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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第五章

第一次党锢之祸。延熹九年(166 年),司隶校尉李膺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此人的父亲名叫张成,是一个有名的术士,他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膺审理此案期间,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李校尉应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一边,毅然处死了这个杀人犯。原因很简单:张成是宦官们的座上宾。在正义与国法的二选一命题中,李膺选择了前者。这件事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

宦官的权势其实是皇权的延伸。东汉皇帝多数寿命不长。皇帝幼弱,不谙政事,需要外戚扶持,于是乎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皇帝长大之后,不满皇权旁落,就利用宦官铲除外戚,权力自然落到宦官手中。因此,宦官的存在其实是与东汉专制皇权相伴生的痼疾,无法根除。清流派士大夫把政治黑暗的原因归结于宦官专权,未免有失客观。另外,宦官群体中并非都是恶人,勇于进谏的吕强、改进造纸术的蔡伦,都是《后汉书·宦者传》中的正面人物。清流派士大夫要求对宦官进行集体清算,实际上是仇恨情绪的极端发泄。这种株连式的斗争方法,也给他们的反宦官运动带来了消极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忠炜

清流派将矛头指向宦官,主要是基于:第一,对宦官这个群体的不齿;第二,对他们各种行为的不齿。当宦官这个群体因为皇帝的信赖而弄权的时候,他们或祸国殃民,或残害忠良,而他们的姻亲子弟或横行乡里,或鱼肉百姓,所以,清流士大夫很容易将矛头对准宦官群体。

李膺和清流派官员无意冒犯皇权,但是他们藐视国法的行为事实上已经触逆龙鳞。宦官们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上书天子,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朋结党,诽谤朝廷,惑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膺,并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杀气腾腾的使者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幸运的是,在太尉陈蕃、外戚窦武等朝廷重臣的苦苦求情下,永康元年(167年),桓帝大赦天下,李膺、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却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邬文玲

在古代,“君子不党”这是一个共识。对于皇帝来说,群臣如果结党营私的话,对皇权会造成很大的威胁,皇帝对于结党营私这种行为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就听信了宦官的言辞,对清流派进行打击,而且在公布的诏令中,把清流派这些官员称为“党人”。

六月的颍水河畔,清风徐来,杨柳依依,数千辆轺车停驻道边,近万人聚集陌上。他们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范滂,字孟博,汝南郡征羌县(今河南漯河)人。为官清正刚直,触怒了宦官,因而被划入党人之列。在审讯过程中,他视死如归,豪气干云地说:“我死之后,希望能够埋在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无愧于伯夷、叔齐!”此次大赦归乡,范滂受到汝南、南阳等地士大夫的热烈欢迎。延熹九年(166 年)的党锢之祸没有扑灭士大夫的斗志,反而提高了党人的声望。

第二次党锢之祸。永康元年(167 年)的冬天,寒冷异常。但是遭到禁锢的党人却分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十二月,昏聩无能的汉桓帝驾鹤西去,年仅十三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朝廷重臣重新洗牌,清流派领袖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大将军窦武是灵帝窦太后的父亲,为人谦逊好学,不但没有外戚的种种劣习,反而具有为汉末名士所推崇的种种美德。太傅陈蕃则以正直不阿著称,一向被视为士大夫的楷模。他们二人执掌大权,让人们看到了大汉重整朝纲的希望。东汉中期以来,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了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如今,外戚与清流派官员结成了同盟,宦官的末日还会远吗?

汉帝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一旦外戚与士大夫联起手来,就会形成一把无坚不摧的巨型铁钳。公元前 74 年,外戚霍光和士大夫一起完成了更换皇帝的壮举;8 年,外戚王莽在士大夫的鼓噪下,活生生地把刘家的汉朝变成了王家的新朝。在很多人看来,用这把巨型铁钳来对付一群阉竖宦官,实在是易如反掌。然而,在 168年的政治搏杀中,这把曾经令人胆寒的巨型铁钳却莫名其妙地生锈了。

灵帝建宁元年(168 年)五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景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所做出的谴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统统革职,全部绳之以法。八月,他们完成了京畿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上奏,要求立刻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最后的大清算马上就要开始了。

宦官被逼到了绝路之上。桓帝的驾崩,已经使他们产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机感;李膺、杜密等党人的复出,更使他们坐立不安。但他们并不准备坐以待毙。他们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窦武和陈蕃等人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忘了,宦官手里还掌握着最后的筹码——皇帝和太后。诛杀宦官的奏章是呈送窦太后亲阅的,可是宦官当晚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显然被激怒了,他们怒吼道:“为非作歹的宦官固然该杀,可是我们这些人并无罪过,为何也要被族灭!”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把汉灵帝劫持到德阳殿,又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五校尉应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

最为悲烈的一幕随即上演。八十多岁的太傅陈蕃惊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八十多人冲入皇宫承明门,如飞蛾投火般进行了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陈蕃,字仲举,汝南郡平舆县(今河南平舆)人,少年时就有宏图大志。据说,在他十岁那年,父亲的一位老友薛勤前来拜访,见庭舍脏乱,就说:“你为什么不把屋子打扫干净来招待客人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应当扫除天下污垢,哪能关心区区一间小屋呢?”这位一生尽忠的老臣,终于以死捍卫了自己“不畏强御”的高节,但却没能实现“扫除天下”的大志。千余年来,“扫天下”与“扫一屋”何者重要,始终是科场考试的重要命题。假如

陈太傅和窦大将军能够更加周密细致一些,以“扫一屋”的态度来“扫天下”,也许这悲剧就不会上演了。只是历史容不得假设。

天下,是汉家的天下,天下的主人姓刘。如果主人像泥鳅一样离不开污泥而陈蕃们仍然执意要扫除这污泥,那么被扫除的只能是陈蕃们自己。在东汉后期的专制政治体系中,皇权的行使离不开宦官。深度打击宦官,势必会伤及皇帝。伤及皇帝,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所谓“投鼠忌器”,就是这个道理。陈蕃、窦武和清流派士大夫的悲剧,也正是由此而来。

对于年仅十三岁的汉灵帝来说,要让他完全理解建宁元年(168 年)八月那个灯火通明的夜晚的波谲云诡,显然是不现实的。他不知道这场宫廷政变的原委何在,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是逆臣贼子,是噩梦中出现的魔鬼,只知道温顺和蔼的宦官勇敢地扫除了魔鬼,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节、王甫等十八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而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和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连他们选任的官吏也都被免官禁锢。

窦武、陈蕃结成的反宦官集团被宦官集团轻松击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把所有宦官作为打击对象,不但引起了窦太后的反感,还使原本彼此不睦的宦官们团结起来。还有一点很重要:窦武之死,固然是由于事起仓促;而陈蕃赴难的过程中,却没有得到多少士大夫的援助。显然,清流派这个群体并不是官僚队伍的主流,他们与普通官僚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在此前此后的党锢系列事件中,很多官吏落井下石、坑害党人,也说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反宦官行动的最终失败,使朝纲昏暗的东汉王朝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内部调整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凯

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皇帝来说,其实也是他的三个权力支柱,掌控能力比较强的皇帝,通常能在这三股势力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一旦皇帝本身的掌控力弱化,很容易大权旁落,因此,三股势力之间的消长会影响政治格局的变化。窦武作为外戚集团,站在清流集团一边,跟官僚集团联合,事实上改变了以往三足鼎立的态势。

宫廷喋血已经结束,但是对清流派士大夫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窦武、陈蕃和刘淑被清流派士大夫尊称为“三君”,“君”的意思就是“领袖”。宦官已经砍倒了“三君”,接下来该受难的就是“八议”“八厨”了。建宁二年(169 年)十月,在宦官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宦官的爪牙和曾经受到清流派批判的官僚联合起来,不遗余力地追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还有许多无辜者因得罪过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门生、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六七百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内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与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的党锢之祸相比,第二次党锢更为残酷。从受害人数上看,第一次党锢中,约二百名党人卷入其中,但没人被处死;第二次党锢则有上百人被处死。从地域上看,第一次党锢只涉及中原数郡,第二次党锢则是全国范围的。从禁锢范围看,第一次党锢只有涉案党人本人被剥夺了做官资格;第二次禁锢非但党人不得做官,他们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不得做官,就连五服之内的亲属都被禁锢终身。三服之外的亲属在当时其实已经有些疏远了,而株连至五服之内,惩罚之重,可见一斑。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党人们没有放弃抗争。熹平元年(172 年)四月,一条青蛇盘卧御座,久久不去。这是一个不祥之兆。这一年秋季的某一天,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份匿名告示:“天下大乱,宦官曹节、王甫幽禁杀害了窦太后,中常侍侯览滥杀党人,公卿大臣皆素餐尸位,没有敢于进献忠言者。”这份罕见的“大字报”公然藐视皇权,立刻引来皇帝、宦官、执政大臣的集体愤怒。于是,又有一千多名太学生被逮捕入狱。

建宁四年(171年)正月,京城内外喜气洋洋。汉灵帝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那些犯了谋反大罪的囚犯都得到宽囿,唯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帝国已经把他们永远打入了另册。禁锢之下,荣望永绝。对于追求通经致用的士人来说,禁锢意味着不能实现人生抱负,形同阉割。刘氏汉朝已经不再是士人的归宿,良禽择木而栖的时候到了。十年内的两次党锢,最具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士大夫遭到反复摧残,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大分裂。

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似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料到,清流被全部打入另册之后,宦官集团也随着失去平衡的东汉朝廷迅速走向灭亡。在光熹元年(189 年)的宫廷政变中,两千多名宦官被集体屠杀。只是宦官群体的消失并没有挽回东汉的亡国命运,这或许是党人们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清初学者顾炎武曾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日薄西山的东汉朝廷拒绝了清议,等待它的将会是什么呢?

曾经车水马龙的太学,如今门可罗雀。曾经喧嚣沸扬的洛阳城,终于归于宁静。这是闪电来临之前短暂的宁静。一场席卷全国的暴风雨正在隐隐逼近。

魏晋风度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来说,也是如此。

景元四年(263 年)的一个夏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

此前,三千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借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

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

这位名士陨落后,《晋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

他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个人就是嵇康。

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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