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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第六章

刘伶

刘伶醉酒

名士放歌须纵酒。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音,它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抑扬顿挫似戈矛纵横。

弹琴的人就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

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能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它真正心仪的主人。

古书上说,嵇康为人“肃肃如松下风”,酒醉时倾倒若“玉山之将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

在距洛阳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游盘桓,抚琴长啸。与他一道交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六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褒衣博带,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袒胸露背,或脱帽弃帻,不拘礼法。

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

史载 , 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六十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有记载,刘伶饮酒一旦来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朦胧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进我的裤裆里来?”

为什么魏晋时饮酒之风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正始元年(240 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与元老司马懿一道辅政。曹氏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正始十年(249 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之机,起兵政变,并控制了京都。

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从此以后,司马氏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

残酷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梁满仓

一些知识分子有意避开复杂的政治斗争,去竹林寻找一方净土韬光养晦。

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代表人物。

嵇康为曹魏宗亲,娶长乐亭公主为妻;山涛则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则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

七贤的出身志向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选择了在竹林饮酒来躲避政治风险。只有竹林这片净土,可以稍稍遮蔽腥风血雨。

玄学和清谈。仔细看来,画像石拓片《竹林七贤》上除了七贤以外,还多了一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

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隐士。他为什么会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晋名士做竹林之游呢?

荣启期的思想行为跟竹林七贤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比较反感的都是原来中原地区传统的儒学和礼教,非常崇尚玄学和清谈。

相传,荣启期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鹿裘带素,鼓琴而歌”,自得其乐。他与七贤同属“士”这个阶层。

士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西周,当时世卿家族中有了不世袭的家臣,这是最初的士的来源之一。随着春秋时期卿大夫势力的崛起与壮大,养士之风大盛。士在军事上可任作战骨干,政治上可任中下级官吏。

士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有着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在春秋战国时代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他们或纵横捭阖,游说诸侯;或授徒立说,影响后世;或避实就虚,出奇制胜;或舍生取义,刺杀独夫。

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儒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士的言行建议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士开始成为独立的知识群体,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东汉末年,朝纲大坏,士大夫通过品评人物来推荐人才,批评时政。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继承了士大夫清议之风。孔融看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破坏纲纪,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建安十三年(208 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政治的残酷促使士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与社会的本原。

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以《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会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

应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

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士的责任。

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氏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士人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转而投靠司马氏。

出身上等世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钟会是曹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自幼才华横溢。他只比嵇康小两岁,却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风采。钟会写了篇《四本论》,讨论人的才能、禀性的同异离合问题,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钟会怀抱文章来到嵇康家门口,又犹豫起来,最后,在户外远远地将文章掷入,就转身急急忙忙跑了。

此时,司马氏集团势力如日中天,甚至凌轹王室。尽管如此,“性直狭中”的嵇康却依然选择了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

据《晋书》记载,嵇康是一位打铁高手。每至红炉高烧、烈焰飞腾,慷慨的琴声便与嵇康的铮铮铁骨相互碰撞,回荡在竹林里。

这一天,嵇康正抡着大锤打铁,钟会来了。这位曹魏谋士虽已是司马昭的宠臣,但他仍想结交这位竹林名士。

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这位朝廷红人,独自抡锤打铁,旁若无人,把钟会晾在一边。两人沉默僵持良久,只听见铿铿锵锵的打铁声。直到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弱,回敬道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两位玄学家的交锋似高手对决,一招之间兔起鹘落,胜负立判。这段对话就此成为经典 , 千年以后似乎还能闻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气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楼劲

玄学极大地推进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水平,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理性化、规范化的程度都大大提高。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地断定,当时的名士在思考、思维路径上,在思维结论上所达到的高度上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作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大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谈玄高手,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抑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嵇康认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这个态度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什么叫名教,就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现实。

招安名士。随着司马氏集团加快篡魏步伐,他们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迫于形势,昔日参与林下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竹林,回到了朝廷。

阮籍当起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涛凭借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荡。景元二年(261年),原本担任吏部郎的山涛马上要再次升迁,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山涛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显示司马氏集团对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让嵇康体面地走出竹林。

寒冬过后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山涛的引荐在花瓣的飘落中有了明确的答案。山涛字巨源,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了最严厉的辞藻,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和立场。嵇康所绝交的,并非山涛个人,而是山涛所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信中所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

嵇康这一口号等于是明确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决裂。像商汤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周公是推行圣王这套政治理念的,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在嵇康看来,都是不对的。他“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同孔子一道进行鄙薄。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所宣扬的东西挑战: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对司马氏集团篡夺曹魏政权的意图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贤把酒言欢、清谈玄理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萧索淡漠。

嵇康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他走得越来越远。

这一时期,他创作了《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这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他写了一篇音乐理论文章《声无哀乐论》,对于魏晋清谈影响颇大。嵇康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人的哀乐之情遇和声而发,和声起媒介作用。

无论弹琴作曲、为文作诗,嵇康都堪称大家。他优游从容,游心太玄,引领一代清峻、渊远的玄学风致。

不肯屈身仕进的嵇康,成为洛阳城内众士人追捧的对象,这位大名士公然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决绝自然也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终于,司马昭除去这个“不识抬举”之人的机会到了。吕巽、吕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两兄弟反目成仇,吕巽告弟弟不孝,吕安因此入狱。嵇康因曾为他们调停,竟然被牵连进去,最终,司马昭用这个荒诞的理由将嵇康、吕安一并处以死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楼劲

嵇康被杀是因为他反对司马氏篡权,他要从一而终。一个士人要从一而终,他只能忠于一个政权,不能做三姓家奴。嵇康的死是政治问题。

嵇康死后被葬在了自己的出生地安徽石弓山。

他的溘然离世让整个士人阶层上下笼罩着深深的哀伤。不久后一个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与世长辞,山涛则在朝廷里飞黄腾达。

十四年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马氏的威势,不得不到洛阳应郡举,途中,向秀特意绕道山阳嵇康故居凭吊。时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与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不禁悲从中来:“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含泪写下《思旧赋》。

竹林时代早已结束,世间再也找不到这样一片净土。

竹林时期的玄学名士用自己的行为方式,树立了不向淫威低头的典范,所以嵇康人格魅力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高的,与后来那些假名士,那种假放达、真纵欲的人完全不一样,后者不是心里有痛苦,而是完全麻醉了。

最典型者是西晋末期八个旷达不羁之人,号称“八达”。他们把自己关在小屋内,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连日酣饮。一日,其中一个人来晚了,被关在门外,守门者不让他进,他便在门外脱光衣服,从狗洞中探出头来,狂吠不止。

然而政治、社会、思想、文化诸因素早已时过境迁,这些名士的狂放早已没有了竹林七贤的精神和境界,只是徒具皮毛的东施效颦而已。

西晋末年富可敌国的石崇乐于结交豪门子弟和文人雅士,当时号称“二十四友”。他们备有舞伎乐队,时常在金谷园聚会,诗酒宴饮、纵情作乐,极尽人间之欢娱。文士们沉醉于纸醉金迷,炫财斗富之风大行其道。

西晋后期,这些情况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玄学和政治区分不开,政治家不专心治国,把谈玄变成第一要务,导致了清谈误国。

狂放任达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们谈玄的场面,也为后人津津乐道。

西晋末年,许多官场中人借清谈全身避祸,装点名士风度。

清谈家王衍,善吐玄言,以议论《老子》《庄子》为能事。因为他一直以来身居要职,后进之士无不仿效他谈玄,于是形成了整个朝廷矜高浮诞的风气。时人评论王衍,说他“不以事物自婴”,不问政事,是个典型的官僚玄学家。正是这个王衍,以三公的身份举为元帅,最后被后赵石勒所杀。临死时王衍叹道:“我们虽不如古人,但如果以前不崇尚玄虚,而是合力匡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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