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几日收到你的来信，亲爱的米坚卡[1]，但是因为农民已经走了，而我忽然懒惰起来，便没急着回信。乌马还没卖掉，但丈夫告诉我，从维斯特罗姆那里赎回它需要200卢布。这件事上我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在你的附信中说，万一效忠你的那人走了，就别对我的主人与君主说这事。既然如此，在没得到你的最新指示前，我就没去办这事。为你寄给我的东西，我对你是千恩万谢。至于小侍从，我刚看见他时，他衣着不甚得体，蹲在厨房的火炉边。明天，星期日，3月12日，他漂亮的仆人制服将准备好，到时他才能到上流社会去亮相。

还有一个请求，妈妈让万尼亚转告我，我要有一辆四座兰朵车[2]替换那辆有弹簧的四轮马车就好了。我不假思索地就同意了，马上给她写了回信。现在和你说这事，是为了请求你把这件事安排好，并且如果可能，在复活节前把车给我送来。兰朵车那么时髦和漂亮，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努力，而我这方面努力给你和X小姐做媒……我担心这封信寄到工厂时，你却看不到，到时在复活节前就不会再有我的兰朵车了。但是，我仍然希望妈妈能做好这件事，尽管你不在。

再见，亲爱的米坚卡，温柔亲吻姐妹们，在她们面前我是有罪过的，我不知道怎样请求她们的原谅。请告诉她们，我像以前一样爱她们，并且期待拥抱她们。我没什么要转告妈妈的，因为我猜她在莫斯科，但是如果她和你们在一起，替我温柔地亲吻她。祝尼娜一切都好，感谢她的轻便靴，靴子很漂亮。

彼得堡

1833年3月……娜塔莉亚·尼古拉耶夫娜21岁，她在等待第二个孩子的降生。她会做各种家务活。买马的事（也许，是为了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不该和“主人和君主”说，也就是普希金（当然，这是笑话，但同时承认丈夫有些大男子主义）。亚麻布厂有许多轻便马车和马车工匠。把马车换成更宽敞的兰朵车，普希金家没钱买。雇马车夫在当时相当贵，大概每天20卢布，换句话说，一年超过7000卢布。因此，他们有自家的马匹和车夫。小“侍从”是可供差遣的小男孩，也是从工厂派来的。这样比在彼得堡雇人便宜。娜塔莉亚·尼古拉耶夫娜很理解家里的经济困难，尽量节约开支。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给妹妹寄什么了呢？也许，有时候从冈察洛夫庄园给娜塔莉亚·尼古拉耶夫娜送各种各样的东西：果酱、腌菜、打的鸟等，同时还有自家产的亚麻布、毛线袜和给孩子们的长袜。也许还有哥哥送的礼物。她很喜欢冈察洛夫家的家庭教师尼娜送的轻便靴。娜塔莉亚·伊万诺夫娜和姐妹们在信中经常非常亲切地提到她。

娜塔莉亚·尼古拉耶夫娜在彼得堡已经住了三年了，却总是没机会拜访一下亲戚。这就是她觉得自己有罪的原因，尤其是在姐妹们面前。最后在信中，提到的“X小姐……”是娜杰日达·切尔内绍娃伯爵的女儿，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向她求婚没有成功。

1833年春，普希金一家重新租下黑溪镇的别墅，很快搬到这里。7月6日，娜塔莉亚·尼古拉耶夫娜在这里生下了儿子。为纪念父亲，给这个孩子取名为亚历山大。帕维尔·沃伊诺维奇·纳肖金从莫斯科赶来参加洗礼仪式，因为普希金想让朋友成为他长子的教父。

娜塔莉亚·伊万诺夫娜喜得外孙，看起来分外高兴，甚至给女儿寄去1000卢布作为礼物。鉴于她爱财如命，这个举动值得关注。“普希金写信给我，”我们在她写给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中读道：“告诉我塔莎平安无事，她生了个男孩，起名叫亚历山大。我想他同时也通知了你。他希望过几个星期到莫斯科来，询问我是否允许他们到亚罗波列茨来探望我，我欣然接受了。”

我们已经说过了，沙皇准许普希金到档案馆工作，并给他薪俸。档案吸引着普希金：“可以编撰多少单行本！在这里能涌现出多少创作灵感。”我们在1833年3月5日他给波戈金的信中读到。实际上，他在研究彼得一世时期的文献时，接触到许多普加乔夫起义的资料，遂决定写一本关于普加乔夫的书。除了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兴趣之外，普希金希望借助书籍出版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

这项重要的工作需要探访与起义有联系的地方，然后在波尔金诺与世隔绝地写完这本书。诗人申请数月的假期。在给卞肯多夫最亲近的助手莫尔德维诺夫的信中，他是这样解释自己长期休假的原因的：

……两年来，我一直在进行一项历史研究，没写过哪怕一行的纯文学的句子。我必须过上两个多月完全与世隔绝的日子，为了完成一些最重要的工作后稍事休息，同时写完很久以前开始创作的那本书，该书将为我提供所需钱财。虚度光阴，毫无建树，惭愧之至，但做些什么呢？只有这些事才能让我自食其力，是我家在彼得堡安身立命的手段。托阁下的福，我的作品具有更重要、更有意义的目的。

除陛下慷慨定期赐我薪俸，我没有固定收入。同时，首都生活费用昂贵，加之家庭成员增加，开支加大。

阁下也许愿意了解我想写完什么书。这本书，是一部中篇小说，很大部分发生在奥伦堡和喀山，所以我才想探访这两个省。

（1833年7月30日）

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显露出辛酸的讽刺，因为尼古拉一世在将庞大的历史工作委托给普希金后，并不打算给伟大诗人的一家提供起码的生活费。沙皇定期的“慷慨”的薪水只够支付住所和别墅租金。基斯捷涅夫的钱花光了，用在“毫无价值的事”，也就是用在作为养家糊口的主要经济来源的文学上的时间是很少的。

我们在1970年找到了普希金写给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冈察洛夫的一封信，可以将日期注明在1833年5—6月间。

这封信是这样的。

亲爱的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

您的信来的时候，我正巧要给您写信，想和您说一说，由于娜塔莎即将生产，我经济困难，极需钱。这样一来，我们之间的请求是双方的。同时，我有些事情已经做了。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利岑公爵现在在我这里，我和他说起您和您的生意。他随时准备为您效劳，并且说直到月底他都将在莫斯科，您可以找他商谈具体事宜。如果您安排好这笔债务的话，我想请求您借给我6000卢布，为期六个月[3]，我非常需要这笔钱，不知道到哪里才能弄到，因为向戈利岑公爵借三万五或者四万卢布，甚至更多[4]反正是一样的。如果可能的话，您借钱给我是做了件善事。我自己不能这么做，因为除了口头承诺外，我不能向他提供其他担保，也不想有可能遭到拒绝。正因为您是我有幸加入家族的一家之长，是我们真正善良可亲的兄长，所以我决定打扰您，和您说说我的事情。我家添人进口，而工作迫使我住在彼得堡，生活支出一笔接一笔，因为我不打算结婚第一年就限制开支，所以债务不断增加。我知道现在您挽救着破败的家业，承担着整个家族的债务与生活支出。这种情况下，您为我们做不了任何事情。但是，如果娜塔莉亚·伊万诺夫娜能发善心为娜塔莎做点事，哪怕很少的事，那都会是对我们极大的帮助了。您是知道的，我清楚她总是拮据的状况，从不打扰她，向她请求什么，但必要时，甚至债务迫使我这样做，因为我在考虑未来，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娜塔莎和我们的孩子。我不富有，只有文学创作能给我提供生活费，而我现在的工作影响着我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中。如果我死了，我的妻子会流落街头，孩子们会陷入贫困。这一切很悲惨，让我郁郁寡欢。您知道，娜塔莎本应从爷爷那里分得三百个农奴。娜塔莉亚·伊万诺夫娜起初也告诉我，她会给娜塔莎两百个农奴。您爷爷不能这么做，我甚至不想这件事了。娜塔莉亚·伊万诺夫娜恐怕我卖掉土地，给她找个不好的邻居。这一点很容易避免，在赠予文件上加上保留条件，娜塔莎无权出售土地就可以了。我十分不愿意提起这次谈话，因为我既不是守财奴，也不是高利贷者，尽管为此有人责备我，但我能怎么办呢？如果您认为这封信中没有什么让娜塔莉亚·伊万诺夫娜不快的谈话，就将信拿给她看，反之就请和她说说此事，但请保留刚才您看到的令她不快的谈话吧。再见。

信中提到的戈利岑公爵是当时非常有钱的波将金侄女的儿子。写信的时候，戈利岑公爵住在莫斯科。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认识他，但显然不那么熟，何谈向他求助解决巨额债务的事情呢？普希金不但与戈利岑本人很熟识，而且和他的家人也很亲近，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打算利用这一点。

信中提到普希金家经济困难的事（看来急需偿还某份债务），主要目的是竭力给孩子们的未来提供保障。首先我们知道，娜塔莉亚·伊万诺夫娜本打算分给女儿亚罗波列茨的一部分土地，但她的诺言没有兑现。看来，以娜塔莉亚·尼古拉耶夫娜谨小慎微的性格不敢找母亲，而是求助于丈夫。普希金“极不愿意提起这次谈话”，但他为了妻子和孩子们也要这样做。似乎这些年有某种本能的预感掌控着普希金，这使他如此坚定地寻求甚至有些简陋的栖身之所，在那里能居住可写作，这个住所也能作为遗产留给孩子们。萨夫基诺、亚罗波列茨、尼库利诺（在前面提到过的），所有这些尝试都体现着他的生活梦想，但最后都没有实现……

冈察洛夫是否从戈利岑公爵那里弄到了这些钱，我们无从知晓。我们也不知道，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给普希金回信的内容。但是毫无疑问，他会将这封信拿给娜塔莉亚·伊万诺夫娜看，因为他们经常相互转寄亲属的信件或复本，并商量在不同情况下该如何行事。我们认为，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的答复闪烁其词，于是普希金决定，亲自和娜塔莉亚·伊万诺夫娜谈谈。

[1] 从法文翻译时名字被保留下来，放入俄文的篇章里。

[2] 兰朵车是一种敞篷四座四轮马车。

[3] 普希金在此处下面画上线。

[4] 此处是用铅笔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