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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第四章

“祖宗家法”不可变。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清王朝机会,清王朝统治者也不是没有试图做过种种努力。接替乾隆帝的是他的儿子嘉庆帝。嘉庆帝在乾隆帝登基六十年的时候就接班并改元,尊乾隆帝为太上皇。在太上皇还健在的时候,嘉庆帝虽没有掌控多少权力,但他已深刻理解了大清帝国的内在困境。因此,当乾隆帝一死,嘉庆帝一方面将前朝权臣贪官和珅处死;另一方面为安抚满朝文武,宣布只要忠于今上,便可以既往不咎。那时,嘉庆帝已有意调整政策,重开新局。 半壁江中文网

不过,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已经陶醉在经济的富足之中。他们简单地认为,白银大规模流入中国,意味着中国的富强和吸引力,是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象征。他们只看到中国在与西方的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却不愿敞开自己的大门。更为荒唐的是,他们竟然为了自己的颜面、尊严而放弃了贸易谈判。 半壁江中文网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使团来到中国,他们代表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让失衡的中英贸易趋于平衡,方法就是打开国门,开放贸易,让更多的中国人购买西方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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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或难以理解的事情,但在当时,却颇令不少中国人费解。因为我们的东西好,所以你们愿意买;至于中国不能购买更多的西方产品,是因为中国人不需要、中国人节俭。然而,使团与清廷纠结的是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问题,虽然最终乾隆在热河接见了使团,但断然拒绝了他们提出的签订通商条约的要求,中西贸易的失衡问题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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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 i6 N, A/ X5 @0 Z7 f7 x. }7 H*

由于清王朝自认为是天朝大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外界进行贸易往来。马戛尔尼使团这次和清王朝之间关于通商问题交流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与世界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机会。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没有达到和清王朝通商贸易的目的,但是他沿途搜集了大量关于清王朝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他回去后,把这些情报带到了西方,使西方对清王朝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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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英王乔治三世再次派出以阿美士德为正使的外交使团出使中国,试图接续二十多年前马戛尔尼的未尽使命。尽管距离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使团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嘉庆皇帝依然记得上次觐见时的种种不快和程序。他只想按照老皇帝的惯例来安排这个再次不期而至的远夷使团,对正在欧洲各国兴起的远洋贸易、殖民活动却一无所知。 2 Y+ \; c- P. g/ \6 [2 B' V5 ?. e; ]3 y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但历史的经验可以总结。 ]3 `. u7 p* T. |' |/ f. y, S8 D

嘉庆在位的时候,世界工业革命才刚刚兴起,凭借康乾以来积累的实力,如果适时改革,踏准世界工业革命的节奏,不仅中国的历史、大清的历史要改写,世界近三百年的历史也肯定不一样。 4 y3 _, q3 z0 l* C) T' d5 l,; e5 \8 q

一切伟大的变革都起源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嘉庆固然有革新的企图,但其思维还是历代王朝“中兴”的套路,与近代化的模式大相径庭。历史的惯性在于,一个王朝建立了,祖宗家法也就出现了,任何试图改变祖宗家法的改革,都很难得逞。祖宗家法是不可轻易改变的,专制下的朝政更是不可随意批评议论。嘉庆五年(1800 年),当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言事,痛陈数十年来之弊政时,立刻就逆了龙鳞,被流放到新疆。建言者犯忌,刚刚出现的改革新气象瞬间即逝。前前后后,中国错失了近二百年的历史机遇期。如果要追寻 1912 年清王朝终结的深层原因,目光至少要上溯到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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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代国家交往的一般原则而言,单向的优惠固然不合时宜,双向的互惠并非都是伤害主权,一切都是可以谈的。清政府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和目的,其闭关锁国的方法是不足取的。但从根本上来说,那个时代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更没有其政治上的代言人。中西对话的不和谐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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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资本主义正在疯狂地增长,资本的原始积累刺激着资本家及其政府的贪婪欲望,炮舰加掠夺的血腥利润获得方式,刺激着商人们把目光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自马可·波罗以来就被描述成富庶繁荣的东方,更是他们垂涎欲滴的对象。而古老的中国,在闭关锁国、孤芳自赏的夕阳下,根本没有意识到黑暗即将降临。 4 y3 _, q3 z0 l* C) T' f7 T; e5 \8 q

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机遇,将自己封闭起来,并不等于安然无恙,这是清王朝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的显著时代特征。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嘉庆、道光时期,中国的危机开始加深。为摆脱贸易的不平衡,西方列强开始了罪恶的鸦片贸易。转瞬间,贸易的顺差变成了逆差,白银外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更无可用之饷。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最终需要武力来解决了。 copyright Banbijiang

任何腐朽的时代,都有睁着眼睛清醒的人。道光十九年(1839 年)暮春,细雨蒙蒙,繁花盛开,在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前夕,后来被称为“中国的但丁”的著名学者、诗人龚自珍辞官寂然南归。他看到过、享受过盛世的繁华,归途所见,却使他更深切地预感到中国社会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颓风日盛,江河日下,“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世界中心可能已经转移,大清王朝的残山剩水已经“日之将西,悲风骤至”,等待大清、等待中国的,可能是一种并不美妙的结局。旧时代不可挽回,中国必须“走出中世纪”。但龚自珍对中国怎样才能走出中世纪并没有知识储备,他还不可能知道西方资本主义的真正意义,他只是内心预感到中国应该尽早变法。 ]3 `. u7 p* T. |' |/ f. y, S8 D

龚自珍认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意思是说,祖宗之法是有弊端的,与其让外力来改革,不如自己先起来改革,至少这样还可以保全自身吧?他看到了危机,看到了新奇,但是,他同样不可能认识到如何来改革,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西方世界。“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正说明他内心的苦闷与彷徨。 本文来自半壁江图书频道

在龚自珍生活的时代,大清政治体制已经严重僵化,高度的专制与集权,使皇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缺乏监督。贪婪奢靡的腐败之风已经吹遍了官僚阶层的上上下下。思想的禁锢与落后的经济意识,塑造了清王朝冷酷呆板的性格与面孔。这个未老先衰的王朝步履蹒跚,没有巨大力量的冲击,显然已无力改革。这位曾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中国改良主义先驱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秋天突然辞世。 4 y3 _, q3 z0 l* C) T' d5 l,; e5 \8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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