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鸦片商人不断地向中国走私鸦片。我们知道，英国人最希望的是通过各种渠道打开中国的大门。对于英国人来说，正常的商业贸易始终是他们垂涎的一块大蛋糕。但自乾隆朝实施闭关政策以来，英国人希望在中国进行广泛的商贸已变得不可能。而道光帝即位以来不断加强的禁烟行动，也将切断英国商人最后一点财路。英国人对中国的不满、忌恨程度可想而知。

商人们毕竟是追逐利益的，英国政府未能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英国的一些政客和商人除了发泄对中国的不满情绪之外，也纷纷指责作为英国殖民势力领头羊的东印度公司，指责他们未能敲开中国的大门，不能使英国的商品顺利地进入中国，英国国内日益严峻的经济危机使他们急躁地想把中国这个世界人口大国作为他们的掘金地。

面对国内巨大的舆论压力，英国政府只得作出反应。1833年英国下议院通过了格雷内阁提出的关于从1834年起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提案，由英国商人自由对华贸易。当年，英国枢密院下令停止东印度公司一切商务活动，把其改组为一个行政机构，英国政府为了维护东印度公司撤销后英国散商在中国的权益，巧立名目成立驻华商务监督机构，代表英国女王政府与中国打交道，这也意味着中英外交关系的真正开始。商务监督机构成立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派出的首任驻华商务监督是律劳卑。英国政府的这个安排，显然是在鸦片走私之外，试图通过一种官方的外交关系，强行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

维多利亚女王与外交大臣巴麦尊给律劳卑的训令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给律劳卑的训令主要有七点：第一，要住在广州，在那里设立英国的官方商贸机构；第二，设法与北京直接通信，达成扩大中英商贸之策；第三，设法保护和发展在广州港的贸易，扩大在中国内地贸易的可能性；第四，设法弄清和了解同中国周边国家通商的可能性；第五，了解中国的贸易情况并向英国政府提供年度调查报告书；第六，不要干涉鸦片走私和贸易；第七，设法在中国寻找一个据点，方便英国轮船停泊。最后一条，实际上是在寻找军事据点，为英国的武装侵华做准备。[1]

显然，因为对大清国日益加强的闭关政策和禁烟政策的不满，英国已经急欲通过武力打开中国的商贸大门了。不过，此时的英国女王仍然希望先通过外交途径来达到目的。所以，她在给律劳卑的训令中强调了设法与中国当局建立关系的必要性。

对于英国在华设置商务监督，英国的鸦片商人最为高兴。他们认为，从此鸦片走私和商业贸易将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鸦片商人查顿对已在伦敦的代理人说：“我希望你尽最大努力，在他（律劳卑）的心目中形成一种印象，使他了解与中国人交涉时采取尊严、坚决和独立行动的必要。”[2]查顿企图让他的代理人来影响这个新到中国的商务监督，使他在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中表现出一种强硬的姿态。

那么律劳卑到中国会是一种什么表现呢？老实说，律劳卑对中国是很陌生的。他出生于苏格兰的贵族世家，贵族的血统以及海军军官的经历使他到中国后表现得很强硬。他虽然不了解中国，但是因为与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爵士的交情，他被举荐到女王那里，从而成了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出身高贵，又有军人的经历，在西方世界里，他相当尊贵。如果把他派到美国、法国或者德国出任大使，他能够以世界第一强国外交官的身份受到礼遇。而他被巴麦尊好心办坏事地举荐到驻华商务监督任上，境遇就大不相同了。在中国，在那个视洋人为“蛮夷”的时代，他得不到尊重。

当时大清官员自傲自满的心态普遍存在，况且，英国派出商务监督并未经中国允许，这等于强塞给中国一个“商务监督”。因此，对于律劳卑的到来，广州的官员并没有当回事。再说东印度公司撤销之前，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一职，由于职位不高，因此凡是外交事务都是对广州海关监督上禀帖，由“公行”代为呈递。对于“驻华商务监督”这么一个前所未有的职务，广州的官员们并不知道他官位几品、什么级别，因而见面时并不称呼他的官衔或者“大人”，而是直呼“驴”（律的谐音），显然对他极尽蔑视。

律劳卑被英国女王派到中国之时，大清国的大多数官员还没有外交官这个概念，因为双方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英国人仅仅因为东印度公司的撤销，又急于打开中国市场，为代替东印度公司驻华大班履行在中国的职责，便强塞给中国一个驻华商务监督。这样，中国的抵触也就可想而知了。

律劳卑是7月末到达中国的，他的此次行程违反了大清的一个惯例。之前，所有外国人到中国必须经十三行行商代为申请，获得广东官方发放的通行证才能进入。但是，律劳卑不管这个，他认为自己是英王任命的商务监督，无须执行大清旧例，将以英王代表的身份直接与两广总督打交道。

律劳卑要直接与广东的最高行政长官打交道，身为两广总督的卢坤不答应。他的理由很明确，事关“天朝制度”，难以改变，如有商贸往来事宜要协商，请通过行商提出，奏明皇帝批准后，才能照办。卢坤的表态是严格按照天朝体制行事的，因为在广州实施的对外商贸制度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不是凭英国派遣商务监督到中国就能一厢情愿地更改的，必须征求皇帝的批准。律劳卑坚持他的态度，总督大人发话了，下令“封舱”，停止中英贸易。对于此举，律劳卑心想，世界第一强国派来的商务监督，到中国来求见总督还得请示、打报告。他决定给中国点儿颜色看看，这就是强权者的态度，不让直接和总督打交道，那就动武来真格的。

律劳卑很会利用团体的力量。卢坤下令“封舱”，律劳卑就煽动商团不要害怕广东当局的“封舱”，要敢于起来反抗。特别是当他从翻译官马礼逊口中得知，中国人将他的名字翻译成“律劳卑”实际上是在贬损他，因为这三个字含有“劳苦卑贱”的意思，这更引起他对大清官员的不满。他给外交大臣巴麦尊写信，建议英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可以出动兵舰来华以达到使中国屈服的目的。他认为只要出动三四艘巡洋舰以及三四千人的军队就可以使中国屈服，争取到一个“和英国的伟大和权利相称的”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律劳卑对巴麦尊说，根据他了解到的情况，大清国的军队很腐朽，根本没有战斗力，所以不需要出动大量的兵力。由此也可以看出军人出身的律劳卑是多么狂妄，他根本没把中国放在眼里，甚至还建议巴麦尊在国内制造舆论，让国会也支持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在给巴麦尊写信后，律劳卑在8月底又给英国首相格雷写了一封信。信中声称，中国“完全不了解国际法的原理和实践，所以清廷不能够用文明国家之间所公认和实行的规则加以处理或对待”[3]。他在信中还汇报说，根据来中国前的训令，他了解到香港扼珠江东部出口，是一个很好的地点，如果英国能够占领这个地方，将能够很好地迫使清政府接受英国提出的各种条件。

律劳卑蛮横甚至试图对中国动武的态度，卢坤并不惧怕。他下令“封舱”后，积极修理炮台，整顿珠江防务，防范律劳卑发动军事挑衅。

律劳卑最终还是实施了他的“炮舰外交”。9月7日夜，英国军舰突然向广州虎门炮台发炮。由于卢坤事先做了准备，所以律劳卑没有捞到多大便宜。双方交战了两个小时，英舰便退到虎门炮台射程之外的水域，这次交战造成英方阵亡2人，受伤5人。相比之下，清军的损失还是蛮大的。虽然卢坤做了积极准备，但毕竟武器装备落后，当时虎门炮台有炮位60座，都是固定的，没有炮车，很不机动灵活。再者，火炮的射程十分有限。英舰利用武器装备机动灵活的优势，在9月9日发起了第二次攻击，这一次英军捞到了大便宜，清军炮位被英军全部摧毁，守卫炮台的士兵伤亡惨重，侥幸活命的纷纷狼狈逃窜。虽然如此，律劳卑仍然咄咄逼人，他让英国翻译官马礼逊写了一个文告，把大英帝国吹嘘了一番，希望以此使卢坤感到害怕。律劳卑的公告说了些什么呢？公告说，大英帝国版图很大，四海之内有很多臣服的属邦，物产也很丰富，这是清国所无法比拟的。英国有强大的军队，士兵作战也很勇敢，“所攻皆胜，亦有水师大船，内有带至百二十大炮者，巡弋各洋，并中华所未敢驶到各海，亦无不到。请督宪自问此，吾大君主有恭顺何人之意耶？”[4]

卢坤吃了败仗，心里本来就憋着气，见律劳卑如此嚣张，发起了报复行动。9月11日，卢坤先是通过洋商反驳了律劳卑。他针对9月8日律劳卑所说的英国与中国总督见面，从明朝已有旧例，到了大清朝更是频繁，并举出了从雍正朝到嘉庆朝多有英国人拜见总督的先例，进行了反驳。他说，这些英国人都是以贡使的名义觐见的，大清国的朝廷命官从来不见贡使之外的外国人，这是王朝的体制。对于律劳卑被英国女王委派为商务监督一事，卢坤表示，管理英国散商，像东印度公司那样，派一名大班就可以了，根本不用派什么商务监督。英国私派监督，已经违背大清制度，现在律劳卑又私闯内河，并发动兵衅，实在是大违禁令。因此，他警告说，如果律劳卑仍然执迷不悟，那么，“天兵一到，玉石俱焚，慎毋后悔”。

对于卢坤的反驳，律劳卑持轻蔑态度，根本不放在心上。他认为，中国军队根本不值得与之较量，仍然坚持自己的强硬态度。本来，卢坤不想把事情闹大，可是看到律劳卑如此骄横，他觉得不能不加强战备，设法堵围英国军舰了。他下令“用大船十二只，每只用大石块十万斤，横沉水内，用粗大锚缆系锭，复用木排在水面阻塞，堵其入省水路。并调集提标大师船二只，军标大小师船六只，及新会、顺德各营县内河巡船二十余只，配足弁兵，整备军械，在该处河面巡防……并调拨督标兵丁三百名、抚标兵丁三百名、提标兵丁七百名、府县壮丁三百名，均听提臣调用……预备大柴船二十余只，草船百余只，并檄调碣石镇师船八只，阳江、广海师船四只，并添调普提二标陆营锐卒，一俟外海师施驶到数只，即当与提臣曾胜密筹，督率弁兵，水陆并进，严行驭逐”[5]。

卢坤下令对英国船只层层围堵，对陆上的商馆也严密监视起来。这当然不是外国商人所愿意看到的，纷纷要求律劳卑停止对抗。这样，律劳卑只得软了下来，找来与英国商人有过商贸往来的行商调解。9月21日，经过协商，律劳卑及兵船决定离开黄埔。卢坤算是挽回了面子，被停止的中英贸易也随之恢复，英商喜笑颜开，双方的争执暂告结束。经此事件，律劳卑很是郁闷，从此一病不起，回到澳门后，竟然病死了。

律劳卑死后，德庇时和罗宾臣先后成了第二任与第三任驻华商务监督，也许是律老卑事件，让他们感到还不能轻举妄动。况且他们也没有得到女王的指令，他们静待英国最高层的决策。但是，他们都积极主张对华使用武力，二人都曾经向女王提出过建议，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德庇时说，对中国态度强硬的同时，还要得到美、法、荷等国的支持；罗宾臣则建议不给中国任何通知地占领中国的岛屿，方便英国商船和军舰的停靠，以此打击中国的“骄气”。

1836年6月，英国又换了新的商务监督，这已经是第四任了。新的驻华商务监督是曾经担任律劳卑秘书的查理·义律。他也出身名门，曾在海军服役过。1834年7月，他以大佐军衔随律劳卑来到中国，任律劳卑的秘书。因为在华颇久，他自认为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但是由于他的贵族出身，使他有一种优越感，从而对落后民族产生了骄横和蔑视心态。义律在中国工作时，看到中国君臣上下要从源头上禁绝鸦片，感到这危及了英国的利益，因而向外交大臣巴麦尊提出建议，要英国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加以反对。他甚至对巴麦尊说，如果不对中国使用武力，是不可能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的。

义律的建议还真得到了批准，英国女王向他发来最高指示。在与中国当局的交往和利益问题上，要坚决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还向义律发来密电，要求他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获取中国沿海贸易场所和海盗的情报，并让他在广州或澳门的工作人员中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并把搜集到的各种情报写成详细报告，以便帮助英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作出决策。[6]

显然，英国政府已经在为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做必要的准备。而在1839年道光帝准备庆祝自己60大寿之际，君臣上下雷厉风行地禁烟，使得英国人为自己武装挑衅找到了借口，也使得酝酿鸦片战争、通过武力征服中国、打开中国大门、扩展对华贸易成为英国人此时的重要课题。

[1] 沈渭滨：《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125页。

[2]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3] 王鼎杰：《当天朝遭遇帝国：大战略视野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4] 沈渭滨：《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页。

[5] 萧致治、杨卫东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页。

[6] 《巴麦尊致义律机密件·英国外交部档案》，《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38、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