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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第二章

在那时候,只要碰到合适的机会,他就会像故事中的隐修士或神灵一样出现在我面前,腋下夹着一本大书,用一根弯曲的长手指偷偷地召唤我,神秘兮兮地给我递眼色,还用他的头、他的眉毛、他的肩膀、他的全身示意我去花园深处隐秘的地方,没有人会到那里去找我们,也没有人能够在那里找到我们!看,我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逃了出来;看,我们顺利地到达了我们的一个秘密地点;看,我们已经并排坐好,书本正在慢慢打开,书中散发出一阵腐旧的气味。可对当时的我来讲,这却是一种无法形容的芳香!我怀着怎样的激动和怎样的不安,默默地期待着,眼睛望着普宁(Пунин)的脸、望着他的嘴唇—从这嘴唇里马上就要流出一长串美好的话语!朗诵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周围的一切全都消失了⋯⋯不,不是消失,而是像一阵烟雾一样的远远地飘走了,只留下友好和慈爱的印象!这些树木、这些绿叶、这些高草把我们团团围住,将我们与世上其他的一切隔离开来。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什么人。而陪伴我们的是诗歌,我们沉浸在诗歌里面,我们沉醉在诗意之中,我们正在做一件重要、伟大、神秘的事情⋯⋯普宁特别喜欢读诗—喜欢读铿锵有力的诗。为了这些诗他可以不要命!他并不是在读诗,而是像一个喝醉了的人、像一个疯子、像女祭司皮蒂娅那样,带着鼻音,庄严、流畅、爽朗地把它们呼喊出来!而且他还有一个习惯,开始先把诗轻轻地念一遍,声音很低,好像在喃喃自语⋯⋯他把这个叫做“草读”。然后他突然把同一首诗大声地“精读”出来,他会猛地跳起来,举起双手—不知是祈祷,还是命令⋯⋯

就这样,我们不仅读完了罗蒙诺索夫(Ломоносов)、苏马罗科夫(Сумароков)和康捷米尔(Кантемир)的诗⋯⋯连赫拉斯科夫(Херасков)的《罗西亚达》(Россияда)我们也读完了。

有一天夜里,屠格涅夫和普宁偷偷潜入两人都被禁止入内的藏书室,找到了那本《罗西亚达》和《象征之书》(Книга эмблем)。“我们的房间里放着很多家制、带玻璃门的黑漆柜子,上面落满了灰尘,”—屠格涅夫写道:“里面堆着许多18世纪70年代黑褐色精装封面的厚书,横躺竖卧、大头朝下的都有,用绳子捆着,蒙着一层灰,散发着老鼠粪的味道。当时我8岁或9岁。一天夜里,我和一个家仆(一个年轻人,甚至算得上一个不甚高明的诗人)约好,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书柜里好好搜索一番。当时正值深夜,我们撬开锁,我踩在他的肩膀上,双手都擦破了、出了血,弄到了两个大家伙。他马上把其中一本拿走了,我把另一本藏在楼梯下面,惴惴不安地等着天亮。落到我手里的那本是1780年印制的《象征之书》,特别厚,每一页都绘有6种符号,反面附有4种文字的说明。我一整天都在翻看我的书,上床睡觉时,满脑子都是模模糊糊的形象。我忘记了许多符号的象征意义,只记得像‘咆哮的狮子’象征着伟大的力量,‘骑着独角兽的黑人’象征着图谋不轨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夜里可真够我忙的!独角兽、黑人、沙皇、太阳、金字塔、宝剑、蛇,旋风般在我可怜的小脑袋里旋转。我自己也成了符号,我也‘象征着’某些东西—一会儿被太阳照亮,一会儿陷入黑暗,一会儿蹲在树上,一会儿坐在坑里,一会儿腾云驾雾,一会儿跑到钟楼上,行走坐卧,忙得不亦乐乎。有个人来叫我起床,我差点没问他:‘你是什么符号?’”

偷书的事始终没有被发现,但这未能挽救谢列布里亚科夫。因为某种过错,他被送去当兵了。万涅奇克同他永远告别了。

瓦尔瓦拉不想让儿子们学习音乐,她认为这不是男人应该学的东西。后来,屠格涅夫经常对此感到十分后悔。不过,他们母子之间也有短暂的心灵相通的时刻,也许正因如此,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才特别喜爱万涅奇克,难以让他离开自己。他们两人都喜欢鸟。

瓦尔瓦拉在斯帕斯科耶给儿子写信说:

因为想念你,我在所有房间里都养了山雀⋯⋯它们有时候唱歌,有时候淘气。我还养了一只金丝雀,鸟舍里还有红腹灰雀、黄雀、金翅雀、黄鹀和仓头燕雀。黄雀唱歌,金翅雀鸣叫,而红腹灰雀低吟。”在另一封信中,她写道:“鸽子们笃笃地敲着窗户⋯⋯咕咕⋯⋯咕咕⋯⋯咕咕⋯⋯新来的仆人叶戈尔卡(Егорка)笨手笨脚的,拿着鸟食和袋子走过来,鸽子们朝他飞过去,最后,落在台阶上、凉台上,拥挤、打闹、争抢,而这时,12点的钟声敲响了⋯⋯

父亲不过问庄园的管理,也不关心孩子们的教育。“一次,只有一次!—他对我表示了一点温情,使我差点哭出来⋯⋯”—屠格涅夫回忆道。

新婚第一年,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与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还曾试图和睦相处、相互理解。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带着年轻的妻子和7岁的尼古拉、5岁的万涅奇克去欧洲开眼界。他们游历了柏林、德累斯顿、卡尔斯巴德、奥格斯堡、伯尔尼、巴塞尔、巴黎、斯特拉斯堡、卡尔斯鲁厄、纽伦堡、布拉格、维也纳⋯⋯然而,每到一处,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都会遇到别的女人—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

终于,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厌倦了吃醋,与家庭医生安德烈·叶夫斯塔费耶维奇·别尔斯(Андрей Евстафьевич Берс)谈起了恋爱。瓦尔瓦拉跟他生了个女儿,并以自己的名字为她取名为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波格丹诺维奇—卢托维诺娃(Варвара Петровна Богданович—Лутовинова),以养女的名义留在自己身边。安德烈·叶夫斯塔费耶维奇·别尔斯拒绝承认这个女儿,后来他结婚了,他的大女儿索菲娅(Софья)成了列夫·托尔斯泰[1]的妻子。这两位作家经常以这种独特的亲属关系取笑。

有传闻说,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养在法国的路易·波梅(ЛуиПоме)。不知这是真是假,不过伊万·谢尔盖耶维奇与波梅的确见过面、通过信,而且还成了好朋友。

1827年,屠格涅夫一家迁居莫斯科,在萨莫捷卡(莫斯科的一个区,附近有一个萨摩捷奇内池塘,流经该池塘的涅格利纳亚河在上游叫作萨莫捷卡,该区因此得名萨莫捷卡)租下一处市内庄园。

不过,父母并没有在莫斯科待很久,他们把孩子们送进寄宿学校后,就去国外温泉疗养了,去治疗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肾结石病。儿子们必须以“日志”的形式给父母写信,详细汇报他们每天的情况。寄宿学校毕业后,屠格涅夫考入了莫斯科大学的语文系,后转入圣彼得堡大学,在那里他结交了后来的伟大历史学家季莫费·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诺夫斯基(Тимоф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Грановский)[2]。屠格涅夫曾匆匆地见过普希金(Пушкин)两次—一次是在普列特尼奥夫[3]教授家中,另一次是诗人不幸因决斗去世前在恩格尔哈特(Энгельгарт)的早场音乐会上。

疗养院的治疗未能挽救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1834年他去世了。1837年秋天,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去柏林修完学业。在那里,他周围一部分是俄罗斯学生,一部分是德国学生,他们都是“快乐、诚实、头脑清醒的人”,对大自然的奇迹与人类智慧的财富赞叹不已。“每个人眼中都充满欣喜、双颊通红、热血沸腾,我们谈论上帝、真理、人类的未来和诗歌。”—屠格涅夫后来在《罗亭》(Рудин)中回忆到。

瓦尔瓦拉饱受离别之苦,她恳求儿子:“你那昂贵的礼物对我来讲算什么?珍贵的是关心。花籽在第一家种子店—你的每一片小叶子和每一颗小种子都被照顾得好好的,但是!—这也成了你的负担,我有两封信没收到说好的小礼物了。柏林制造的东西是多么重要,绣花底布上的小花纹、细丝带、小戒指—我愿意一千次亲吻这些东西。可是!在这方面,你不像父亲,不像母亲,也不像哥哥。你父亲为了多寄回或带回一条小丝带和小帽子,宁肯节衣缩食。”

[1] 列夫·尼古拉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19世纪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与屠格涅夫的一生的关系历经了朋友—冤家—挚友的变化。—译者注

[2] 季·尼·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俄国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莫斯科大学教授。—译者注

[3]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列特尼奥夫(Пё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летнёв,一译普列特涅夫,1792—1865),俄国诗人、评论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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