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方面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谈得太多了呢？尽管我们的读者中未必有人会对下面的现象感到奇怪：在计划长期出国旅行之前，人们总是忙得团团转，几乎踏破各种办公室的门槛，力图在出发前的最后时刻办好自己的事情。

我们还是把财会该做的事情放在一边，以便直接讲述我们主人公的婚姻。

叶赛宁对伊莎多拉的感情，起初只是对她强烈的爱情模糊而忐忑的回应，而如今，它似乎与伊莎多拉对他的爱一样，狂热而强烈地燃烧着。

伊利亚·施耐德接着说。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1]，我们三个人早早就出发去哈莫夫尼基苏维埃的户籍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登记处就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十分干净的胡同里。

伊利亚·施耐德写到。

登记处的房子是灰色的，而且规规矩矩的，一看就是办公之地。当问到他们准备选取哪个姓氏时，二人异口同声地表示要选择复姓“邓肯—叶赛宁”。

结婚证和他们的护照上登记的都是“邓肯—叶赛宁”。邓肯手头甚至没有美国护照，她来俄罗斯苏维埃时带的是被称为“一纸空文”的所谓的法国护照。在这个小本本的最后一页上，贴着伊莎多拉的一张小照，小照上的她异常美丽，一双生动传神的大眼睛水汪汪的，熠熠闪光，充满热情。1940年，我把这个小本本和叶赛宁的信一起转赠给了文学博物馆。

“现在我是邓肯了！”当我们离开登记处来到大街上时，叶赛宁大声喊到。

前一天夜里，邓肯拿着所谓的“法国护照”来到我身边，面带羞色。

“您能不能在这儿稍稍改动一下？”她更加不好意思地请求我。

我没明白她的意思。于是，她用手指点了一下她的出生日期。我笑了：眼前的邓肯是那么漂亮、匀称、苗条、年轻，比我几年前在格尔采尔（Гельцер）家初次见到的那个伊莎多拉·邓肯美丽得多。

但现在，她却羞涩地站在我面前，用一根手指盖住黑墨水写的她的出生年份。

“嗯，墨水我倒是有。”我装作没有发现她的窘迫，说：“不过，我觉得您好像用不着这个。”

“这样做是为了叶赛宁。”她答道，“我和他都感觉不到我们之间有15岁[2]的差距，但是这里写着呢⋯⋯明天我们就要把护照交给别人了……他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吧……这本护照我很快就不用了，我会拿到另外一本护照。”

我改了那个数字。

苏联的各个行政部门很快就办好了护照，而邓肯和叶赛宁意欲前往的那些国家的使馆，却迟迟没有给他们办好签证。

事实上，签证的办理也没有耽搁很久。1922年5月10日，叶赛宁和邓肯就已经离开莫斯科，飞往哥尼斯堡了。对于我们这些21世纪的人来说，签证只需等一个星期，已经算是十分幸运的了。可对于耐心不足的邓肯来讲，缓慢的签证期难挨得要命，因为她已经习惯于出门旅行之前必须一切准备就绪、到位，而且随时随地有剧院、剧院老板和观众恭候了。顺便说一下，是我无谓地打断了伊利亚·施耐德的叙述。

……从莫斯科机场起飞，定的是早班飞机。

叶赛宁是第一次坐飞机，显然心情激动。邓肯预先准备了一篮子柠檬：

“他可能会晕机，如果他吸柠檬汁的话，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

那时候，飞机上都给乘客发特制的帆布服。叶赛宁脸色惨白，战战兢兢地套上了大袋子似的衣服，邓肯却没有穿。

登机之前，我们坐在机场草坪上等待出发，邓肯忽然想起她没写遗嘱。我从军用背包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蓝色记事本。邓肯在窄窄的两页上迅速写下了简短的遗嘱：如果她死了，她的遗产继承人将是她的丈夫—叶赛宁—邓肯。

她把写有遗嘱的那张纸拿给我看。

“可你们坐的是同一班飞机，如果失事的话，两个人都会死的。”

“我真没想到这一点。”伊莎多拉笑了，然后迅速加上一句话，“如果他死了，我的遗产继承人将是我的弟弟阿福古斯丁·邓肯（Августин Дукан）。”她在此页下方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姓名，伊尔玛·邓肯和我也作为证人签了名。

终于，邓肯—叶赛宁夫妇坐上了飞机，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发动机的响声震耳欲聋。突然，窗户（那里是些大窗户）里出现了叶赛宁苍白、惊恐的脸，他在用拳头敲打窗玻璃。原来，是那篮子柠檬落下了。我赶紧奔向汽车，可司机已经迎面跑来了。我抓起篮子，追着飞机就跑，跑道不平，我一瘸一拐地跑得很慢，但我还是追上了飞机，跑到机翼下方，把篮子从叶赛宁放下来的窗户边递了进去。

轻盈的飞机快速滑出机场跑道，离开地面，在耀眼的蓝天中，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影子。

[1] 叶赛宁和邓肯登记结婚的日期是1922年5月2日。

[2] 叶赛宁和邓肯实际的年龄差距为17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