胁到青山绿水时,人们有能力也有渠道反抗并能取得胜利……美浓这貌似普通的平静生活之下,是不普通的现代政治结构、朴素有力的乡村建设理念。正如已故美浓精神领袖、作家钟铁民所写:“农村的发展不要再朝向大众化、都市化的路子去走,农村要享有高层次、精致的生活品质,就应该设法保持农村的清纯的景观,突显传统文化的特色。让农村永远是人们心灵中的归宿、感情中的故乡”。

在各种“社区建设”案例中,通常是一些外来者、城里人给农村提供理念和资金技术支持,这样的建设中,外来者如何能摆脱一种居高临下的设计感,如何能体会当地人的真正需求而不是将先进理念强加于后者,这当中需要的不是观念或能力上的高超,而是与当地融合,与当地人形成共生的能力,它通常需要这个外来者在当地居住几年以上,才能赢得最保守的农民的接纳,方能获得另一种视角—当地人的视角。只有从当地人的角度出发,所有的变革才是适合的、能够推广的、不会在城里人离开后变成一堆废弃设施。而美浓的意义在于本地人建设故乡,它显示出,“社区建设”“重造农村”这些看似精英化的运动,并不只属于外来的知识分子,而就在每一个热爱故土的人的手中。它需要团队协作,而不是单打独斗的英雄,最终,看似普通渺小的个人,将在这过程中成长。他们重塑了乡村,而土地和传统给予他们力量,就像猪农的儿子林生祥从美浓得到的那样。

作为一名中国人,在台湾旅行是一个愉快的经历。语言相通,面貌相仿,而遇者多彬彬有礼,其浓厚的人情味在乡间更有体会;台北的大陆各地美食,可能比北京还要密集,这边,写着来自云南腾冲的胡椒肉饼,那边的菜肉大馄饨,点明是宁波老店。大到省,小到一个县,饭馆的创建者都会写出自己的出处,在招牌上。一个出处就是一个长篇故事。这些美食,跟它们的主人一起,走了十万八千里。每每被街头漂亮的繁体毛笔字击中,总会原地迷惑一下,像是穿越进入大陆的另一个平行空间。是以,《读库》约写台湾农业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我想知道,在历史小径的分岔口的这一边,他们经历过什么。

必须强调,从一个大陆人的角度看台湾农民,也许会有一个因为是外来者而造成的参照体系的偏颇。如果我对一个台湾农民说你们真幸福,公部门好照顾农民喔,我怀疑我会被打—事实上,在采访社会运动家杨儒门时,因为我流露出对台湾农人的羡慕之情,杨儒门当场冷下脸来问我是不是拿官方钱了。一个在外人看来不错的福利体系,生活其中的人仍然要面对自己生活中的痛苦与损失,要为自己的权益激烈地抗争。并且,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痛苦与抗争,有了在我看来显得极端的“杨儒门们”,才有了对农政策的不断调整—幸福并非从天而降,而是靠民间力量合理争取而来。这是台湾给我最大的教育。出发前的“台湾农民很幸福,台湾公部门很照顾农民”的印象被改变—台湾当局并不比别的当政者更善良更正义,他们只是屈服于选票,以及媒体。

而相较面目模糊的台湾当局,台湾的乡村、台湾的农民与知识分子、台湾的社区建设给我更深的印象,他们组成一个个微小但具生命力的单元。台湾的传统东方之美,乡下的礼乐风景、历经现代化冲刷而民主的精神、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每个地方独特的美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旅游纪念品,最重要的,人们脸上友善的表情,这一切才是台湾的魅力所在。人才是台湾最美的景色。就像台湾的小清新之下,是历次社会运动打下的结实的民主基础,台湾的独特魅力也绝非轻飘飘的美,它的美来自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对于传统的挣扎保留,而不是被行政意志一刀切地推进一个崭新光滑的现代化。人们对此过程的辗转消化,像蚌壳里的沙粒,磨亮痛苦后的光芒。这些有异于欧洲或美国的小而美的细节,让台湾正是台湾。

何其有幸,我看过台湾最美的表情,听过它动听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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