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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第五章

新莽败亡。新朝地皇四年(23年)七月,大经学家刘歆因兵变事情败露而自杀。他是新朝的国师,号嘉新公。

刘歆,字子骏,西汉末年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他是沛人(今江苏沛县),西汉皇族,汉代古文经学的开创者,中国经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与父亲刘向同校皇家藏书,后来子承父业,汇集六艺群书,分类撰为《七略》。这是中国第一部图书目录著作,在学术史上有很高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启发

汉代经学就是儒学汉代化。从学术传统上,汉代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是可以追溯明晰传承脉络,文字用汉代隶书抄写,经本得到朝廷认可,并且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古文经学则是传承脉络不清晰,经本或藏于秘府,或流行民间,未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到西汉后期,经学已成为利禄之途。为争立学官,获得正统地位,古文经学多次抗争。王莽、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坚定支持者。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后,古文经学才得以立博士,挤进官学体系。

一般看来,刘歆倾心古文经,是因为他自小跟随父亲刘向整理校对皇家藏书,接触到大量未能流行而且也没有立于官学的经本。他深深感受到这些经本“好恶与圣人同”。王莽倾心古文经,或许是因为他希望古文经可以为他的皇帝梦提供理论支撑。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王莽和刘歆这两个有远大理想的人,也会把自己的理想添加到古文经学之中,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他们对西汉末年混乱的社会秩序、残破的国家制度失望了,厌恶今文经糅杂百家和对政治的妥协。于是他们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规划了理想的政治蓝图。刘歆是设计师,王莽是实践者。

刘歆的死,对王莽打击巨大,因为两人有几十年情谊。此时的王莽“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从此终日借酒浇愁,几乎不吃东西,读书累了,就靠几案而睡。

改革集团内部分裂,加速了新莽政权的灭亡。这时,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逐渐形成赤眉及绿林两股势力最强的义军。新朝地皇四年(23年),王莽在长安南郊举行哭天大典,希望得到上帝的佑护。也就在这一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分裂了王莽的尸体。

新朝灭亡后,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晋惠帝元康五年(295 年),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

理想主义改制的失败。王莽死了,经学家的理想从巅峰坠落,他们的政治实践也戛然而止。

一个王朝如一个人的生命,诞生以后,终会有寿终正寝那一天。西汉王朝即是如此。与西汉相比,王莽的新朝一世而亡,可谓是早夭。今天我们探讨王莽的失败原因,也许会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对王莽的失败,史书上的评论大体相同,一般都归结为改制无方、食古不化、人心思汉等。然而若综合分析,应该说,王莽失败的原因是多重的。

就客观原因来说,王莽的失败是一种必然。西汉末年人口自然增长加速,带来了大量社会剩余劳动力,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结果是流民数量暴涨,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被严重破坏。以前,在解释王朝兴废原因时,我们过多强调阶层的对立与矛盾,其实,在耕地面积基本固定,生产方式无革命性改变的情况下,人口激增是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承受之重。

此外,自然灾害也加速了王莽的失败。黄河在历史上一共有九次大改道,第一次是在春秋时期,第二次就是王莽新朝的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在魏郡,即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决口改道。

黄河决口成灾,在汉代并不少见,但这次决口形成了改道,显示出这场水灾的严重,而更严重的是,在人口极为稠密的关东地区,大量耕地被毁。这给了王莽政权最致命的一击。

祸不单行,与水灾相伴又有旱、蝗、瘟疫等灾害。新莽朝的农民起义,大多集中在黄泛区,自然灾害愈重的年份,起义的声浪也愈高。

就主观原因来说,王莽代汉而立,其实是以王莽为中心的儒生集团的一场政治实践。作为儒生,王莽有与传统文人相同的性格缺陷。

其一,习惯把理想当作现实。班固说“莽诵六艺,以文奸言”, 这句话的意思是,王莽诵读六经,借以包装自己的谬论。班固的评说是不对的。王莽不过是把梦当成真而已,所以他的改革措施只看到改革社会的必要性,没有顾及社会现实的可能性,所以,好梦难以成真。

其二,做事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王莽的改制多朝令夕改,遇到困难时,缺乏坚定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勇气。地皇三年(22年),各地农民相继起义,“天下溃畔,事穷计迫”,王莽于是彻底废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不便于民的诏令也都废除,可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灭亡。因为“口惠而实不至”,所以“怨灾及其人”。

其三,过于相信自己,而疑心过重。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后,便对刘歆有了防范,弃之不用。弃用刘歆,昭示着汉末儒生集团的分裂。与秦始皇一样,王莽是一个勤勉的皇帝,但事必躬亲,很难容人、任人,也许过于勤勉,不善于用人,便很难做一个好皇帝。

就改革本身来说,通过对其具体政策措施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问题。

首先,改革的蓝图就有很大问题,改革的目的和手段相互抵牾,难以统一。汉代经学比较注重社会秩序,对国家与制度则重视不足。这一倾向在古文经学中的表现更为明显,王莽恰恰是古文经学的巨擘。所以王莽改制的顶层设计,其根本目的是社会的整合,不是国家建设。可是,事实上,整合混乱的社会秩序,必须以完善国家制度作为起点。

王莽的“王田制”,将全国土地国有化,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其意在于消除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重建经济秩序,本意是善良的,但这一善良政策注定会失败。原因很清楚,西汉末年,大土地所有者基本是身份性地主,作为官僚,他们充斥于各级政府之中,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受害者,所以,这一措施必然引发官僚集团集体反弹。结果,王莽既没有能力兑现耕者有其田的承诺,又触犯了官僚集团的特权利益,损害了自己的政权基础。

王莽禁止奴婢买卖,立意是要扼制奴婢数量的扩大,倡导平等,重建和谐社会秩序。但这项措施却上下不得人心。禁止奴婢买卖,必然危及官僚、豪强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平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王莽的“五均六筦”政策,从内容看,如果能够施行,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

王莽的改革过急过速,一有想法,便要全国推行。为了保证改制落实,还辅助以严刑酷法。这种不经过试验,不顾各地具体情况的改革,结果往往是朝令夕改,引发更多的社会混乱,改革的结果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此外,新莽时期,还多次发动与周边民族的战争,这些战争,没有起到用外部民族矛盾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

我们不能同意班固等旧的史学家对王莽的定论,同样我们也不同意胡适的说法,王莽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胡适错了,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并不都是社会主义者。

王莽改制失败了,王莽死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在实践中失败了。但是,我们应该肯定,王莽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还可以从斑驳的历史记忆中,从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怯懦的实践中,得到一些经验、一些教训。

两汉经学

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现存于北京孔庙与国子监的夹道内的十三经刻石碑有一百八十九块,包含着《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刻石成于清乾隆年间,故又称“乾隆石经”,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乾隆石经”碑文书法遒劲,是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

在中国历史上,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汉石经”的经文是历代朝廷选士的必读文本。勒石刻经、树碑垂范,拥有无可比拟的、尊崇的政治地位。

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孔子从平民到“素王”,从生前颠簸流离,到身后万众敬仰,这一切都要从石经说起,从两汉说起,从经学说起,从儒学蜕变成经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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