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呈爆发趋势，这使得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脱离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

建元元年（前140 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与此同时，迎儒家耆宿申公来朝，并仿古制，设明堂辟雍，改历易服，这意味着汉武帝要用儒家思想来修礼仪，整顿已经颇为混乱的社会秩序。

建元五年 ( 前136 年 )，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就在这一年，武帝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提拔了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还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因此，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这样评价赞扬武帝：“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

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并不见于汉代史籍，这是近代的说法，1916 年，易白沙先生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孔子平议》的文章，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正因如此，近年来，有学者质疑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真实性。我们认为，从历史事实去考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政策还是被推行了的。

董仲舒

董仲舒与汉代经学。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成为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董仲舒是位关键人物。

董仲舒（前179—前104 年），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关于他的籍贯，司马迁《史记》说他是“广川人也”。自古以来，由于地方行政区划的变更，对董仲舒的籍贯的解释一直众说纷纭，清代《畿辅通志》中就有德州、枣强、景州三种说法。

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其核心思想“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

汉武帝时，董仲舒先后任江都易王刘非、胶西王刘端国相，后辞去官职，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事，都会派遣使者或廷尉，到他家里问询。

董仲舒的学说以诠释《公羊春秋》为基础，将先秦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杂糅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建立了一套新的儒学理论的体系，使其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它对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与历史问题，都给予了比较系统的回应。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院长杜维明

董仲舒在修《公羊春秋》时，着重体现了微言大义，他的目的是要改变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秩序。

经学脱胎于儒学，与儒学就有了差异。《说文解字》等古代字典与文献，把“经”解释为织布的纵线，后转义为法度、常规、常典，这样就可以“以经邦国”了。

经既然是常典，就不是一般人留下的东西。《博物志》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制作曰传。”为什么“圣人制作曰经”呢？“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所以，在汉代，经专指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一般称作六经、六艺。

汉初，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由于《乐》缺佚，无人传授，故称五经博士。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易》《书》《诗》《礼》《乐》《春秋》是经学的基本经典，这些都是先秦儒者口耳相传，陆续抄录的。根据汉代人的说法，抄录这些经的木牍竹简，长二尺四寸。后来作为启蒙用书的《孝经》《论语》也被确认为“初经”或“小经”。《孝经》规制为一尺二寸，《论语》为八寸。

上个世纪，朝鲜曾经发掘原汉代乐浪郡汉墓，其中出土一部《论语》，这应该是现存已知最早版本的《论语》，其规制是否符合汉代人所说的定制，由于我们无法看到实物，也就无法知晓了。

在汉代，经学的传承也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戴、小戴；《春秋》有严、颜。这些都被立博士，列入官学系统，各派的传承脉络十分清晰。

一般来讲，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一经，即所谓白首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朴学”的原因。

在西汉，经师一般不是来自贵胄之家，而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以后，已成为缙绅贵族，经学为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这些家族，不单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上成为豪门，而且还拥有社会道德思想上的话语权。在地方，他们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专制皇权。汉代民谣形象地记述了这种情况：“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

经学与政治秩序。与先秦儒学比较，两汉经学有自己的一些鲜明特点。

其一，经学是汉代的儒学。先秦的儒家著作传到汉代，残损严重。比如《礼》，现在一般称作“三礼”，即《仪礼》《礼记》《周礼》，在西汉初年，仅存“士礼”十七篇。所以，修复旧典，只能借用增字解经、推衍经义的方法。这恰恰是汉儒最乐意做的事，汉儒解经，动辄万言，十分常见。

其二，经学是神圣化的儒学。汉代儒学得以独尊，那么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也就拥有圣人和素王的地位。司马迁曾用《诗经》的话来评价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这远远不够，孔子还被描述为在天庭的神人，为汉立法制宪，祭孔也成为重要活动。

其三，经学是谶纬化的儒学。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著作，是相对“经”而言的。经的本意是织布的纵线，纬就是横线。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在汉代，经学地位提高，就产生了傍依、比附经义的纬书。纬以配经，就称作“经纬”；谶以附经，就称为“经谶”；谶纬往往有图，所以又叫“图谶”“图纬”。用谶纬解经，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

其四，经学是通经致用的儒学。与先秦的儒学不同，汉代的经学有更明确的目的性，更加强调其实用性。比如，在汉代，《尚书》中的“禹贡”篇被用作治理黄河的参考文献，“洪范”篇被用来预测世事变迁；还有《春秋》一书被用来作为审判罪犯的标准，就是所谓的“《春秋》决狱”；而《诗经》则被用来作为谏书，规劝执政者改过自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晓

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汉代经学与先秦儒学的不同。经学脱胎于儒学，却不同于儒学，这中间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变化了，所依赖的社会背景不同了。孔子时代，儒家比较侧重强调“礼”和“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讲求的是等级秩序，仁讲求的是人与人关系和睦，这与先秦人分等级的宗法制是一致的，尊尊亲亲，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秦汉时代，礼崩乐坏，宗法制为编户齐民制取代，社会等级不再森严，小农家庭成为基本的社会细胞。所以汉代经学家比较侧重强调“孝”，因而我们常说“汉以孝治天下”。“孝”的观念来源于家庭伦理，把这种家庭伦理放大，就可以用来规范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

在汉代，蜕变为经学的儒学对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通经致用的特长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扬。

“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就是这时经学家的一个创造。“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皇帝称作天子，君权来自神授，皇权合理性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其他各家学派无法解决并刻意回避的问题。为了使这个神话臻于完美，汉代经学家还经过了二百年的努力，最后，经学家贾逵在《左传》中找到尧的一个后代，名叫刘累，曾在夏代做过大臣，贾逵认为刘邦就是刘累的后人。这样，刘邦就可以通过尧上溯到黄帝，具备了上帝的血统。刘邦以后，王莽、曹丕称帝，也是把自己的血统追溯到舜，再上溯到黄帝，以证明自己做天子的合理性。

经学家正名定分，解决了皇权的合理性，主要目的是强化中央专制集权，这迎合了汉王朝的政治需求。

“春秋大一统”理论便是汉代经学家的一个创建。阐发《春秋公羊传》的经师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推衍出“大一统”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视、尊重；“一统”的意思是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天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强化了中央专制集权的权威，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影响极巨且深。

《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三纲五常”理论也是汉代经学家的一个重要创建。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连用始于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念的论述，汉儒已经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两千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启发

经学是用阴阳五行来论证纲常观念的，用自然秩序来证明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所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经学被后人称作名教，也是因为过分强调这些道德概念，以名为教，固化等级观念，规范社会秩序，调节人际关系。

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主要目的是通过比附的方法论证古代专制集权政体与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但是，经学家也巧妙地改造这些观念，创造出“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

汉代是个迷信的时代，在经学家看来，天与人是相通的，也就是存在“天人感应”，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祥瑞一般指美丽罕见之物，如瑞星瑞云、珍稀草木、麒麟凤凰等等。皇帝做的事不符合天道，天就会降下灾异，做出警示，灾异就是自然灾害和怪异的现象。武帝晚年，灾异频繁出现，社会动荡，武帝下了一道自我反省罪过的诏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内容丰富、保存完整的“罪己诏”。

汉代经学家十分相信阴阳灾异论。但是这种理论若要运用，还得审慎。西汉昭帝时，有个叫眭孟的人，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 , 擅长以灾异为预言。昭帝元凤三年（前 78 年），泰山有大石自立，石后有数千只白色乌鸦，同时皇家园林也发生了枯柳复生、虫蛀树叶成文字的怪事。眭孟便以《春秋》之意推论，上书要昭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这套由灾异推衍出禅让的理论，企图动摇皇权的根本，结果为眭孟惹来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