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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第八章

朱熹像

朱熹

朱熹——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被认为是继孔、孟之后,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理学发展到朱熹那里,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

朱熹(1130—1200 年),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福建建阳。他一生著述繁富,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他还对北宋以来理学家的著述做了许多注解和编纂工作,如《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近思录》等。朱熹的讲学地在建阳考亭,故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考亭学派”。

朱熹作《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中心,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及其弟子的行状、墓志、遗事等资料排成理学谱系,说明理学的渊源和传承。他宣扬二程接孟子之

传,又把周敦颐尊为二程的老师,从而确立了理学的道统。从此书开始,“北宋五子”成了宋代新儒学的正统,程朱理学也发展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在哲学思想上,朱熹发展了二程、张载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他所建立的理学体系,以“理在先,气在后”为前提,即以客观精神本体(理)为第一性,以物质世界(气)为第二性。他在“人性本明”的基础上提出“人只有天理、人欲两途”,“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用天理战胜人欲。朱熹还用“理在气先”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和自然界的四季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千万年磨灭不得”。经过朱熹的发挥,“三纲五常”成为后世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支柱。

朱熹曾作《观书有感》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主旨在于说明为学的目的,在于以圣人为己任。人要达到至善之境,必须格物穷理,探索新知,与《大学》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异曲而同工。此诗空灵蕴藉,雅俗共赏,一经问世,众口传诵,成为人们努力学习、探索真理的动力。

《宋史· 道学传》说朱熹治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强调格物致知、躬行实践与居敬证心、涵泳体悟内外并举。正是在这种治学方法下,朱熹才能博采众长,把握潮流,取得超越性的成就。如清代学者全祖望所说,朱子之学“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然善读朱子之书者,正当遍求诸家,以收去短集长之益。若墨守而屏弃一切焉,则非朱子之学也”。

从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 年)开始,周敦颐、二程、张载及朱熹得以配享孔子庙庭。到了元代,科举考试明文规定使用朱熹的注释。考试内容基本是从《四书》中设问,标准答案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如加试《诗经》,也用朱熹的注释本;加试《周易》,则兼用程颐和朱熹的注本。这样,程朱理学便上升到了官方学术的地位,理学的独尊地位开始确立。后来的康熙皇帝甚至把朱熹推崇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的圣贤(对联在尤溪县南溪书院、武夷山朱熹纪念馆)。从 14 世纪开始,理学又跨越国界,对东亚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朱熹不仅是思想家、学问家,也是大教育家。他毕生重视教育,走到哪里就将书院开办到哪里。他不但动员官府恢复或修建学校,自己所到之处也竭尽全力整修学堂,募集图书,遍访名师,自己也亲任教职,动员百姓子弟入书院读书,把书院当作传道授业、弘扬理学的最佳平台。

乾道三年(1167 年)八月,朱熹前往潭州(今湖南长沙)访问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二人在岳麓书院开创会讲的先河,辨析“太极”与“中和”之理,各地赶来听讲者达数千人。在岳麓书院讲堂,朱熹还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被书院奉为校训。后来朱熹知潭州时,又改建、扩建了岳麓书院,使之成为名闻天下的学府之一。

乾道六年(1170 年),朱熹在母亲的墓旁修“寒泉精舍”,从此开始了近十年的隐居守孝、著述授徒生涯。这是他亲手创建的第一所书院。淳熙二年(1175 年)正月,浙东学派的领袖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二人在寒泉精舍讲学之余,相互切磋学问,编成了《近思录》,史称“寒泉之会”。

淳熙七年(1180 年)三月,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修复白鹿洞书院。他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藏书,请皇帝敕额、赐御书,还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内容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这个《学规》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的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不仅成为后世天下书院的楷模,也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

淳熙十年(1183 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一些著名学者如蔡元定、刘爚、黄榦、真德秀等,都曾就学于武夷精舍,朱熹的学说由此广为传播,武夷山也获得了“道南理窟”的美誉。

绍熙三年(1192 年),朱熹又在考亭建屋,初名竹林精舍。

绍熙五年(1194 年),因来学者益众,他便加以扩建,更名为沧洲精舍(后由宋理宗赐书“考亭书院”)。这一时期是朱熹思想最成熟、阅历最丰富、学识最高端的时期,因此书院名声远播,四方学者趋之若鹜。据考证,朱熹创建沧洲精舍前后门生多达两百余人。晚年朱熹遭遇党禁之祸,备受迫害,但仍以顽强的毅力从事著述,每日为学生授课,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朱熹死后,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有千人之多。著名词人辛弃疾哭祭挚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鹅湖之会”与朱陆异同。在理学上与朱熹对峙的是陆九渊(1139—1193 年)。陆九渊,字子静,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曾结茅讲学于象山(今江西贵溪西南),人称象山先生。由他创立的学派称象山学派,后由明朝王阳明继承发展,称为“陆王心学”。

陆九渊是南宋时期最富个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学说核心是以“心”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所谓“圣人之学”,就是心学。他融合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良知”“良能”的观点以及佛教禅宗“心生”“心灭”等论点,提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认为天理、人理、物理只在个人心中,实际上是把人的道德理性自觉与自主上升为终极依据。

陆九渊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治学的方法应该是向内体察,其修养指向与终极目标都在于向内培养心灵。他认为只要“明理”,一切便在自我掌握之中了,因而提出了充满豪气的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他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和深邃的理论洞察力,最早发现了理学潜在的支离倾向和教条隐患,成功开拓出一条自吾心上达宇宙的外化道路,为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化创造了条件。

陆九渊像

陆九渊

淳熙二年(1175 年)四月,朱熹送吕祖谦至信州(今属江西上饶)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陆九渊学说的矛盾,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来鹅湖相会,在朱、陆之间发生了一场轰动学术界的辩论,史称“鹅湖之会”。两方唇枪舌剑,各为自己的学说慷慨陈词,驳难对方。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尊德性”和“道问学”何者更为重要。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主张通过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体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陆九渊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认为无须在读书穷理方面多费工夫。陆九渊指责朱熹是“支离事业”,朱熹讥讽陆九渊是“禅学功夫”。双方辩论三天,观点始终未能统一。

尽管朱熹和陆九渊之间学术分歧严重,但这种分歧并未影响二人的深厚友谊。淳熙八年(1181 年),朱熹率僚友及诸生邀请学术见解不同的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在于是否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听者都十分感动,有人还当场流了泪。朱熹再三表示自己讲的不如陆氏高明,并向众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又请陆九渊书写讲义,将讲义刻石,以作纪念。陆氏的精彩讲说和朱熹的虚怀若谷,成就了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

陆九渊以道德主体为本体,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理性。尽管他认为这种本体超越于人的知识之上,却又不离人的知识。所以他在强调“尊德性”

的同时,也要求以求知的手段充实本体,作为德性的补充。从根本上说,他与朱熹在价值取向方面是一致的,都把确立儒家道德伦理的本体地位作为目标。通过分析他们的争论,可以更好地揭示理学发展和心学产生的内在动因。

浙东事功学派的兴起。与朱熹理学、陆氏心学同时,浙东地区的学者也异军突起。前有吕祖谦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后有叶适跟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与朱熹、陆九渊专注于心性道德的“内圣”之学不同,浙东学者更侧重于经世致用的“外王”之学,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重视历史经验,强调建功立业,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事功学派”。这个学派大体处于宋代思想发展的主脉之外,但却有声有色,影响深远。

吕祖谦(1137—1181 年),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人称“东莱先生”。由他创立的“金华学派”,在当时极具影响力,开启了浙东学派的先声。吕祖谦出身于官宦世家。吕氏家族的成员除官位显赫外,在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所以《宋史· 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

吕氏家学的基本特征是“不主一门,不私一说”,这种特点被吕祖谦发扬光大,形成了宽容宏大、兼收并蓄的治学风格。吕祖谦尤其擅长史学和文献学,主张明理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对外力主抗金,对内改革弊政。他创建了与岳麓书院齐名的丽泽书院(取《易经》兑卦“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以命名,在今金华城东丽泽弄一带),培养了大批学者,一直影响到明代的学风。

在金华东南的永嘉(今属温州)地区,也形成了一个以提倡“事功之学”为主要特征的学派,因其代表人物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都是永嘉人,所以又称“永嘉学派”。该派主张“开物成务,道在物中”,重视现实,重视事功,批评理学和心学,注重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经世”和“外王”的思想,使儒家学说不至于完全陷入纯讲个人心性修养,构成了南宋儒学的一个重要侧面。

最能体现浙东学派气势与风骨的,当数一代奇才陈亮。

陈亮,字同甫,号龙川,金华永康人。《宋史· 陈亮传》说他“生而目有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是一位才华横溢、志量非凡的人杰。由他创立的“永康学派”与永嘉之学一样,反对道学家空谈义理,认为道与理都存在于实事、实物之中,提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功利主义,所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陈亮与辛弃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毕生为抗金奔走呼号,著有《中兴五论》《酌古论》等名篇,议论风生,气势纵横,壮怀激烈,堪称“文中辛稼轩”。

围绕着王霸、义利这一儒家学说的固有命题,陈亮与朱熹进行过往复多次的沟通和辩论。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是浙东事功学派与程朱理学之间矛盾公开化的体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朱陆“鹅湖之会”的辩争。朱熹的世界是先验的,强调心性道德的修养;陈亮的世界是经验的,注重经世致用的本领。二者的学术路径根本不同。面对道学诸儒的指责,陈亮自信而豪迈地回答:“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浙东地区的民风重现实、讲事功,南宋事功学派的兴起与这种民风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这种风尚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当地人务实创新、发展商业、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之源。

宋代是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重要转折时期,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思想成果——理学。宋代思想的革命性变化具有深刻的背景:一是教育的高度发达和自由讲学之风的盛行,这是学术不断发展的前提条件;二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长期共存、互相借鉴和交融,导致了新儒学(宋学)的兴起;三是新儒学的兴起与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相伴始终,在其突破旧有学术传统的过程中,呈现出诸家各派相互争鸣、相互激荡的繁荣局面;四是相对的政治开明和士人地位的空前提高,也极大地拓展了宋朝知识分子的视野和兴趣点,在推动主流知识体系发展变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其他知识与学科的进步;五是宋朝所处的内外形势和政治变迁,促成了宋代思想从义理之学到心性之学的转变,这个关键性的转变正好发生在北宋中后期。

简言之,由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宋儒经世致用的热忱和追求“外王”的抱负遭遇了重大挫折。此后,宋儒主要注重于探究心性道德的“内圣”之学,致力于振兴和重构儒家伦理的本体价值。到南宋后期,理学(道学)最终确立了官方主流思想的地位。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相对应,宋代思想经历了具有内在逻辑必然性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是现在人们热议的中国思想文化和精神世界从宋朝开始走向内向的问题,这个转向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引导出近代化进程,或者说这种变化由于外力作用(蒙古入侵)被打断了。同样,宋代新儒学的主要着力点也不是颠覆传统,不是为新制度开辟道路,而是对固有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并且这一思想成果本身又构成新的传统的一部分。

宋朝的士大夫不但是一个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个政治主体。他们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这种主动性造就了宋朝文治的昌盛。但新儒学毕竟是少数士大夫精英挣扎和奋斗的产物,由于新儒学从“外王”转向了“内圣”,造成了宋儒对现实的隔膜与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虽然理学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道德理性和内部秩序的重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使传统儒学得以脱胎换骨,但民族精神却失去了汉、唐时代恢宏开拓的气象。从宋朝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民族本位文化愈形强固。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追求和探索新知的创造力日渐迟钝,这些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稳定却停滞的状态。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发生在南宋时期的两次著名的思想学术论争,也引发了后人无尽的思考——

在朱熹与陈亮的论辩中,朱熹以天理论王道,体现了他试图规制统治者过分欲求、限制君权过分膨胀的努力,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但因为贬低汉、唐,朱熹在历史观上是保守复古的。陈亮以事功言王霸,试图通过对汉、唐君主的褒扬,激励当朝统治者励精图治,收复失地,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虽未必“薄古”,但肯定“厚今”,体现了积极向前的历史观。但他对王霸事业的赞美,则有可能导向道义维度的缺失。因此,余英时先生认为:“在当时儒家政治思维的脉络中,陈说实为君权张目,是比较保守的;朱说约束君权,反而是比较激进的。”

同样,朱熹对陆九渊的指责也反映出正统理学家的深深忧虑。因为他看到陆九渊的心学确实已具有南派禅宗那种“心的宗教”的模样:以我为主,我行我素,自立自主,无所羁绊。这种指向有可能冲破儒家道德理性的最后防线。诚如陆氏自己所说:“激励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这是何等的豪迈,何等的具有鼓动性!它说明儒学内部其实潜伏着变革与反叛的巨大能量,说明儒学不仅强调对群体价值的尊重,同时也鼓励个性主义。尽管陆氏“心学”长期处于儒学的边缘地位,但它点燃的强调自我、发掘自我的思想光焰,却接续了玄学和禅宗的精神,成为一种思想资源,一直暗中影响着那些具有反叛精神的士大夫和蔑视传统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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