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真迹《致通判比部尺牍》

王安石的“荆公新学”。王安石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影响的历史人物，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学问家、思想家。朱熹说他“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这是很符合事实的。他毕生重视经学研究，并用来指导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由他创立的学术流派被称为“荆公新学”，在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讨论新儒学，总离不开“心性”“性理”之类的名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儒学重伦理而轻本体，重文献而轻架构，重经验而轻思辨。内中可资构建体系的部分，厥惟其心性论和天道观。宋儒在疑传注、辨义理之余，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讨，既反映了宋儒形而上的思辨冲动，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而这种风尚的形成，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与激荡的必然结果。

在新儒学由“义理之学”向“性理之学”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两大成果：一是荆公新学的流行，二是理学（当时称为“道学”）的确立。就当时所具有的影响力而言，王安石的新学远远超过了理学。

王安石早年撰写了《淮南杂说》和《洪范传》，这两部著作奠定了他在宋代经学史上的地位，人们甚至把他比作当代的孟子。他的女婿蔡卞在论及荆公学术时曾讲：“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

这两部著作以阐发“道德性命之学”为主要内容，与理学之徒每有相通之处，而高明自

得常常过之。侯外庐先生认为：“道德性命之学，为宋道学家所侈谈者，在安石的学术思想里，开别树一帜的‘先河’，也是事实。”贺麟先生更直截了当地说：“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以得自孟子、扬雄为最多，而与陆王的思想最为接近。”

王安石成名很早，且生性自负，曾有诗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足见其心气之高，志向之远。他一贯认为，研究经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主张用“先王之道”来打破当时迷信“祖宗家法”的风气，推行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实现富国强兵。

在王安石以前，范仲淹力倡精神风气，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学术成就有限。李觏依托先王之制阐述社会政治理想，设计富国强兵蓝图，但因仕途偃蹇，无从施展。唯有王安石集经学家、政治家于一身，遭遇神宗，千载一时，使其宏图抱负得以充分施展。这种人生经历，不但宋人无出其右，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

在王安石主持的各项改革中，最能体现“法先王”理想的，当属以“经术选士”为主旨的学校科举改革。王安石认为，圣人之学湮没千年，先王之政废歇不举，其根源在于人才凋敝，风俗败坏。要变风俗、立法度，必先本于讲学。学术既明，才可以施用于政事而不至被流俗沮格。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尊师儒、兴学校、明经术、变科举，培养选拔精通圣人之学和先王之道的人才，从而革除时弊，移风易俗。

这种观点，也是新儒学兴起以来士林精英的共识。早在熙宁以前，欧阳修、孙复等人就对科场士子奉为准绳的汉唐注疏之学大加挞伐，要求朝廷重新注释儒家经书，以便学者取法。到了熙宁六年（1073 年），朝廷设置经义局，由王安石负责，训释《诗》《书》《周礼》三经新义。熙宁八年（1075 年），《三经新义》修成进御，由国子监雕印颁行，作为官方教材，让天下士人学习。王安石修撰《三经新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同风俗，一道德”，以经术造士，培养支持变法的人才。这既是新儒学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配合变法的政治产物。

王安石的“新学”究原于心性之际，推本道德性命，以《孟子》为宗，援《洪范》《周易》《论语》《中庸》诸篇立说，又以老、庄、扬雄各家参验，而归于高明自得之学。继而施用于礼乐刑政，尤其借重《周礼》立法创制、设官分职的遗意，为变法张目，可谓体用兼赅，本末毕具，既是义理之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义理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转进的重要一环。

从王安石开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的治学理念蔚然成风，新儒学在诸多领域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的主题转换和学理更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王安石立足儒学，融合儒、道，创立了形而上的道德论、人性论及修养论，推动了儒学的复兴与发展。

在北宋后期，除了哲宗元祐年间以外，《三经新义》一直是官方法定的学校和科举教材，“荆公新学”也长期居于官方显学的地位，对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因为如此，新学便带上了某种文化专制主义的色彩。天下士人虽然都必须唯新经是读，但因为利害所系，只不过是曲意附和，真正能够深究其旨并发扬光大者微乎其微。再加上政治斗争等复杂因素，

“荆公新学”也与熙宁变法一样，成为历史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焦点。到南宋以后，在理学家不遗余力的挞伐下，王氏新学成了异端邪说，其影响力归于歇绝。

周敦颐——心传承孔孟，道学启程朱。从神宗时期开始，新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新儒学由博通转向精微，由主张文以载道、经世致用转而更重视纯理论的探讨和心性体悟，由庞杂丰富而转向规范定型，学术体系趋于完备和成熟，哲学思辨的水平明显提高，由此收获了宋朝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即理学体系的基本确立。

《宋史· 道学传》说：“（孔、孟以后）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正是由于新儒学完成了由“义理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的转变，宋代的学术与思想才具有了卓然有别于汉唐之学的全新气象。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这是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此文托物言志，借物抒怀，高风亮节，清雅脱俗。文章虽短，却字字珠玑，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周敦颐，湖南道县人。五岁丧父，随母亲投靠衡阳的舅舅郑向。周敦颐自幼喜爱莲花，衡阳又是莲花之都，郑向就在自家宅前“构亭植莲”，让周敦颐负笈其间，读书悟道。可以说，周敦颐对于君子人格的界定，关于莲花与儒家品质的联想，就是从衡阳的一池莲花开始的。他不愿像陶渊明那样做个遗世独立、躲避现实的隐者，更不愿像普通人那样羡慕牡丹的富贵荣华，他要立足尘世，胸怀磊落，洁身自好，做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君子。周敦颐晚年移知南康军，居于庐山莲花峰下，取幼时老家所居濂溪，将其书斋命名为濂溪书堂，因此后人又称他为“濂溪先生”。

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之人，他精通《易》学，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即《易通》）等。《太极图说》以儒家《易》学来解释道教的《太极图》，受老子影响非常严重，同时也杂糅了不少佛学的内容。周敦颐以“无极”作为宇宙的本源。“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则生阳，静则生阴；阳变阴合而生五行，阴阳、五行变化而生万物；人得天地之“秀”，为万物之灵。五行各有其性，感于外物而动，由此而产生善、恶。这样，周敦颐便将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主静”的说法，主张通过“主静”的修养工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

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如《宋元学案》所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周敦颐的谥号）之破暗也。”

“心传承孔孟，道学启程朱。”周敦颐故里濂溪祠前的这副对联准确概括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