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第二次见到叶赛宁已经是在柏林了，这时变得成熟了的诗人与自己的夫人一起出现在她面前。

叶赛宁身穿晚礼服上衣，后脑勺上扣着高筒帽，衣襟上别着一朵菊花。这看似完美无缺的三样东西集中在他身上，有一种化装舞会的感觉。高大而华丽的伊莎多拉·邓肯脸上还带着演出时的妆，走在他身边，锦缎的衣裙下摆在路上摇曳。

风吹起她紫红色的头发。人们纷纷向两边闪开。

请注意，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说，叶赛宁的外表看上去像参加化装舞会，至于邓肯，她这样描绘她：“高大而华丽……脸上还带着演出时的妆”。别见怪，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不是在平常散步时遇见邓肯—叶赛宁夫妇的。极负盛名的妻子尽最大努力让公众了解自己的丈夫。叶赛宁的诗歌暂时没有德语或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译本，因此，他的知名度仅限于移民圈。所以，她的直接任务就是尽可能地让人们记住他、谈论他，不让叶赛宁觉得自己仅仅是名人妻子的附属物，男人不能容忍这种落差，这就是她不在郊外某处散步、不坐在人工湖岸上舒适的咖啡馆里休闲或者徜徉于各个博物馆，而不得不像现在人们所说的，出卖自己面孔的原因。也正因此，她才穿着不便于也不适合在城中散步的曳地锦缎长衣。您能想象得出，如果邓肯的长衣下摆真的像克兰季耶夫斯卡娅描述的那样拖在身后，那么，散步归来它将是什么样子吗？

如果邓肯是一个人，如果她不需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保罗·波烈[1]的精美衣裙完全可以满足她的要求—既贵重，又好看。

但是，让我们继续看……

“叶赛宁！”我喊了一声。

他没有马上认出我来。知道是我之后，他跑过来抓住我的手喊道：

“哎呀天啊……是您啊！西朵拉[2]，快看这是谁……”

“是谁啊?”伊莎多拉问到。她淡紫色的眼睛几乎没有看我，却停在了我手里领着的尼基塔[3]身上。

她久久地、好像带着恐惧似的死死盯着我五岁的儿子，由于使用阿托品药水而逐渐扩张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里面含满泪水。

“西朵拉！”叶赛宁拉了她一下，“西朵拉，你怎么了？”

“噢！”她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尼基塔，终于呻吟起来，“噢，噢……”然后，她在他面前跪下来，就在人行道上。

此时此刻，邓肯不是在表演：死去的孩子们的幽灵日夜缠绕着她，使她不得安宁，即使有他—丈夫和情人叶赛宁，即使天才叶赛宁特别像她亲爱的帕特里克[4]，即使有时他可以变成她的帕特里克。

尼基塔吓坏了，像个小狼崽一样看着她。可我什么都明白了。我努力扶她起来，叶赛宁帮我一起扶她，周围聚集了一些好奇的人。伊莎多拉站起来，把我从叶赛宁身边推开，用围巾蒙住脑袋，头也不回、旁若无人地在街上走起来，活脱脱像索福克勒斯[5]悲剧中的人物。叶赛宁跟在她身后跑着，头上戴着那顶讨厌的高筒帽，惊慌失措。

“西朵拉。”他喊道，“等一等！西朵拉，怎么啦？”

尼基塔把头埋在我的膝头，痛苦地哭着。

我知道伊莎多拉·邓肯的悲惨遭遇，她的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多年以前在巴黎的一场车祸中丧生。

一个雨天，他们和女家庭教师一起坐车经过塞纳河，司机在桥上刹车，可桥上的木板路太滑，车仍然前行，翻过桥栏杆落进河里，没有一人获救。

男孩是伊莎多拉的宠儿。英国Pears’a牌香皂那则著名的广告上，他的头像举世闻名。皮肤白皙、全身赤裸的小婴儿微笑着，全身都是香皂的泡沫。据说，他长得很像尼基塔，但是究竟像到什么程度，只有邓肯一个人知道。而她，可怜的人，听说了这个。

……六七年后，我在柏林的阿·尼·托尔斯泰家又见到了叶赛宁。

高尔基继续讲到。

当年那个一头鬈发、玩具娃娃一样的小男孩身上只剩下了那双特别明亮的眼睛，而且这双眼睛好像也被过于耀眼的阳光晒得褪了色。不安的眼神滑过每个人的脸，眼里的表情经常变化，时而挑衅和不屑，时而又变得不自信、羞涩和怀疑。我觉得，总体上他对人们怀有不友好的情绪。而且，看得出来，他是个爱喝酒的人。眼皮浮肿，眼白发炎，脸上和脖子上的皮肤是灰暗的，苍白得像很少在户外活动而且睡眠不好的人。他的两手总是在动，手腕到指尖疲软无力，像鼓手的手一样。他整个人都惴惴不安、心不在焉，就好像一个忘记了某一重要事情、却又记不清自己到底忘记了什么的人。

陪在他身边的是伊莎多拉·邓肯和库西科夫。

“也是诗人。”叶赛宁这样介绍他，声音很小，很沙哑。

库西科夫是个十分随意的年轻人，他在叶赛宁身边显得很多余。他背着理发师们喜欢的乐器吉他，但是，看上去似乎不会弹。这次见面之前的几年，我见过舞台上的邓肯，那时她被书写成奇迹，而有一个记者说：“她天才的身体会用荣誉的火焰把我们烧成灰烬。”

可我不喜欢、也不理解脱离理智的舞蹈，我不喜欢这个女人在舞台上跑来跑去的样子。我记得，当我觉得半裸的她是因为冷得要命，为了取暖、为了摆脱寒冷而跑来跑去时，我甚至有点难过。

她在托尔斯泰家也跳了舞，事先吃了点东西、喝了点伏特加。舞蹈表现的似乎是邓肯年龄的负担与其被荣誉和爱恋惯坏的身体的暴力之间的斗争。这些话里面并没有隐含着任何侮辱女性的意思，它们只是说明年老的可恶。

这怎么能说没有任何侮辱的意思？真的不能同意作者作为男人的观点，高尔基写这篇文章时是1926年，那时叶赛宁已经不在人世了，而邓肯却完全有可能，确切地说是肯定会得到回忆录的译文。包括这个搞笑的辩解，说什么没有任何侮辱的意思。她必须要承受这一打击，来自她尊为戏剧家和作家的那个人的打击。新闻媒体时常把这个人的名字和她联系在一起：

比如，下面是莫斯科报纸《俄罗斯专页》（Русский листок）上1905年2月7日的一则报道：

昨天，音乐学院的大厅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观众聚集起来看从马克西姆⋯⋯马克西姆·高尔基那里来的女士—“光脚女人”伊莎多拉·邓肯的表演，她用脚尖演绎序曲、夜曲、玛祖卡舞和肖邦的波罗涅兹舞!

以“裸露大腿”为理想的潮流趋势的新型“赤足”，“裸露大腿”宣扬的是一种新的舞蹈，表现的是严肃音乐—肖邦、贝多芬（Бетховен）、巴赫（Бах）。

歌颂赤足者的人在描绘被迫的“赤足”时，根本想不到会出现美国女人邓肯式的“自愿的赤足”，而在邓肯那里，认识和阐释古典音乐的手段，除了灵魂……还有赤裸的双足。

一个赤足在地毯上跳贝多芬的奏鸣曲或交响乐、巴赫的赋格曲和肖邦的夜曲的女人—确实是咄咄怪事，惊世骇俗的咄咄怪事。

她苍老、臃肿，长着一张难看的红脸，身上裹着砖红色的裙子，在狭小的房间里旋转、扭曲，把一束凌乱、枯萎的花朵紧紧抱在胸前，没有任何意义的微笑凝固在那张胖脸上。

高尔基继续写到。

这是一个著名的、被千万名欧洲唯美主义者、精明的造型美鉴赏者颂扬的女人，站在小小少年一般的、了不起的梁赞诗人旁边，正是他所不需要的一切事物的完美化身。我这样说没有任何成见、没有任何的凭空想象，没有。我说的是那个沉重的日子里的感受，那天，我一边看着这个女人，一边想：她怎么能够体会到诗人下面这些感叹的意义呢？

如果能够对着草堆微笑，

用月亮的嘴巴咀嚼干草该多好！

他这些痛苦的微笑对她来讲意味着什么：

我戴高筒帽不是为了那些女人—

心脏因为愚蠢的激情而无力生活—

用金色的燕麦去喂母马，

它才会好受些，才会减轻烦恼。

叶赛宁与邓肯说话用手势、用膝盖或手肘碰。当她跳舞的时候，他坐在桌边喝红酒，不时用眼角瞟她一眼，眉头紧皱。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他心中的怜悯之情才凝结成了诗句：

人们喜爱你，玷污你……

可以想象得到，他看着自己的女友就像看着一个可怕的东西，虽已习惯、已不足为奇，但仍然让人感到压力。他甩了几次头，就好像一个秃顶的人脑壳上的皮肤被一只苍蝇爬来爬去时一样。

后来，疲惫不堪的邓肯跪倒在地，脸上带着无精打采、模糊不清的微笑，看着诗人。叶赛宁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头，但是，很快转过身去。这时，我又产生了一种感觉：或许正是在这一时刻，他心中才迸出了残酷、悲戚的绝望诗句：

你的眼睛为何如此闪烁蓝色的火花？

难道你想打我一个耳光？

……亲爱的，我在哭泣，

对不起……对不起……

人们请求叶赛宁朗诵诗歌，他高兴地同意了，站起身来朗读赫洛普莎的独白。刚开始，流放犯悲惨的呼喊似乎是戏剧性的。

失去理智的、狂暴血腥的混蛋！

你算什么？死亡？

但是，很快我就觉得，叶赛宁读得非常感人，听他读诗难过得想落泪。我不能说他的朗诵是纯熟的、精巧的等，所有这些修饰词丝毫都不能表达出他朗诵的实质。诗人的声音听上去有点沙哑、刺耳、令人心碎，而这无比强烈地突出了赫洛普莎冷酷的话语。极度真诚、极其强烈地不止一次而且以不同的语气重复出现流放犯的一再要求：

“我想见到这个人！”

恐惧之情也传达得十分到位：

“他在哪里？在哪里？难道没有他这个人？”

令人难以置信，这样一个小人儿拥有如此强烈的情感和如此完美的表现力。朗诵的时候，他脸色发白，连耳朵都变成灰白色的了。他与诗歌节奏不一致地挥舞着双手，但就应该是这样的，诗歌的节奏难以捕捉，冷酷言语的语气轻重也有着极其细微的差别。好像他在抛掷这些话语，一句扔到脚下，一句抛得远远的，另一句甩到他所憎恨的人的脸上。而且所有的一切：包括沙哑刺耳的嗓音、不正确的手势、晃动的身躯、闪烁着愁苦的眼睛—都是诗人此刻所处环境中应该有的那样。

普加乔夫问了三次的那个问题，他朗诵得令人惊叹：

“您疯了吗？”

—响亮而愤怒；然后声音略低，但更加激动：

“您疯了吗？”

最后，声音完全低了下去，因为绝望而几乎喘不上气来：

“您疯了吗？”

“谁告诉您，我们被消灭了？”

他问得非常好，好到无法形容：

“难道灵魂也会像重担一样将你压倒？”

然后稍作停顿，叹一口气，诀别一般地：

“我亲爱的人们……

我的好—人们……”

他使我激动得喉头哽咽，想放声大哭。记得我当时说不出任何夸奖他的话语，不过，我觉得，他也不需要那样的话。

我请他朗诵一遍关于那只七个幼崽被抢走扔到河里的狗的诗。

“如果您不觉得累的话……”

“读诗我不会累的。”他说，然后又犹豫地问：

“关于狗的诗您喜欢吗？”

我告诉他，在我看来，他是俄罗斯文学中如此高超而又如此真挚、充满爱意地描写动物的第一人。

“是的，我喜欢所有的动物。”叶赛宁若有所思地低声说，但我问他是否知道克洛德尔（Клодель）的“动物乐园”时，他却没有回答，用双手摸了摸头，开始朗诵《狗之歌》（Песнь о собаке）。一直读到最后几行：

眼中潸潸泪流，

仿若一颗颗金星

洒落在雪地上。

听完这些诗，我不禁想到，与其说谢尔盖·叶赛宁是一个人，不如说他是大自然只为了诗歌、只为了表达“田野无尽的哀伤”、对世间一切生物的热爱和人类应有的仁慈之心—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的仁慈之心而创造的一个工具。因此，抱着吉他的库西科夫、跳舞的邓肯显得更加无用，极度无聊的柏林勃兰登堡城显得更加无用，独具天才、彻头彻尾的俄罗斯诗人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更加无用。

可他好像不安而无聊。他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邓肯，大概就像从前抚摸梁赞的少女们一样，拍了拍她的后背，建议离开：

“去个热闹的地方吧。”他说。

我们决定晚上去游乐场。

在玄关里穿外衣的时候，邓肯开始温柔地亲吻男人们。

“俄罗斯人非常好。”她非常激动地说，“这样的人—啊哦！没有……”

叶赛宁笨拙地表演了吃醋的场景，他用手掌拍了一下她的后背，喊道：

“不许你亲吻别人！”

我想，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表明，旁边的人是外人。

这一年，高尔基住在柏林。

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继续讲述高尔基和叶赛宁的那次见面。

“叶赛宁来的时候，请叫我一声。”有一次他说，“我对这个人感兴趣。”

决定在菲舍尔膳宿公寓举行早餐聚会，我们那时在公寓里租了两个带家具的大房间。在角上的那个阳台对着库达姆大街的房间，按对角线斜着摆了一张长桌子。邀请了伊莎多拉·邓肯、叶赛宁和高尔基。

非常好的是，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也讲述了高尔基前面给我们讲过的那一天的情况。比较一下两人的说法，非常有意思：

……伊莎多拉来了，身上裹着很多浅灰色调的围巾、肩上斜披着一块红旗一样火红的雪纺绸。这一次她很安静，看上去很疲惫。脸上的妆没那么浓，充满了女性美的憔悴面庞，让人想起了以前的邓肯。

从女性角度对邓肯外表的这个评述很重要。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指出了妆容的变化，不过，不排除第一次见面发生在邓肯两次演出之间，众所周知，她的演出安排紧密，经常会有一天三场独舞表演的情况！因此，完成白天的演出之后，晚上演出之前她出来和叶赛宁一起散散步，是不会洗去脸上的妆的。

……作为早餐的女主人，我对三样东西感到不安。

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继续讲到。

第一，是不能让尼基塔从隔壁房间跑出来，他被藏在那里，一整天不能出来；第二，是并排而坐的叶赛宁和高尔基的谈话总是不太和谐。我看得出来：叶赛宁很胆怯，像个小男孩，高尔基在仔细观察他；第三，不安是早餐的男主人造成的，因为他毫无远见地一个劲儿地往伊莎多拉的杯子里倒伏特加（喝几杯这种饮料她根本不当回事）。主人这种漫不经心的后果是很明显的。

“为了俄罗斯革命！”伊莎多拉向着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举起自己的杯子，咋咋呼呼地说，“听着，高尔基！我要为俄罗斯革命跳《如果仅仅……》（Seulmentt…）。俄罗斯革命，很好！”[6]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皱着眉头跟她碰杯。我看出他不大自在。他抚摸着自己的小胡子，弯下腰低声对我说：

“这位中年女士称赞革命就像演员称赞一场成功的初演，她这样做没用。”沉默片刻，他又说道，“这女士的眼睛真好看，有才气的眼睛。”

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还指出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不管怎样，高尔基还是看到了邓肯的优点。不过，我们当时并没有在现场，不排除这句话是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为了缓和气氛臆想出来的。

早餐进行得十分热闹和忙乱。喝过咖啡之后，高尔基从桌边站起身，请求叶赛宁朗诵最近写的新诗。

叶赛宁朗诵得很好，但是，好像有点过于努力，用力过猛，从而失去了内心的宁静。（我难过地想起莫斯科莫尔恰诺夫卡的那个晚上。）高尔基喜欢这些诗，这我看得出来。他们谈得兴致勃勃。我看着站在窗边的他们。他们真是太不同了！一个久经考验、目标确定，正在大步向前，另一个像盲人一样摸索着前进，跌跌撞撞、惊慌失措、举步维艰。

这又是一个十分正确的评述，高尔基著作等身，其话剧正在欧洲最优秀的剧院成功上演，而叶赛宁的知名度仅限于俄罗斯，他根本不知道西方人会怎样对待他。再加上不可能用俄语交流，实际上，在柏林那里，恰恰俄罗斯人相对较多，俄罗斯俱乐部、图书馆、报纸等也比较多。但所有这些人对叶赛宁来讲都是陌生的。与如今在饭馆当伙计的白卫军的见面，差点以灾难结束。有备而来的报纸上刊登着伟大的邓肯的俄罗斯丈夫的访谈录，不过他们关心的不是文学，而只是这桩几乎赔本的婚姻的细枝末节。在公众看来，叶赛宁什么也不是，只是正在老去的女舞蹈家的面首。这一切都刺激着叶赛宁的神经，而敏锐的女作家（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在他身上发现的正是这种焦躁和不安。

不要看她手腕之外

和她肩上流动的绸缎。

我在这个女人身上寻找幸福，

却无意中找到了死神。

《唱吧，唱吧。可恶的吉他弹奏着……》

（Пой же, пой. На проклятой гитаре…）

莫斯科人早已认为叶赛宁是第一诗人，因此原谅他打碎橱窗、打架斗殴，这不奇怪。加利亚在回忆录中如此描写在综合技术博物馆举行的诗人大赛：

我们对待叶赛宁的态度极其幼稚。我们该投谁的票呢？我们羞怯地决定—投叶赛宁的票。我们羞愧，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把叶赛宁当作俄罗斯第一诗人是我们太大胆还是真的正确。但我们还是要投他的票。

可是，忽然—令人大失所望！参加的是各种小人物，叶赛宁都没有到场。无聊、无趣。我猛然间向左边的入口一转头，在下面门口的地方看见了一颗金色的脑袋！我一下子跳起来，喊得整个大厅的人都听见了：

“叶赛宁来啦！”

马上开始一阵慌乱与骚乱，响起狂喊声：“叶赛宁！叶赛宁！叶赛宁！”一部分观众对此很气恼。有个人带着嘲讽对我说：“怎么，您想听听月亮之歌吗？”我只是粗鲁地回敬了他一句，就继续和别人一起呼喊叶赛宁。

人们把叶赛宁连拉带举地弄到桌子上—不朗诵是不可能的了，无论如何不会放他走。他朗诵的不多，并没有参加比赛，只是客串一下，但是，很显然他也不需要参加比赛，很显然，他，只有他才是第一位的。跟平时一样，接下来的事我都不记得了。

“……后来，诗人库西科夫来了，穿着切尔克斯卡袍，背着吉他，像酒馆里的人。”高尔基接着讲到。“谁也不认识他，但是他像影子一样，跟在叶赛宁身后，在柏林到处逛。”

邓肯不得不带上库西科夫一块儿旅行，而且负担他的全部费用，因为叶赛宁坚持要这样。

伊莎多拉说想要跳舞，她从身上摘下大半的围巾，只留两条在胸前、一条在腹部，还有一条红色的缠在赤裸的手臂上，像一面旗子，然后，她高高地抬起双膝，昂起头，在房间里转着圈奔跑起来。库西科夫摸索着在吉他上弹出了《国际歌》。她双手做着敲铃鼓的动作，在房间里旋转起来，像酒神节上臃肿、酒醉的女子。观众都被挤到墙边。叶赛宁低下头，好像犯了什么错似的。我心里很不好受，我想起了15年前她在彼得堡那充满激情的舞蹈。天仙一样的邓肯！为何时间如此残酷地对待这个天才而荒谬的女人？

天才而荒谬—有时，叶赛宁也为自己心爱的女人感到难堪。他崇拜邓肯，崇拜她的举世闻名，他很高兴挽着她的手臂走上一圈，在朋友面前夸耀一番，但是，他听到的不是赞叹，而是背后越来越多的鄙夷的议论，不时还有人喝醉了劝他丢下他的老太婆，不要毁了自己的生活。

……你不要说她老，她是漂亮、优美的女人。只是她满头白发（染料的作用），银丝胜雪。你知道吗，她是真正的俄罗斯女人，甚至比俄罗斯所有的女人都更像俄罗斯人。她的心是我们俄罗斯的。

切尔尼亚夫斯基[7]在《相见的三个时代》（Три эпохи встречи）中如是转述叶赛宁对邓肯的评价。

[1] 保罗·波烈（Поль Пауре，1879—1944），巴黎的高级时装设计师，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时装设计师之一。

[2] 西朵拉（Сидора），叶赛宁对伊莎多拉的爱称。—译者注

[3] 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托尔斯泰（Никита Алексеевич Толстой，1917—1994），苏联物理学家、社会政治活动家，俄国著名作家А.Н.托尔斯泰的长子，物理数学博士、教授。

[4] 帕特里克·邓肯（Патрик Дункан，1910—1913），伊莎多拉·邓肯与富商帕里斯·辛格尔的儿子。

[5] 索福克勒斯（Софокл，约前496—前406），雅典三大悲剧作家之一。—译者注

[6] 此处原文为法语，用宋黑字体表示，下同，不再标注。—编者注

[7] 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切尔尼亚夫斯基（Черня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1889—1948），俄国诗人、演员，谢尔盖·叶赛宁在彼得堡的好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