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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第六章

抵抗不幸

杨绛的家庭充满着恩爱、和谐的气氛,但是,短短两年,杨绛屡遭不幸。先是爱女先老人而去,钱锺书又一直在重病中。翌年,钱锺书也离开了杨绛。事属意料之中,但毕竟相濡以沫整整一辈子,杨绛的痛苦可想而知。

女儿钱瑗的病,是累出来的。钱瑗固然淡泊名利,但非常重视肩上的责任。因为学校人手不够,她作为博士生导师,除了研究生的课之外,还开本科生的课。加上她住在城里,来往不便,十分疲惫。但她的精神亢奋而紧张。北京交通高峰时常堵车,遇到这种情况,平时沉稳而有风度的钱瑗,则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为了不误课,只有一个办法:早起早走。一次她因夜间工作起得晚了,匆匆梳洗后出门,一路急走,赶到车站,盼车,挤车……总算到了学校,松了口气,可上教学楼的台阶时,一低头,发现自己穿的布鞋竟是两样颜色,真是忙中出错!怎么办呢?只好请一位住校的老师赶紧回家把夫人的鞋拿来换上。乍看起来,这只是一件令人发笑的小事,可也说明钱瑗精神的紧张程度,她像一架上紧发条的机器,已经松不下来了。有人问她近况如何,她答:“心力交瘁。”人家好意地劝她赶紧“勒马”,她说:“我是骑在虎背上……”

据钱瑗的老同学章廷桦透露:“钱瑗的头衔确是不少:中英合作项目负责人,英国《语言与文学》编委,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和北师大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的各种委员……一个个头衔和职务就像套在身上的一条条绳索,勒得钱瑗动弹不得。再加上她是出名的‘死心眼’,办事认真得让人吃惊,也让人敬佩。拿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工作来说,钱瑗是校评审委员,外语学科评审组组长,事务繁忙,耗时费心,而且还有全国各地为提职称而寄来的一篇篇论文和一本本专著,请她评审。要评审,必须研读,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一次,外省某大学寄来一篇论文,钱瑗读后有似曾相识之感,再读则更觉得有抄袭之嫌,然此事干系重大,不可贸然下定论。于是根据回忆,翻遍书架,终于找到原书,再从头通读,列出抄袭部分的页码和段落。事后该校写来了感谢信,可他们并不知道钱瑗为此付出了多少精力。”

人非钢铁,而钢铁“过度疲劳”也会发生断裂。长期超负荷工作,使钱瑗这块钢铁出现了裂纹。她先是咳嗽,继而腰疼。让她去看病,她说不要紧,休息休息就能好,实在不行,就在回家时顺路买点药丸吃吃,就算“治”了病。1996年春,钱瑗腰疾加剧,一日清晨竟无法坐起,她瞒着老母杨绛,悄悄地打电话到北师大外语系求助。尽管她不愿意,可还是被“押送”到医院,检查发现是骨结核,脊椎有三节病变,并且不排除有癌细胞的可能。以后再查,又发现肺有问题,住进北京温泉胸科医院,经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晚期,肺部积水,癌细胞扩散,已是病入膏肓了。

这一消息,对杨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她的丈夫钱锺书已重病在身,在医院卧榻不起。这时女儿钱瑗又病倒了,她非常着急,分身照顾两个病人。但是,钱瑗不让母亲来看望,怕母亲见到自己那副样子痛心。

钱瑗的病情发展很快,缠绵病榻无几,便告病危。1997年3月初,她提出想见母亲杨绛,大概已预感到最后的日子来临了。3月4日下午,钱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啊。但是,杨绛坚强地挺住了。她打起精神,全身心地照顾丈夫。

杨绛夫妇的挚友柯灵的夫人陈国容谈道,这几年来杨绛先生实在辛苦,女儿先走了,丈夫卧病在床,她每天都去医院,而外界围绕钱锺书的是非纷扰不断,她自己也是八十岁的老人了。陈国容说,她真的很坚强。1四年来,杨绛天天带着自己做的便于钱锺书食用的饭食到医院探望。他俩在一起时,有时用无锡话交流,有时讲英文。杨绛真诚地祈祷钱锺书能够战胜病魔。

1998年11月20日,钱锺书在北京医院度过了他最后一个生日。

第二天,北京的天空瑞雪纷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在副院长王忍之的陪同下,冒雪来到北京医院,祝贺钱锺书八十八岁华诞。当李铁映来到病房门口时,杨绛热情地表示感谢。李铁映和王忍之举起两只花篮送给杨绛。花篮上分别写着:“祝钱锺书先生八十八华诞。李铁映贺。”“祝钱老八十八华诞。中国社会科学院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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