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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第二章

寸土不让,捍卫伊犁。在各海洋列强从东南沿海打开中国的国门后,俄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亦不甘落后,虎视眈眈地从西北、东北两个方向觊觎着中国的领土。恭亲王奕在咸丰十年(1860 年)所上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中,曾经将俄国列为外部的第一大威胁,他称俄国为“肘腋之患”,而英、法等国为“肢体之患”。 半壁江中文网

俄罗斯是地跨欧亚大陆的一个国家,在清朝的康熙朝以前,社会发展一直落后于中国。但是与康熙皇帝同一时期统治俄国的彼得大帝开始大力实行政治改革,进行一系列向西方学习、建立近代社会制度的改革,建立正规陆军、海军,实现农业工业化,鼓励工商业,开办工厂,办报纸,开办军事学校和技术学校,创办俄罗斯第一个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设立国家科学院,使得俄罗斯“从愚昧无知的深渊登上了世界光荣的舞台”。在清朝还沉溺于“盛世”的氛围中时,彼得大帝化装为平民亲自前往欧洲各国游历,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他甚至下令俄罗斯人剪掉浓密的胡子,以显得“文明”一些。而在同时,中国的清朝却在下令所有的人民必须将头发剃成满族人的样子,脑后留一条长长的辫子。一位历史学家准确地指出:“在1700年欧洲以外的大多数人对实现西方化的好处还认识不清。彼得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够先于时代二百年认识到现代化的重要性。由于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西欧取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俄国否则无法同西欧并驾齐驱。”通过彼得大帝时代的征战,俄罗斯获得了波罗的海的一个出海口,也取得了一个“了解欧洲的窗口”。在东方,俄罗斯则一直致力于从中国夺取更多的领土并在远东地区获取一个不冻港。 banbijiang.com

伊犁是清朝新疆的一个府,驻扎着伊犁将军作为最高领导。伊犁河谷不仅农业发达、矿藏丰富,而且战略地位重要,是通往南疆的要津,控制了伊犁就等于控制了整个新疆。驻扎在新疆的高级官员几乎全是满族旗人,他们横征暴敛、骄奢淫逸,不断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在清朝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中亚地区的一个冒险家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并于同治九年(1870年)自立为北疆的统治者。俄国总督考夫曼借这个机会,于同治十年(1871 年)七月占领伊犁。同治十二年(1873 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受命平定陕甘回民起义。然而在这个时候,朝廷因为日本入侵台湾的事件,认识到了建立海军的重要性。但是清朝在财政上无法支持既在西北展开一场收复疆土的战争,又在东南沿海发展海军的计划,这形成了朝廷中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议。由于伊犁已经被俄国占领,朝廷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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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在经费、后勤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殚精竭虑、全盘筹划,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九个月内将阿古柏伪政权彻底击败,在西方列强尚未谋划好如何从中干涉获利的情况下解决了新疆问题。到光绪三年(1877 年)年底,除了俄国占据的伊犁以外,新疆全部收复。这样,俄国面临着不得不将伊犁归还中国的局面。但是,清朝派出的钦差大臣崇厚由于愚蠢无知,在俄国的欺骗下擅自签订合约,几乎将伊犁权益拱手送予俄国。大惊失色的总理衙门在将崇厚问罪后派出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谈判。在这样重要的时刻,以李鸿章等人为首的一批惯于采取牺牲国家利益获取局部安全的官僚极力主张与俄国妥协,意图通过出 本文来自半壁江图书频道

卖新疆给俄国换取暂时的安全。但左宗棠等人以及朝廷舆论猛烈抨击这种卖国论调,主张朝廷尽管困难重重,但应该做好战争准备,与俄国力争。曾纪泽为这次出使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周密的准备,他决定在边界的争端上寸土不让。光绪七年(1881 年)二月,经过两年艰苦谈判,清朝与俄国签订《圣彼得堡条约》,废除了崇厚此前签订的条约,几乎将伊犁权益全部收回。这一结果是在中国处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由刚直勇毅的左宗棠、曾纪泽等人通过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与敌手展开较量所取得的一个伟大成就。对于此条约,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达弗林爵士惊呼:中国迫使俄罗斯做了他前所未做的事情,即交还了已占有的领土。这在各殖民列强中,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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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史的总体来看,中国显然一直处于非常不利和被动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努力和决心就不起作用。从林则徐在广州禁烟,到左宗棠、曾纪泽经营新疆,这些志士仁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捍卫国家权益,这是中国人民不应忘记的。另一方面,李鸿章等人虽然也在困难的情况下与列强周旋,但他们短视,更注重眼前利益,甚至缺乏原则。他们习惯于以利益交换的手段来解决争端,更多的考虑是保住自己的官位和保存实力。这些短视也表现在更广泛的清朝统治者高层中,他们不愿面对体制方面的改变,试图只在器物的层面学习西方。结局就是,短期的利益输送并不能为清朝赢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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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经过三十年自强运动的中国,在陆上、海上均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战后被迫签订《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条约,割地、赔款等内容传到中国后,引起了全国上下的愤怒和抗议。各地官员纷纷上书要求弹劾李鸿章,指责李鸿章卖国自保。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全国士子发起多次上书,要求清朝废除条约、迁都内地,继续战斗。但是,慈禧太后还是批准了条约,五月八日双方交换了批准书。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东亚两个最先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国家之间的一场重大较量。在这个近代化的过程中,清政府只是被逼无奈地在西方列强的一再打击下亦步亦趋地在有限领域进行着改革与整顿,社会整体与政治体制却顽固地坚守在旧体制之中。相比之下,日本的改革却是根本的。明治维新为日本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在此框架下开始商业、科学领域的改革,这与清朝的洋务运动有着本质区别。此外,人的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最高统治者缺乏远见,对外部事件的认识流于表面,不能预见未来的重大危机。同时又过度关注个人权力和派系势力,缺乏大局观念,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这些都影响着这场较量的结果。 ]3 `. u7 p* T. |' |/ f. y, S8 D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尽管中国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和挫折,但中国人内心并未产生如此大的震动。中国士大夫们认为中国的制度与文化还是优秀的,西方只是在物质层面、坚船利炮上优于中国。所以不管是洋务运动还是海军建设,清朝都把主要目标放在发展工商业和武器装备业上。但是,被同属东亚的一个与中国在同一时期被迫开放的小国日本彻底打败,这一事件给予中国士大夫心理上的震动是根本性的。从此以后,中国人心里的“华夏中心主义”开始解体,中国在道德上依然是世界的中心这个观念不复存在。加上此后愈演愈烈的瓜分狂潮,促使中国人民思考对社会制度进行彻底变革,甚至抛弃清朝统治,按照近代民族国家的模式建立新的国家的观念也已经开始出现。从此以后,维新与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 banbijiang.com

近代民族国家的扩张过程,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以及西方宗教与近代化文明体系的支撑。中国人对这种挑战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尽管清朝政府屡次丧权辱国,但以高级官僚和士大夫组成的社会精英阶层很少对失败背后的真正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李鸿章等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也很肤浅,所以他只是对军事和外交进行改革。在近代的士大夫中,咸丰十一年(1861 年)身居上海的冯桂芬写出《校邠庐抗议》一书,系统地对列强各国与中国的差异做了阐述,指出西方并不仅仅胜在武器和技术之上。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只是空谷足音。曾国藩看到此书后,认为“多难见之施行”。这反映了大多数高层官僚的认识水平。出身淮军将领,曾经出任两广总督以及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于 1884 年中法战争中去世。他在《遗折》中提到:“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果足恃欤?统筹全局……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这位在与西方列强对垒中成长起来的官员对他的对手的认识远比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深刻而真切。但是社会上层的总体认识水平还局限在较低的技术模仿层面,只是到了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以后,政治上的改革才被广大士绅阶层提到日程上来。但是,几十年的开放,影响王朝的因素不再局限于国内了,海外华人和留学生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社会变革思想。此后清朝的国运,就取决于是否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切实地实行改革,登上现代政治体制这班列车,在维新与革命浪潮的激荡中挽救中国的命运,也挽救清朝自己的统治。 内容来自半壁江

德国在胶州湾的总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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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胶州湾的总督府 4 y3 _, q3 z0 l* C) T' f7 T; e5 \8 q

戊戌变法是由于上层士大夫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而主动奋起寻求从内部进行改变来应对外部侵略的一场政治实验。它的失败并不完全在于维新派年轻、缺乏经验,事实上,正是这些年轻而对国家的未来有着深切忧虑的士大夫才会舍身投入这样一场与个人利益无关的与旧势力的搏斗中,而那些位极人臣的实权派所做的,仅仅是为了保全个人利益而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话语很少能与底层民众的日常需求相一致。底层民众被各种神秘信仰、气功、武术等小传统所吸引。在列强强大的政治经济侵略背景下,他们自发的反抗为清政府所利用,造成了义和团运动的悲剧。但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反侵略运动,也让列强看到了中国民间蕴藏的巨大力量。因此,他们瓜分中国的企图有所收敛。 2 Y+ \; c- P. g/ \6 [2 B' V5 ?. e; ]3 y

对于体制内的官僚集团来讲,在最近二百多年的统治中,极端的君主专制将官僚体制内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了一种习惯匍匐、人格低下的奴才,他们贪恋的仅仅是权位和金钱,而对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命运没有任何考量。原因一点都不奇怪,在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中,以政府名义做出的罪恶行为的后果是由全体人民来承担的,从未有人试图去追究参与决策者个人的责任。这就导致了以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个别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甚嚣尘上,在大多数时代甚至搞到王朝都要分崩离析的地步,那些利益集团依然不愿罢手。原因很简单,政权崩盘的后果都是由全民来承担的,其中灾祸影响最深的是那些普通民众。即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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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利益集团大都在改朝换代的战火中玉石俱焚,他们也停不下掠夺的脚步。原因也很简单,利益集团一旦形成,本身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自身具有运行的惯性与动力,虽然这种动力是非理性的。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导致了王朝一个个崩溃,但又一个个重建,人们尚未从中得出有益的行动经验。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中,我们尤其能看出这种罪恶的繁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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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英国派往中国的特使马戛尔尼勋爵在经历了觐见乾隆皇帝的种种曲折后,有过一个深刻而富有洞见的预言:“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半壁江图书频道

在马戛尔尼预言一百二十年后,清朝这艘老旧的大船终于粉身碎骨了。不过它不是被海上的风浪所撞击而沉没的,而是被人民从内部给推翻的。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的统治集团面对一次次外来的严峻挑战,从未形成过同仇敌忾、奋发图强的共识,如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使自强自救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清朝的统治阶层总体上处于为了保住官位和自身利益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并不择手段的集体共谋中,而使得少数富有远见且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寸步难行。上层统治集团的这种惰性,只能由底层民众燃起的熊熊烈火来摧毁。马戛尔尼的远见在于,他预见到了中国终将处于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中,自上而下的变革如果不能发 半壁江中文网

生,那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就会将其完全淹没。中国这艘大船不可能在原地重建。清朝的结束,共和与民主成为中国人民继续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这艘大船新的航程。 半壁江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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