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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第三章

“中国遭祸了,节骨眼上了,我们要听陈先生的声音!”一个名叫邓中夏的学生这样说。

又有同学说:“师母,陈先生是我们的旗帜!”

“他受风寒了,知道不?”高君曼说,“风大,旗帜不能老插着,知道不? 你们今天晚上把这面旗帜收起来,抽屉里放一放,行不?”

学生们没有动弹的,只见黑压压的沉默的一片。这年头,年轻人特别顽固。

高君曼气恨恨掩上门,这时候就听屋里的陈独秀在说:你良心坏了。

“你胡说什么?”高君曼脸上挂不住了,三步两步就跳进了屋。她看见丈夫乖乖地趴着,光背脊上吸附着三只小小的火罐。

“我要出去!”陈独秀低声吼,像头受伤的狮子,“君曼你今天良心坏了。”

“你自己想想,你今儿腿脚硬不硬?你额头烫不烫?你能下床吗?”

“你今天是叫我受刑!”陈独秀软绵绵的声音里有咆哮的味道。

高君曼不理他,自顾出门。

“你们的先生今天是病人,”高君曼仍然这样对顽固的学生们说,试图以情动人。“病人啥都不图就图个安静,你们今儿饶了他好不好?你们要真关心你们的先生,能不能帮我走一走药渣儿,带带先生的病?”

年轻的长衫们沉默。

高君曼端过一只药罐子,抓起药渣,冲着学生一把把地抖。学生们沉默地从两边让开。药渣如同失去了光泽的星星,粘连成一条模模糊糊的黑色银河,从台阶上一直蜿蜒到大门口。

学生们鱼贯而出。

布鞋底子上,皮鞋底子上,药渣发出了脆裂的呻吟。

在药渣的声音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随着一声大喝,房门开了。

陈独秀出了门,在门口昂首而站。屋内灯光漏出来,把他光溜溜的背脊打成斑马,而三只小火罐子依然颤颤地吸附在他的后背脊上。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而来!”陈独秀把着急的妻子推到身后,“你们是为巴黎而来!我告诉你们,同学们,实际上,中国的外交不会断送于巴黎,而只会断送于沉默!”

陈独秀说到这里,把手挥舞起来,背脊上的小火罐随之颤动。

“你们要喊!诸位同学,你们要喊!陈先生今天喊不动了,而你们,你们要喊!”

学生们齐声说:“知道了,陈先生!”

“后天,也就是5 月4 号,”陈独秀挥动拳头,“请大家看《每周评论》第二十期,我在上面有篇文章。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都是一文不值的空话!”

“空话!空话!”学生们喊。

高君曼想扶陈独秀进房,陈独秀又一把推开了她。咣当一声,一只火罐掉落在地上。

“现在,到了直接解决的时候了!我一条喉咙,只能在纸上喊,而你们,你们喉咙多,你们要一齐喊,喊出声来!你们要喊得巴黎每一道街路都打摆子!中国不能没有声音!你们就是声带!中国只有你们是声带了!”

“我们会喊的,陈先生!”长衫们齐刷刷喊,许多眼镜后面泪光闪耀。

蔡元培听见了声音。声音使他心境复杂。

若是北大学子面对砧板和刀锋没有声音,他是着急的。他的“兼容并包” 的办学方针以及聘任陈独秀之类的大胆之举,说到底,就是为了拓宽学子的声带。但是学生一旦热血上了脸,那就很可能不仅仅是涉及声带了。作为大学校长,他又不能不控制火候。

5 月4 日午后,操场上不断传来口号,一阵狠似一阵。那是岩浆在运行, 而且离突破口不远了。蔡元培听得出来。

“还我青岛!保我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国民判决国贼!”“诛卖国贼曹、章、陆!”

蔡元培左脚那只已经裂了一条细口子的黑皮鞋,在校长办公室褪色地板上发出的咯咯的声响,像母鸡下蛋后的声音。蔡元培忽然发现自己此时的心态也是母鸡的心态,他很怕身子底下软和和的鸡蛋碎裂。毕竟是学子啊,手无寸铁!

他绕着写字桌,一步步走得很慢,似乎是怕惊醒什么。其实他明白,他怕惊醒的是自己心里的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一道命令,命令他疯狂地跑下楼,在最后的一刹那,把学校的大铁门锁上。

他知道学生们要上街游行,地点很可能是天安门,甚至使馆区。他也知道政府听不得呐喊,政府对付学生自有一套包括刺刀在内的应对预案。

电话铃响起来。教育总长打来的,声音急促。

“学生是不是集合了?”

“有可能。”

“什么有可能?孑民兄,我电话里都听见学生的口号了,打雷一样。”

“天要打雷,总长阻得住吗?”

“阻不住也要阻。孑民兄,使学生勿生事端,是你我职责所在。”教育总长傅增湘声音顿时高了好几度。

“学生一腔爱国热情,怎么能叫事端呢?”蔡元培的倔脾气上来了。

“我告诉你一条消息,”傅增湘放低声音,“政府刚刚开完紧急会议,军队和警察都开始吹哨子了。”

蔡元培心里一紧。

“昨日夜间,北京大学千名学生聚会,大总统当夜就获知了。”

蔡元培仍然不吱声。窗户之外,闷雷似的口号愈渐激烈。

他又听傅增湘在电话里说:“聚会地点就在法科礼堂,京城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均有代表参加,场面如此张扬,孑民兄你不会一无所闻吧?”

蔡元培当然知道昨夜发生于法科礼堂的那场风暴。他虽未身处风暴中心,但那种啸叫声他是听到的。鸡叫三遍时他还独处书房,瞪着窗外的夜空。他很为他的学生骄傲,他知道这场风暴是属于整个民族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终于选择了一个直接的爆发点,这爆发点没选择其他地方,恰恰选择了他治下的一群学生的嘴巴。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他不知道跳到台上这样喊的学生姓甚名谁,有人当夜就来激动地告诉他,这位戴眼镜的是文科的学生。“外交危急! 国事危急!民族危急!我们要以死抗争!要血,我们有血!要命,我们有命!我们坚决不准政府签署卖国和约!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我们要上街游行!我们要唤醒国人!在这民族沦亡时刻,我们北大的莘莘学子若再保持沉默,若不奋起抗争,我们也就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一样,是民族的罪人!”

有人还告诉他,一位姓谢的学生,大约是法科的,当场就裂断衣襟,啮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还有一个学生,叫刘仁静的,惟十八岁,却更是热血灌顶,当场取出一把菜刀,寒光一闪,说要割颈,要以死激励国人抗争,四五个学生拼命抱住他,才夺下了那把菜刀。

会上发言的学生有许德珩,有张国焘,有丁肇青,然后再是大会临时主席、法科学生廖书仑。这位临时主席慷慨激昂宣布:“同学们,大会作出如下决定:第一,联合各界,一致抗争!第二,立即通电巴黎专使,坚决不在和约上签字!第三,通电全国各省市,定5 月7 日为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第四,定于5 月4 日,也就是明天,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蔡元培之所以彻夜未眠,独坐鸡鸣,就是他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演映着这场风暴。风暴将他的心情卷得很复杂。他知道这场风暴未来的去向可能是天安门,并且会狠狠撞上那道坚固的具有皇家颜色的天安门城墙。

“此次聚会通过两个宣言,大总统也知道了。”傅增湘电话里又说,“警察总监吴炳湘在学生中布置了不少耳目,孑民兄这你也该是明白的。你知道宣言的事吗?”

这两个宣言的手抄件,此刻就摆在校长室的写字桌上。一个是文言的, 措辞厚重激烈,许德珩起草。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 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企、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 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也,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日亡青岛耳, 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中,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 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撒、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残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 幸共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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