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位于桃园市的火车站开出，到丰原，要一个半小时路程。路两侧是典型的台湾乡村的景象：两三层楼的住房，黄绿红条纹颜色鲜艳的“7-11”便利店、红色彩条间隔的惠康超市、小饭店大多在外壁上写着包括卤肉饭在内的几行菜单。间或出现的槟榔铺，总是先看到一张丰胸翘臀的大幅美女照，行近了会看到，玻璃橱后，坐着一个不如照片美艳但也俏丽动人、穿着清凉的姑娘。

丰原客运站换乘去新社的大巴，沿途一直持续着这种枯燥的重复。但随着乡村的深入，城市的后退，颜色鲜艳的便利店越来越少，多起来的是停在路边的农用车，招牌上写着“芒果一堆一百元”“荔枝一堆”“地瓜一堆”的字眼。丰原到新社，大巴要走五十分钟。

真可算地处偏远了。

但没有明显的农村和城市的界限。一样有柏油路，一样有商店，一样有汽车来来往往，人们的服装不如台北的年轻人那般新潮，但和台北上年纪的人们穿得差不多，不会有“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突兀之感。

要进入新社，先经过一座山，新社比台北明显凉快，采访时正值七月末八月初，大陆多处气温突破四十度。新社根本不用空调，晚上还要盖条薄被，这和它坐落山中有关。但和想象中山村之凄清寂寥不同：主街上，汽车来往不停，深夜不息。

贯穿新社的主街叫中和街，是一条两车道的窄窄的街道。当地人指着一些空房子告诉我，这些以前都是商店。这条街的式微，有人认为是外环路的修建，导致更多的外地车直接走了那条路，它通往“新社花海节”，“香菇一条街”随之兴起。也有人认为原因是农村大环境的式微，年轻人外出，消费力变弱。

在这条街大南里的这一段，有一家汉堡早餐店、两家药店、一家老式百货店、一家渐渐歇业的鞋店，以及哪里都会有的五金店机车店。还有一家一天只烤五个面包的面包房，卖完面包，老板娘喜欢坐在当地半山坡的咖啡馆，很文艺地点一杯咖啡坐在窗前发呆。大南的这些商店，都带着八十年代的气息。但只要进了“7-11”，各种各样的面膜、饮料、时尚杂志……台北“7-11”有的，这里都有。去最近的“7-11”，骑车要十五分钟。

在这样一条寂静的街上，“新峰农场”很显眼。

门口种满花花草草，店门上方的大招牌上画得花花绿绿，走可爱路线。店面主色系是绿与白，看上去清爽活泼。产品有梅子、水果酵素、老板娘手工自制零食，以及用苦茶油生成的天然清洁剂。标签多为歪歪扭扭的手写体，还有张纸条：如果老板不在，就是他上山干活了，有事请打电话—第一次看到，以为那位“上山干活”又会卖萌的老板，一定是位回乡务农的年轻人。这家店和这条街上别的静静存在的店不同，它像对着年轻人叫喊：快进来！我有好玩的！

“上山干活”的是位面孔黝黑的老农，陈荣雄。这个店是他女儿设计的。她在景观公司做兼职，接农村再生的案子来做，设计一间店面只是小事一桩。但这个店的老板，以及“新峰农场”的主要经营者，仍然是陈荣雄和他的太太。

六十一岁的陈荣雄务农三四十年，拥有一甲地，主要种葡萄、橘子、甜桃。之前，像大部分农民一样，卖给大盘商。辛苦一年，还不如去工厂做工。“务农真的很辛苦，想换个跑道。看能不能改善一下生活。”

为改变农业结构僵化、农民所得偏低的现状，汲取英国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推行的“假日农场”的经验，台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提倡休闲农业，从“扩大规模”转为思考农业的其他功能。1992年“农委会”发布“休闲农业区设置管理办法”，规定休闲农业区，土地需毗邻且合计面积五十公顷以上，意图发展大型休闲农场。小农经济的台湾农民，很难通过审核。同时，民间休闲农业早已自行发展，观光果园纷纷涌现。为跟上民间发展，追认既成事实，经过三次法规修正，休闲农场面积下限放宽为零点五公顷。

2002年，台湾加入WTO，经贸自由化及当局承诺减少农业支持，对台湾农业造成极大冲击。“休闲农业”融合当地农业特色，为“进口产品”冲击不到之处。当局再度积极推动，“休闲农业辅导管理办法”（即“休闲农业区设置管理办法”）再经修正，最初严苛的限制越放越宽，台湾休闲农业逐渐兴起。12

以“休闲农业”十年间五次法规修正可清晰看到，该政策并非推出时就臻于完美，而是跟随民间社会不断修正，以更贴近社会真正需要。这也是台湾许多农业、经济政策的成长脉络，比如在两岸贸易中，台湾开放脚步愈迈愈大，“但实际上只是追认既成事实……说得坦白一点，是厂商及舆论推动着当局做决策。”13

说回新峰农场。2003年，一直注意吸收新资讯的陈荣雄搭上“休闲农业”这趟车，把名下一甲地改为“新峰农场”，到现在，一步步扩大到这家店面，以及旁边的民宿。有一定知名度后，和旅行社合作，葡萄不再批发给大盘商，而是以市价，让城里消费者直接来采摘—连采摘的人工钱都省了！

当年在新社，这算一个前卫之举。如他所说，一般农民都是老实人，“转型”？做什么？往哪里转？大部分人不敢这么干。“新峰农场”是新社第一家农场。

休闲农业不得改变农地用途，即使建造游客休憩区等设施，也不得超过农场面积的百分之十，更不可能建造人工游乐场。整体思路是以田园景观、自然生态，结合农业活动及农家生活，提供大众休闲，增进人们对农业的体验，从而提高对农业农民的关注与支持。

所以，转型后的新峰农场，地，该怎么种还怎么种，改变是营销上的，“比如说，客人来采摘。我们照市面上的价格直接卖给客人，不会给中盘商再剥一层皮。”相应的，也要租游览车，自家人上阵做导览解说—土地的生产功能不变，结合环境，农民提供更多的观光服务，从而使土地产出附加值。换句话说，休闲农业，可视为农民自身在服务业上的扩展。

最苦的是头两年。没有经验，客人来，不知道怎么安排他们。没客人，更愁。

采访是在晚上，先是陈荣雄的妻子回答，儿媳坐在旁边，有时插话补充，并越来越成为主要回答者。然后陈荣雄走过来，沉着稳健地应答，替下了要照顾孩子睡觉的儿媳妇。这也是农场对外接待的主要结构，以陈荣雄为主，但年轻人的参与，补充了活力。

这结构，是在近十年的游客接待中锻炼而成。

做休闲农场，客源最重要。客人从哪里来？他们用网络行销，最开始是买一个固定的空间做广告，简陋到只有一页。后来向“农委会”申请“网络建制”经费，做网站。经费是一万元，做网站，包括头一年的维护费用，都有了。也在雅虎奇摩上卖水果。不过，网上渠道最好的是“大台湾旅游网”，上面有农场介绍、联系方式，还有折价券。客人可以拿折价券来店里消费。一天算下来广告费要十块钱。

网络并不是他们的主渠道，实体店才是。

和一般六十多岁的农民不同，陈荣雄很少提及农会。他的资源来自更加商业化的渠道：旅行社、各种协会、新社商圈。

“在新社，你不能只做自己的事情，”儿媳一边看着疯跑的两个小孩，一边说出这句很有见地的话，“不能只叫游客来采收，采收完他去哪里？你要做大环境，连周边都推广，不能只推广自己。（要让客人知道）摘水果之后，你还可以去哪儿。我们组成一个Team，加入一个商圈，叫‘新社休闲农业导览发展协会’。”

这个名字巨长的协会，在新社约有五六十家会员，直接务农的，只有菇农和新峰农场，其他都是休闲庭院、咖啡简餐、民宿。每月开会，决策由理事会做，两年改选一次。

协会的责任，对上争取资源，对外建设新社商圈，形成共同繁荣。

“一个农家跟‘农委会’争取，机会很渺茫，但你透过一个协会一个组织，资源会很多。”说到和协会有关的内容，儿媳成为主力。平时，照顾孩子之余，她的工作之一是去协会开会。如果她没空，陈荣雄去。他们参加不止这一个协会，还有台中市民宿协会、农场协会、观光发展协会等。

每个协会争取的资源都不同。

“台中市民宿协会”代表台中市民宿，目前在跟官方争取如下权益：第一，公部门在执行法条时，能否从宽解释。理事乔德华自己就是退休公务员，他说，台湾近几年，自从马英九讲要依法行政，公务员怕犯错，解释法条都是从严。比如，民宿要做绿化，种些树，做些小桥流水，假山凉亭。但在台湾，喷到水泥就是施工，如果严格执法，全算违章。冲突的背后，是台中县市合并，法条随之升级，之前是偏远地区标准的卫生安全消防，改为都会标准。而更深层次，是经营者对民宿标新立异之改造，与官方希望维持农业环境生态平衡之冲突；第二，民宿业希望公部门做些推广工作，比如做光盘、旅游展、商展。官方在介绍新社时，有建议景点，那能不能民宿也可以成为被推荐对象？乔德华严厉地说，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义务。如果我没饭吃，如果大家民宿都不做了，台中市长还能干吗？是市长不行欸，不是我们不行，为什么别的县市蓬勃发展，屏东台东绿岛，民宿全都爆满，为什么台中市的民宿都不干了，说明你执法有问题。当局每年都给你们钱，你有推行、服务民宿的义务。

而侧重新社商圈建设的“新社休闲农业导览发展协会”，最近争取到的是新社的电子化。在协会的努力下，官方补助了五六台“触摸式电子导览机”， 商家在后台上传资料，比如新峰农场现在采摘多少钱，一点就出来。大家开会表决，决定它们的摆放地点，要在公认游客最多的那几个店。

还有，店家为了吸引游客，招牌总会越做越大，越画越夸张，招牌林立后，会被管理部门拆除。怎么指引客人到店里？他们想到捷运（地铁）的概念，全新社的电线杆涂一小块，绿色路线，黄色路线，咖啡色路线，然后做一份导览图。这次，因为是商业行为，申请对象也由“农委会”改为“经济部商业司”，经费申请下来后，协会委托外面厂商完成。

以及，所有店家都可以申请免费WIFI，会得到一台免费机器，游客可以在店里免费上网，等等。

另有些隐性资源，比如培训课程。仅“一乡一休闲”计划中，便包括休闲农业理念、功能、规划设计、经营管理、申请手续在内的系列课程，也难怪，儿媳会把“去上课、开会”当成单独一项工作特地提出。

在“转换跑道”经营农场十年之后，陈荣雄一家已由纯粹的农民，转为半农半商的思维。务农可以独善其身，经商，则必须共同繁荣。

和旅行社合作后，想体验农家采摘的都市客，被运到了农场。“去年更好，第二期跟旅行社合作，大部分葡萄都是客人采走的。”谈到这句，他喜形于色。的确，农场主要劳动力只有六十多岁的陈荣雄及妻子，采摘期以及剪枝套袋时，通常要雇工人。一天约八百。这是十几年前的价格，至今未大幅更动。但即使给钱，也找不到工人。

新社近几年发展香菇业，香菇是人力高消耗产业，以致其他种类的农民总是面临雇工荒。不得已，陈荣雄和妻子采取了台湾农村最传统的“换工”。

“换工”，农忙时人手急缺，非单个家庭能承担，遂产生农村的交换工作传统，又称“交工”。农民互助组成“交工班”，今天到你家，明天到他家，大家轮流做，直至农事结束。采访的头一天，老两口刚刚给别人工作了一天。一般是事先打电话约：哪时间有空，过来帮忙。现在（七月底）是农场最忙的时候，葡萄有的刚剪枝，有的花刚落，有的刚长出小葡萄，都要做管理。再过二十天，套袋又要忙一轮。前天是两个换工的农民来农场做，加上媳妇、儿子、老两口，又请一个人，一共七个人才忙完。

“（换工的人）他们要做，我们即使没时间，也要拨空去做。他们说明天要做，我们不能说，不行哪，明天我们没有空。没有空也要去。”

那如果我帮你做一天，你又帮我做一天，是不是就“两相抵消”，之后我就不该再打电话，要求你来给我换工了？“没有，如果有需要的话，一定会打，做来做去啦，互相。因为请不到工人。比较省。”陈荣雄妻子心直口快，两句话说出两个换工仍存在的理由：既因为人工荒，又节省成本。

儿媳负责照顾家庭，带两个孩子，以及去开会。儿子做水果批发，即盘商。因为自家也在种，他能更了解当年的行情。比如这一批水果产量比较少，可以囤货，到下一个年节卖个好价钱。同时，农场未能被客人及时采摘的葡萄，也交给他卖掉。

不得不说，陈荣雄一家职业结构十分合理。生产者+ 销售者+ 休闲导览者，两代人结合，务农以老人为主，充分利用老农的丰富经验；销售则加入年轻人构想，辐射多种渠道。而下一代，虽然不是专业务农，但都从事周边产业，一旦有需要，比如说，农场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马上可以转为专业农民。这似乎也是台湾农民两代人的常态。

农村和大城市最大的区别，大概是作息。入夜之后，新社就很安静了。在自己家用扩音器嚣张地唱卡拉OK的人，在十点以后也安静下来。

在这家颜色活泼悦目的店铺里，接受采访的人，从三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一个，最后只剩陈荣雄，而他也明显累了。最近葡萄采摘季，他每天五点半到农场，天黑收工。

旁边是民宿。从做农场接待游客、开店卖农副产品，到最后，似乎是顺理成章地开民宿。

夜深了，陈荣雄扳着手指头，一项一项地算成本，这个时候，他显得格外疲倦：民宿装修花了一两百万；果园张网，一百万；一年的有机肥要六万；他还自制液体肥料，并略带一丝肉痛地数着原料：牛奶、糖蜜、海草精，“有时还有鸡蛋咧。”海草精，二十公斤就六千块。肥料一年，加起来差不多要用十万。

他停了一会，“欸，你这样算起来，不划算的啊。”挠头，“我不曾算的了，反正要投资就投资。”他本来是老辈人观念，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想借债。但民宿投资浩大，到后来，也向农会贷了一两百万。“回收比较困难，花一两百万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来。”这话里有一丝隐约的不安。这一家人，正从务农，跋涉向陌生的领域：民宿、旅游、观光，老农大半辈子的经验用不上了。惶恐感，或许是农业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

现在，陈荣雄最发愁的是接下来到十一月之间，拿什么给游客采摘。葡萄、梨子，都结束了。百香果太便宜，不值得采摘。番茄倒是贵，可是怕病菌，不能放人进去摸。香蕉？你摘一串，整个一嘟噜都被拧下来，客人根本要不了那么多。他深深叹息了，之前是没客人，水果卖不掉。现在有客人，却竟没有水果！他枕着自己的胳膊肘，陷入沉思。也许他在想，“为什么不能每个月都有水果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