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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第一章

秦国崛起

关于“中国”的英译名“China”的来源有几种不同说法,其中最为学者接受的说法是,它源出于“秦”的音译。作为有力的佐证,在一、二世纪的希腊、罗马著作中,已经将当时的中国称作“Thinai”或“Sinai”。

在秦以前,中华文明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为什么只有秦的名字会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在当时各种文明彼此隔绝孤立的世界,远播至欧亚大陆的另一端?

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即使是粗通中国历史的人也很容易联想到,公元前 221 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消灭关东最后一个诸侯国——齐国,结束数百年来诸侯割据混战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这是一个被称作“天崩地坼”的大事件。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而秦国的崛起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奇迹。

车马壁画,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壁画。内容是秦王出行时的车马仪仗之盛。

车马壁画,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壁画。内容是秦王出行时的车马仪仗之盛。

称霸西戎。在曾经各自称雄一方的战国七雄中,秦国不仅没有值得夸耀的悠久历史,甚至长期处于被鄙视的境地。

相较周初(前11世纪)便封邦建国的齐国、燕国,以及韩、赵、魏三国的前身——晋国,秦的立国晚了整整三个多世纪。公元前9世纪末,秦族的首领非子因擅长养马,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封于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一带的“秦”(今甘肃张家川东)。

公元前 771年,以荒淫昏聩著称的西周最后一位君主——周幽王,被西北游牧民族犬戎杀死在骊山脚下。秦襄公出兵护送继立的周平王,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周平王感念襄公的忠心,封他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位于陕西岐山境内)至沣水(位于西安西南)之间的土地。

当时,欧亚大陆游牧民族正大规模地从西北向东南迁移,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戎狄已深入至今渭河至洛河一带。秦处于西戎包围之中,艰难地寻求着生存和发展。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

春秋石磬,陕西凤翔秦公墓出土。按照规制,只有天子举行的仪典上能用玉磬,诸侯只能用石磬。

秦独特的发展历史,使得一向以高度开化文明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国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振红

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礼仪制度、风俗习惯等等,都比中原地区要落后两三百年。据史籍记载,公元前 753 年,秦文公时才开始设立史官,记载自己的国史。公元前 408 年,秦简公“初租禾”,开始按亩征收田租,比鲁国“初税亩”晚一百八十六年。公元前 378年,秦献公正式建立市场。三年后,建立户籍制度。

然而,正是这个地处边陲、被视为野蛮、落后的蕞尔小国,五百年后却打败了经济高度繁荣、文化异常发达的六个关东大国。

慨叹于这样的结局,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如何在五百年中发生这样的惊天大逆转?

秦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秦穆公。

穆公名任好,公元前 659 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他用五张黑色的公羊皮,从楚国人手中赎回了七十多岁的贤臣百里奚。在百里奚、蹇叔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其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夺取河西之地(指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弯道南段以西),第

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他还成功地将西戎的使臣由余招致麾下。在由余的谋划下,大败西戎,史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论穆公霸孔子圣迹图

论秦穆公霸

商鞅入秦。然而,真正让秦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是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

三百年的岁月中,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社会大变革,开始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

公元前45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卿共灭知氏,三分其地,史称“三家分晋”。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这一年作为划分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分水岭。

对于秦国来说,这一事件还有着特别的意义。伫立在秦国东边的庞大的晋国,一直是阻碍秦东进的巨大障碍。现在晋一分为三,彼此间相互争斗消耗,无形中使秦东进的阻力大大削弱。可以说秦是“三家分晋”事件的潜在赢家。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纷纷举行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魏文侯任用大臣李悝,最先实行变法,颁布“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并在各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魏国迅速跃升为最强大的诸侯国。公元前 408 年,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秦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不仅如此,秦国内部面临着更大的危机。自公元前443年秦躁公即位后,秦国经历了怀公、灵公、简公、惠公、出子等几代乱政。秦公族为了争夺君位,互相攻杀,致使政局混乱,国力衰弱,不断受到周边国家和西戎的侵夺。公元前385年,秦献公杀死昏君出子,登上君位,秦政局才稳定下来。

然而,献公在位时并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去世,二十一岁的孝公即位。据史载,当时的秦国,“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这位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立誓要实现父亲献公“复穆公之故地”的理想,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秦孝公迫切需要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并富有执行力的能臣。于是,即位伊始,他就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

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卫国公族。按照周的惯例,诸侯之子,以公子为氏。诸侯之孙,以公孙为氏。公孙鞅因出身卫王室,故也被人称作卫鞅。后来因他在秦推行变法成功,孝公将商邑(今陕西商州)封给他,才称为商鞅或商君。

商鞅自幼喜好法家刑名之学。他来到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学习《法经》,希望能在这里施展自己的抱负。但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魏王的青睐。因此,当商鞅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便毅然携带《法经》,来到秦国。

据史载,商鞅见到孝公后,先说以“帝道”“王道”。所谓“帝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帝道”“王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孝公十分务实,他希望在位时就能够“显名天下”,自然对这套疏阔辽远、不切实际的理论不感兴趣。商鞅最后说以“强国之术”,孝公听得入神,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语数日不厌”。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

虽然这段记载可能有后人增饰的成分,但可以想见,商鞅面见孝公后,必然向孝公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正是这种世间难得的君臣之间的相知和默契,成就了这项奠定秦统一大业的改革。

任何改革都会受到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质疑与阻挠。商鞅变法亦不例外。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秦国旧贵族激烈反对变法。他们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驳斥道:“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商鞅的话坚定了孝公变法的决心。

商鞅制定好变法之策后,并没有立即公布。为了向百姓表明变法的决心和信用,他让官吏在集市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十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于是将赏金加到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个人走过去,将木头搬到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

像一根杠杆一样,商鞅借立木为信撬动起庞大的法律奖惩机制,让百姓开始相信其法令的力量。至此,商鞅正式向全国宣布推行变法,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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