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京华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锺书和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50年后，杨绛在接受访谈时，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我们

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也要死在本国。”“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这确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上海于当年5月获得解放。这时，杨绛、钱锺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据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们两人的老友吴晗和钱俊瑞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北大、清华实行接管工作。随后，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聘请杨绛夫妇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出自吴晗的主意[1]。

这样，杨绛举家离开上海，定居北京，开始了新生活，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京城（除“文革”于“五七干校”之外）。杨绛、钱锺书曾在清华求学，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学生生涯，如今他们双双又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将在这里执掌教鞭。他们夫妇于8月24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26日到达清华。

钱锺书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杨绛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的旧规定，夫妻不能在同校一起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对此她就自称“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杨绛当专任教授，她却只愿做“散工”。她自己认为，因为她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她不参加，因为自己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她也不参加，因为她还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杨绛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她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

在他们夫妇的眼里，清华园变了，变得比以前更加热闹，变得比以前更加陌生。好在有不少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与他们在一起，如吴晗、金岳霖、浦江清、冯友兰、吴组缃、温德等人都在清华任教授，杨绛心忖，他们可以相互帮助，相互砥砺，共创未来。

1949年10月1日，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大事，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杨绛也甚为高兴，与钱锺书一起展望祖国的美好未来。

这时，人们的思想在变，校园的建设也在变，从教育思想到课程设置都在变。变化是正常的，但也有令人费解的地方。钱氏夫妇对为什么现在开会特别多、学生们为什么对文学没有兴趣感到纳闷。原因很好理解：中央丝毫也没有放松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造，浦江清在他的《清华园日记》中就说：“清华各团体自解放后，盛行检讨之风，而检讨之习惯并未养

成，所以多意气和裂痕。冯公（友兰）说了一句旧话，说清华原有一句俗语：‘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办事人是狗。’校务会在此刻无论怎样总是错，希望不久新政府派校长来也！”

杨绛、钱锺书到清华时，清华的接管、恢复和改造工作正在进行中。他们夫妇俩担任外文系教授，教学任务并不繁重，难于应付的却是一场又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对此，钱锺书在给友人、著名报人黄裳1的一封信函中表露了这层不理解的意思：

北来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归途忽获一联奉赠（略）。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余地。兄笔挟风霜，可爱亦复可畏（如开会多、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语请略）。赵家璧君处乞为弟一促，谢谢。即上裳兄文几。徐、高二公均候。

弟钱锺书再拜

内人同叩。三十一日

这信写于1950年1月末。在此之前，黄裳曾去北京采访，专程到清华园钱氏夫妇的寓所，亲眼目睹了这对教授夫妇静夜攻读的情形：“住在清华园里的名教授，算来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钱锺书。第二天吴晗要赶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访问安排在第二天的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杨绛两位住着一所教授住宅，他俩也坐在客厅里，好像没有生火，也许是火炉不旺，只觉得冷得很，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张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把椅子。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夫妇就静静地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个典型的夜读的环境。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时来访，高

兴极了，接下去，就是快谈。” 1后来据钱锺书纠正说，当时客厅里椅子是没有的，其实那只不过是两只竖摆着的木箱。而杨绛则回忆，客厅里有白布垫子的沙发，他们养的“花花儿”猫就常睡在上面。这里虽然只是一个细节上的小小的更正，但钱氏夫妇实事求是的细腻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杨绛、钱锺书除了上课、办公、开会之外，可谓是深居简出，晚上的空余时间对他们来说，是青灯摊卷的好时光，他俩不愧是一对“读书种子”。

[1] 刘中国：《钱锺书：20世纪的人文悲歌》（下），花城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4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