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修业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一见二十六岁的历史教员出现在门口，就刷刷地起立，齐喊：“先生好！”

喊毕，齐崭崭坐下，一阵风。

毛泽东把粉笔盒往讲桌上一放，看着大家，忽然高声说：“同学们，起立！”

孩子们迟迟疑疑起立。动作迟缓者都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又起立，刚才不是喊过“先生好”了吗？

“诸位同学，今天先生讲的课，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华。洋鬼子之所以一再打中国，就是欺侮我们中国人站不起来，腰杆不直。今天先生来讲这段历史，听课者还能坐得住吗？所以这堂课，先生愿意看见你们站着，你们愿意站着吗？”

“愿意！”满教室轰轰响。

有个男孩子雄赳赳说：“先生，我能站在凳子上吗？”

“凳子，是给屁股坐的，但是这堂课，凳子可以给鞋底子踩！”

大约有一半的男孩子呼啦啦站上了凳子，这么一站，中国的男人便伟岸了许多。

毛泽东说：“个头是高了，可是还有不少腰杆子没挺直！”

话音未落，腰杆子全都挺直了。

毛泽东环视教室，说：“像中国人了！”

他于是夹起半截白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字，刚写毕，便听得远处传来七八声枪响，不知道是在处决还是在吓唬。长沙城一年四季老闻枪声，也是见怪不怪了。“堂堂乎张，尧舜禹汤； 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敬尧兄弟总是喜欢把自己治理的三湘之地放在准星前头，他们开枪就像啪啪啪扇男人耳光或者啪啪啪打女人屁股，日日夜夜随意得很，而这种暴政，又何异于黑板上的那八个字？

毛泽东转过身，面对一屋子耸得像宝塔一样的孩子们，心里寻思：今天晚上新民学会开会的时候，要自觉地把巴黎的火药味同长沙的火药味融在一起研究。

他嘴里说出的话却是：“同学们，先生今天不讲八国联军了，讲什么呢？ 讲讲巴黎和会。这两桩事情，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都是强盗之举。所以， 同学们，你们不要坐下，你们依旧给我站着。淌鼻涕的，擤干了；有眼屎的， 擦净了。你们都盯着先生看！若见先生讲得愤怒了，你们也可以跟先生一样， 用脚跺凳子、跺砖地，因为你们今天长得跟先生一样高了，你们的跺脚会很有力。先生告诉你们，地球是圆的，长沙一跺脚，巴黎的街道也会颤抖起来！”

陈独秀后脖子上第四道紫红色的痧痕，是李大钊刮出来的。碎瓷碗片在李大钊手中柔润如玉，这使高君曼折服。陈独秀趴在床上，一缕阳光在他汗涔涔的黑背脊上涂了一层油膜。他说：“痛，痛。”

李大钊说：“那是寒气出肤之痛，忍着。”

陈独秀说：“蔡先生后来怎么讲的？守常，说下去。”

他是指蔡元培校长几个钟头前在西斋饭厅的一席话。李大钊匆匆赶到箭杆胡同，就是来告诉陈独秀这番慷慨之言的。他知道陈独秀这些日子相当关注蔡校长的想法。一校之长在国家紧急之时的动静往往能成为火星子，点燃某一根导火索。

“我一点不怪蔡先生。”陈独秀喘着气说，“汤尔和这个人，先是荐我上任，现在又轰我下台，蔡先生也是迫于无奈罢了。”

陈独秀被免文科学长已有二十几天了。对于此事，他真的一点不怪蔡校长。顽固派对《新青年》围剿日甚，做校长的身处夹缝，采进两步退一步之策，当属情理之中。

“你轻一点。”陈独秀的声音闷在肥厚的枕头里，“守常，说下去。”

高君曼先是挤挤眼，后来又直接拉李大钊到门外，小声说：“李先生，我已经知道怎么刮了，您是不是先走一步？可不是我下逐客令，仲甫的急脾性， 您是有数的。”

陈独秀在屋里听见个大概，急得拍床：“君曼你啰唆什么，快让李先生进来！”

李大钊对高君曼说：“君曼嫂子，你信不信，我给仲甫说两三句话，抵得上两三百道手上功夫哩！”

这是公元1919年5月2日黄昏，汗淋淋的陈独秀趴在自家的蓝花儿枕头上，瞪大牛眼，听着蔡元培校长的悲愤之言。

这些语言在经过转述之后，依然滚烫如泪，能炙痛人心。

蔡元培校长当时是说给参加《国民》杂志社例行社务会议的十余名各校学生听的。他说话的时候十根手指都在颤抖，以至于不能不握紧两只拳头。

“同学们，”他路过饭厅的时候，突然就冲进来，面对这十余名各校学生， 神色悲怆。“失败了！我们失败了！晴天霹雳啊，我昨日一个晚上没有睡着啊！政府已经接到中国代表团来电，关于索还胶州租借的对日外交，失败了， 彻底失败了！”

学生们一齐站了起来。

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这位北大校长语音哽咽：“同学们！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快顶不住了！他在血盆大口的威胁之下，已经想把我们的山东献出去了！他已经电请政府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了！同学们，同学们，你们都应该知道，胶州亡了，就是山东亡了！山东亡了，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此时此刻，一个大学校长说这些话，心里悲愤啊！”

蔡元培说到这里，一个踉跄，穿灰长衫的学生许德珩赶紧一把搀住他。蔡元培站正了，又说：“昨日，我同外交委员会的汪委员长几个人，一齐给陆征祥外长打了一个十一字的电报！”

许德珩马上说：“同学们，电报稿在这里，我念一下。蔡校长的电报确是十一个字：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听清楚了：不必生还！如果他陆征祥敢卖山东，他什么时候敢回来就什么时候打死他！”

“不必生还！”学生们挥拳击桌，“打死他！”

蔡元培说：“同学们呀，同学们！你们能想象得出，我们的政府会这般的软弱、这般的无能吗？他们一片又一片地向列强割我们国家的地，用割地的钱购来一批又一批的枪炮，再用枪炮镇压一省又一省的民众！你们是知道的，他们的枪口是对着百姓的，他们没有一杆枪口敢对着西方列强，敢对着小日本！同学们，你们都是国家的精英，民族的精英！政府不敢说的话，如今只有靠你们来说了！我作为校长，本来是千不该万不该呼吁你们离开书桌、走出教室的，但在国难当头之时，我只能痛心地请求你们大家放下书本， 共图救亡大计了！你们可以写文章，可以打电报，可以向民众呼唤，唤起全国舆论，以阻止政府签约！同学们，山东在你们手里，中国在你们手里，你们要起来啊！”

好几个学生突然号啕失声，其中一个捶胸顿足，几乎要以头撞墙。

“我愿意以血唤起民众！”一个二十岁还不到的学生两眼通红，突然像兔子一样蹦起来。他的名字叫刘仁静。“我愿意自焚！我愿意死在总统府大门口！”

蔡元培说：“同学们，我呼吁你们行动起来，不是要你们做出过于激烈的行为！你们千万不要同刺刀对抗！热血是你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你们一定不要白白洒掉！只有保护好了自己，你们才有力量呼喊正义与良知……你怎么了？”

蔡元培突然看见一个穿青布长衫的学生在咬自己的手指头，咬狠了，鲜血满手。

那青年哭着，在自己摊开的笔记本上，写下淋淋漓漓两个字：“血拼！”

蔡元培后来知道那个叫夏秀峰的学生还不是北大的，是高工的。他当时只感觉到，一直留在他自己眼眶里的那粒不曾流下来的泪珠儿，不经意之间， 已经变成一粒非常耀眼的火星儿了。中国现代史后来证明，1919年5月初的蔡元培对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在成为北大的一粒火星之后，北大就成为了中国的一粒火星。

蔡元培说的这些话以及这些话所引起的火爆场面，李大钊转述得绘声绘色。李大钊还不时摘下眼镜，擦拭一下镜片上的泪水。陈独秀听着，鼻孔也发酸，但是他没有掉泪。陈独秀从不轻易掉泪，他甚至忘记了上一次掉泪是在哪一年。他只有愤怒。

李大钊走后，陈独秀的牙关一直紧咬着。

这些学生！这个政府！这个国家！

这两天，他的妻子高君曼也很有点火气。

现在，她两手叉腰，又冲院子嚷嚷：“干吗呀？再怎么着，也得凑个时辰呀！”

进北京两年一个月，高君曼说话也溜了，半腔京片子。

喜子和黑子跪在炕上，凑着玻璃窗看院子。院子里昏昏花花一片，挤着人，看上去都是长衫和眼镜。

干燥的5 月2 日之夜，星星眨眼，所有眼镜后面的眼球也如眨眼之星。这个夜晚是非常时刻，空气中有导火索燃烧的吱吱之声。在这样的时刻，学生们不能不黑压压地麇集于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中国思想界巨人的声音， 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

就在几个钟头之前，《国民》杂志社的社务会议作出一项决定，决定立即通告北京大学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7 时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学生大会， 并邀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校代表一起参加，讨论应急行动步骤。

但是高君曼像个门神。

从门隙中透出的灯光打在高君曼挺拔的鼻梁上，她的眼珠子像白天一样闪着黑色的光。

“我知道，全知道，”高君曼尽量压着声音说，“我知道青岛要亡了，我知道山东要亡了，可我更加知道这会儿陈先生病重，这会儿他烫得像块炭。同学们，他要这么劳累下去，他也得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