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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农友之间的陪伴

刘胜雄的农业知识约来自四个渠道:身体力行、农改场、中兴大学的教授、其他农友。

中兴大学在日据时代建立,最初是“农林专门学校”,后为台北帝国大学附属农林专门部,是有近百年历史的农林类大学。

从去年开始,刘胜雄每个月都去听课。之前是自己摸索,现在发现,听课也有好处,“他们比较专业。它提前会发通知单,哪天是什么课,假使跟我有关系,比如讲桃子枇杷,我就去。一个月有一天,即使不是会员也可以去听。还管饭呢。”

针对农民的教育,需要特别通俗易懂吗?并不!农民自己是行家,一点即通。农作物有病变,就拿去给教授看,“他讲给你听。讲归讲了,有一些跟实际的不一样,我们就说,诶,这个,跟我们的不一样。我的比他好,我就不听他了。老师不是所有的都知道,也是农民的经验告诉他的。”农业技术来自经验,来自大量重复所得,比如培育一个新品种,实验的人要在各种环境都种一种,最后看哪种环境长得最好,哪里的环境不适合。最终汇集报告,和农民交流。在这经验即权威之地,农民谈起专家,既有对知识的推崇与尊重,又有提起同行的随随便便与漫不经心。

上大学需要什么手续?学费贵不贵?他加入一个协会,“中兴大学高品质安全农业协会”,一年会费一千五(刘胜雄四十公斤蔬菜的价钱),会员可免费听课。

另外,农改场新品种培育成功,要做发布会,由农会通知农民。身为新社果蔬第二十二产销班班长,刘胜雄每场都到。说到产销班,他用的是另一个词,“研究班”。“农事研究班”,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会辅导农民成立的农事小组。八十年代,改为“共同经营班”,九十年代,统一为“产销班”。刘胜雄的这一句“研究班”,透露出的信息沧海桑田。他这班已有一二十年,前班长去世后,时任书记的刘胜雄接任。如今,他七十岁,对班活动不再如年轻人般热衷。产销班,每年农会都要打分,每两年市里农业局也要评比,每种打分都有奖金。“今年我都不想做了,还是打了六十几分。农会有六千块给你。这个钱,大家去玩。假使有七十分,钱就比较多。买有机肥料,市里一公斤还会补助一块五。”

六十多分,不算高。陈燕卿的稻米产销班、新社头柜枇杷产销班,能拿到九十多分。看得出,越年轻,分数越高。不由想到某农会员工说:香菇、花卉班都是年轻人,二三十岁,大学毕业,他们的产销班多有活力!你进去就会觉得,台湾农业有望了。但如果是参加果蔬产销班,你就觉得,哦!

在新社的众多果蔬班中,六十多岁,算是年轻的。刘胜雄的产销班有二十多位班员,真正做农的不到一半,另一半是什么人?“老了,没有地方玩。参加产销班,可以一起去玩。因为我们一年一定会出去一次,大家开会决定去哪儿。你一个人怎么租大巴?”去年,他们去了慈湖、大溪、客家文化馆。

在台湾,自城市返乡务农叫“归农”,在一些“归农”论坛,年轻人们讨论操作可行性:如何买地、学习技术、销售,其中,得票率很高的一条是:参加当地一个好的产销班。对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快速融入当地,学到必需技术的有效途径。但对于老农来说,技术交流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大半辈子都在其中度过的组织,在他们无力种地之后,还将继续接纳他们,一起开会,一起出去玩。这种持久的陪伴,是亲情之外、土地之外,农村给予农民的第三重亲密连接。归根到底,一个能够长久陪伴的故乡,才会有归属感。叶落归根,如果没有“根”,又归向何处呢?

一根完美的苦瓜

每天傍晚,新社许多人家的门口都会摆出若干纸箱。箱子是新的,支棱挺括。箱面是印刷好的格式,收货人、出货人都已填好。再晚些,会有人来收。

箱中是刚摘下的作物。若是寄给行口,比如刘胜雄的苦瓜,收货的会是某个物流公司。农户和物流的关系,可参照淘宝卖家和快递公司的合作:无须每天打电话,快递员固定时段上门,看你要不要发货;若是走“共同运销”,则是农会的面包车来收货,同一时刻,新社跑着好几辆这样的小车,最后,几辆车的农产品集中装入一辆大卡车,连夜行驶,正赶上翌日清晨果菜公司的拍卖,由农民自己选择去哪个市场。大部分水果蔬菜交易集中在台北“一市”、“二市”、“三重”批发市场。当日大部分农作物的最高、最低、平均价、涨跌和交易量,都会及时在网上、电视及报纸公布,农民可尽快获得行情,作为出货之参考。资讯的透明,也对盘商形成制衡。

这是新社最常见的生活场景,像每日下午,街道上升起的蒸馒头的香味一样。农民自己可以不在现场。发货单填着农户的代号、账号,走“共同运销”拍卖后,扣除运费、百分之三手续费,钱自动打入农民的农会账号。上网输入代号,能查到应得货款;如果是寄给行口,行口卖给零售商后,扣除运费、百分之十的佣金,剩下的打到你的户头。运费+ 纸箱,通常占销售额的百分之十,加上百分之十的佣金,卖一千块钱,农民能拿到约八百元。运输销售系统的普及与便利,使大部分农民不用担心农作物会烂在地里。同时也有些农民,在开发利润更高的通路。比如网络直销。

农民口中的“果菜公司”“果菜拍卖市场”,正式名称为“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它拥有最大的两个果菜批发市场“一市”、“二市”,中心为拍卖市场,周围是行口,拍卖与零售是两个渠道。行口面向零售商,租柜台并归果菜公司管理。

台湾面积小,物价易受波动。全台蔬果多数集中在“一市”“二市”,尤易造成价格大跌。相对于巨无霸式拍卖市场,小规模的行口价格相对稳定。是以,每个农民都会有若干个固定合作的行口,或盘商。

“农友没有交情,很难相处。”做“248 农学市集”的杨儒门说,假如农民不信任你,任你说破天,给钱也不卖。同时,台湾农业早已市场化,农民对价格非常敏感,家中世代务农的刘昌炀回忆童年:“常看我爸爸和叔叔们讨论价钱是否好,要不要换盘商,但我们不会去问盘商,批发出去的价钱是多少,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种自由市场的机制,盘商如果价钱给低了,拿不到货。台湾小,市场讯息高度透明,失去农民信任,会永远退出这个行当。”

如果满足农民的价格需求,又通过信任筛选,这段关系将打上农业社会“天长地久”的印记。许多大盘商的第二代还做盘商,合作的对象由老农变成农二代。刘昌炀的父亲和一位盘商合作十年直至去世,“农业社会,信任很重要。货寄给大盘商是不收钱的,到账期才给。我们只收一个送货单。卖多少,他会告诉我们。我很好奇他们之间为什么没有议价的过程。”

这种合作里,既有农业社会重人情、保守稳固的特性,又有市场经济对价格因素的追求,正是台湾农业既传统又现代的缩影。

行口及盘商,与果菜拍卖市场,一民间,一官方,其发展脉络,也是台湾农产运销发展史。盘商,民间早已有之,如粮商、肉商、蔬菜商,当台湾农业脱离自给自足,进入商业化,盘商亦发展为运销企业。盘商有:产地盘商、中盘商、大盘商……和刘昌炀父亲合作的盘商,只需投入租金租赁货车,固定时段上门收货,运到台北后再做批发,赚取百分之十的佣金;产地盘商,就地收购后,再自行批发给各地果菜批发市场;也有盘商持现金上门收购,通常目标为紧俏的农产品,如新社的香菇;也有“买青”,即还未收获时,低价包下整片地收成。如果该农作物大涨,则可狠赚一笔,手段类似期货操作。未有果菜批发市场时,财力雄厚的盘商可垄断农民的销售渠道,赚取大部分利益。零碎、多链条的销售路径中,源头的农民处于弱势,利润多被中间的大小商人吃掉。甚至,活跃在农村的诸多“贩仔”(农民对盘商的称呼)中,还出现了农民给了货却收不到钱的混乱。缺乏管理的行口也有类似混乱,农民的货物发到台北后,卖价及货款回收根本没有保障。5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各地果菜批发市场纷纷设立,各级农会积极参与(共同运销的手续费一度是农会重要收入来源),农产品共同运销兴起,由产地集中运输,至消费地之批发零售,结成一体。现代化的农产运销初见雏形。1972 年,“行政院”公布“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改革农产运销制度”列为九大措施之一,在消费地,兴建台北、台中、高雄等大都市果菜批发市场,于生产地推行农会办理共同运销(再次验证,政策通常是跟随民间脚步),至1976年,共同运销已普及台湾各大消费都市,对零散盘商形成有力竞争。争夺战中,一度民间占据上风,因为税务部门通过农会向生产者收税,卖给无固定营业场所的盘商则不必考虑纳税问题,当然农民更愿意卖给盘商。之后,农民或农民团体办理农产品共同运销,出售其农产品,免征印花税及营业税;农民的农业收入免缴纳综合所得税,解决了该问题。至此,“共同运销”成为农产品主流销售渠道。“共同运销”借助农会或青果社集中运销农产品,使其规模化产业化,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之矛盾,得以在小农经济的台湾,建立现代化的农产品销售体系,农民不必再为自己每一季农作物的销售单打独斗。它将台湾农作物的销售,嵌入整个现代化的市场体系中。而官方、民间渠道的竞争,有效遏制其中一方垄断,并促进包括物流在内每一环节的高度分工与成熟。如今,傍晚时分的农村,家家户户在门口摆出当天要卖的农作物,已变得如此寻常。

相较于每年花费巨额预算的“公粮收购”,现代化的“农产运销制度”则是以市场体系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公粮收购”成本高昂,却未改变稻农困境。同为经营面积人均一公顷左右的台湾小农,种一公顷的稻农一年收益不到十万,不抵去工资最低的工厂做半年工。而种一公顷的蔬菜或水果如刘胜雄,可以达到台湾农户中等收入,靠种菜还能外出旅行。而从市场角度考量,“菜土菜金”,或许也是市场化竞争必须承受的风险。

当然,卖农产品,最方便的还是上街摆摊。新社的菜市场,在农会外面的街两边,连绵几百米。没有摊位费、不用交税、地点自便。仔细观察发现,第一,菜市场没有人用高音喇叭吆喝。看来虽不禁摆摊,但对噪音有所控制;第二,果菜凌乱丰富,但多严守界线,退在路两侧一条白线之内,白线是道路和路肩的分割线;第三,卖完收摊,小贩会清扫摊位,用水龙头冲刷地面,直至彻底干净。

怎么做到的?为什么台湾小贩素质如此之高?

摆摊自由,但有严格的垃圾控制。台湾乡下和城市一样,实行垃圾分类。1996年至今,台湾推行“垃圾不落地”及“三合一资源回收计划”,包括:第一,垃圾费随袋征收,丢垃圾要用专门垃圾袋,袋子费用包含了垃圾费,垃圾越少,花费越少。不用指定的垃圾袋丢垃圾罚款;第二,垃圾强制分类。丢资源回收垃圾(包括饮料罐、纸类、玻璃瓶、废光盘等共三十三种)免费。变相鼓励垃圾分类;第三,取消小区门口及街道上的垃圾桶,每天定时有垃圾车来收。家庭垃圾不许丢弃路边,被拍到举报将罚款一千二百元至六千元,举报者可获罚款的百分之五十。

如今,除了火车站、影院等少数公共场所,即使在新社这样的乡下,街道上,垃圾桶也一桶难觅。许多游客都有捏着一张废纸或空矿泉水瓶,一路找不到垃圾桶,直到回酒店才得以放下的经历。

每日傍晚,《少女的祈祷》乐声一起,家家户户即微微骚动,继而,人手一袋垃圾,齐刷刷站路边等车来的场面蔚为壮观。垃圾分一般垃圾和资源回收。乡公所清洁队一次来两辆车,一辆是可回收垃圾,一辆是一般垃圾。厨余垃圾属于资源回收,倒入垃圾车中的专用厨余桶。一切垃圾,从收集源头就分开。

重点是厨余垃圾。华人饮食汤汤水水太多,厨余垃圾会造成垃圾湿度高,焚烧时用掉更多的油,产生更多二恶英等有害气体。“台塑”集团和当局合作,成立“厨余回收”系统。首先,免费给家庭发放厨余桶。厨余垃圾倒入桶内,交给乡公所清洁队,清洁队交给“台塑”;二,以此为原料,制成有机肥。一部分返还市里,用于公共绿地、云林的亚洲蔬菜中心等。剩下百分之七十,生产有机蔬菜;三,针对台湾人口老龄化趋势,结合私立的长庚医院疗资源,成立长庚养生文化村,入住者每人每月约两万元。有机蔬菜直供养生村,作为“健康膳食”,月收费约四千五百元。

刘昌炀讲完这一串流程,评价说:不能只靠公部门。他们其实很无能。有时还是要企业,把整个环节设计清楚。

和许多政策一样,这同样是民间与当政者角力的结果:台湾垃圾最初采取露天堆置、填埋,爆发垃圾污染,填埋场爆满,新址难觅,选在哪里都遭遇猛烈抗议。当局意欲推行垃圾焚烧,“一县市一焚化炉”,却被各县市的“反焚化炉运动”逼停。包括“主妇联盟”在内的民间团体一边推行垃圾分类,一边游说当局停建焚化炉,实行垃圾分类。现今的政策,即公部门向民间学习的结果。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及“环保署”表示,台湾垃圾回收率,从1998年的百分之五,至2010年达到百分之四十八点三。而垃圾分类后,垃圾量大减,已经兴建的焚化炉都面对垃圾不够烧的窘境。

刘胜雄何不摆摊卖菜呢?传统中,农民只管种。卖,历来交给商人。如果农民整天摆摊,谁去种地呢?

也有灵活的销售渠道。有些菜农,清晨采摘,挑到路边叫卖,卖得差不多就回家。

刘胜雄的灵活渠道是他在东势区开补习班的二女儿。每天早上六点多,女儿带些蔬菜到东势,摆在补习班门口,上课时收起。久了,有人知道这里菜便宜,没农药,会特意来买。

“说实在的,我女儿很辛苦,我每天都让她卖菜。不是她的本业。”他的苦瓜种得很漂亮,在乡下卖不上价钱,每公斤只四十几块。这是比较丑的。这种寄到台北,更不值钱。顶尖的运到台北,运费、箱子钱自己出,一箱一千块(二十公斤)的话,他只能拿八百多,还是合一公斤四十块钱。

但仍然要发到台北。产期到时,每天摘几十上百公斤,一个地摊根本消化不完。

刘胜雄有四个孩子,二女儿在东势开设补习班,老三儿子也在补习班教书。他俩住在家里。他亲热地管自己儿子叫“宅男”。又替女儿担心:补习班一个店面,每月租金四万多,还要再请两个老师。一个月这就要多少钱!

会不会希望孩子也来务农?他含蓄地说,补习班,到某个年纪你还能做吗?以后五十几岁了,你做什么?我现在帮他基础打好。

在许多都市人喊着“三十岁就退休”“真不想去上班”的同时,农民对自己的职业却有一种奇特的忠诚。许多都市人视“退休”为自由解脱,可是农人会一直做到做不动。农人的抱怨,是农作物卖不上好价钱,但他们很少抱怨农活本身、土地本身。好像土地给了他们一些城市里的水泥地给不了的东西。

不到半小时,衣服湿透。挑件干的换上,湿衣服挂回去晾。明白了棚子里为什么会挂几件T恤。农民在地里的时间,可能要超过在家。山下建更衣处,山上修厕所,都是为了让自己更舒服。

山上果园外,他像将领巡视防线,白色肥料袋上,黏到的蚊蝇并不多。即使这样,即使防蝇网像蚊帐一样遮得严严实实,苦瓜一露头,仍立刻套袋。果蝇叮一口,可以放十只虫。它能够叮十颗果实。“一半公的,一半母的,想想那是多少!”地头放着塑料盆,十几条苦瓜淹在水里。他掰开一根给我看:全是虫,活的。生虫的苦瓜被抓来淹水,发酵做有机肥。在农业的循环中,自然界的一点一滴都不会浪费。

台湾农民对价格的敏感、技术上的精雕细琢,在刘胜雄身上高度呈现。他对土地兴致盎然,仿佛脚下踩着宇宙的无限可能。山下菜地,每逢台风就涌泉水,去年,他终于想到办法,挖开土地,埋四个直径一尺半的水泥管。然后叹:直到这种年纪才想到。技术的追求永无止境,不满足向农改场求救,索性去上大学,从“怎么办”到知道“为什么”。不像许多老农依赖农会,也抱怨农会。他几乎不提农会,不走“共同运销”,而是自己卖自己的,因为他够强大。他对技术的无止境投入里,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农业黄金时代的印记(普遍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改、农会改组、科技投入开启台湾农业高增长通道),他相信技术、相信付出就有回报。他是1953年农会改组后培训出的第一代新农民,挺过残酷的清洗式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二十一世纪的成果展示。他的苦瓜,硕大丰美洁净,毫无瑕疵,在有机渠道、网络直销出现之前,他是大众渠道中的胜者与王者。这也是他对“农委会”(即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的“吉园圃”验证毫无兴趣的原因,在菜市场,一个标章,远不如一根完美的苦瓜本身更有说服力。在他的时代,他做到了最好。而新时代农民的烦恼,不是他的烦恼,作为一名农业大军中的即将谢幕者,他不再是主演,就像他不再想管理他的产销班一样,他的精力从外部逐渐收回,聚焦在脚下这一甲地上。

他每天来地里,上午几小时,下午几小时,像上班。果实日夜都在长,果蝇日夜也在长,地里的收成和麻烦日夜都在长,他有干不完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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