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经历过限额配给等等全部的事情。直到7岁才吃到香蕉，可是吃的时候我并不喜欢。当时物资十分匮乏，所有人都在织东西，你甚至可以找到婚纱的编织方法。所有人都日复一日地在编织。我们还会采集小坚果壳，在上面画画，做手工小花，所有事情都亲自动手。

薇薇安指着她的编织裙，然后拿起一张她儿时的照片。

我是一名时尚设计师，也是一位激进主义者。我猜这些迹象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了。有时讲起自己的故事来，我很怕让人以为自己故意与众不同、自以为是，那会让我局促不安。但因为事实并非如此。我只是不想让人觉得我自视甚高罢了，从小就不喜欢。我认为从很小的时候起，我所做的事情都是随性而为的，想认识我，想了解我生活中自由战士的一面，这些事情毫无疑问都是某种小小的关键点。不，不算小，它们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指示。接下来说的这个例子，就能说明我在成长过程中是多么荒唐而又充满热情。在学校用餐时间——午餐——我们总是会等着指导教师来，然后她总是会说：“谁再讲话就站起来。”有一次来的是校长布思女士(Mrs Booth)，然后她也说了同样的话。我当时心想：如果我站起来会怎样呢？如果我大胆一试，会发生什么呢？我认为如果主动承认错误可能就会得到表扬，即使自己当时并没有说话。于是便站起来说：“是我。”但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站了起来，心里感到很安全，因为我知道布思女士喜欢我，同时还沉浸在自以为是的沾沾自喜中，简直好笑。除此之外，我还以为其他人也会主动承认错误，就像电影《斯巴达克斯》中的场景一样，“是我”，“是我”，人们纷纷响应。但是，其他同学都没有站起来。记得布思女士确实因为我的起立而表扬了我，但我当时也发现，冒险出头是多么的荒谬，后来开始学着稍微收敛一些。我确实关心各种事情，也意识得到自己的与众不同：我认为自己一定会成就一番事业——当时我就感受到了。所以就有了现在。我的不按常理出牌是一种本能。但我知道，这不是纯粹简单的利他主义。在那个时候，我想着：“好吧，我不会再这么做了。”但这是不太可能的。

照片中的女孩看上去大约四五岁的样子，经过了六十多年的触摸，照片的边角有点卷曲，虽然是黑白照片，但醒目程度并未有所丧失。这女孩就是薇薇安。她警觉地盯着镜头，身穿费尔岛毛衣。那是因为要准备上学了，妈妈新织给她的。那一年是1945年。

我那时大概四五岁，是的。

这张照片是薇薇安十岁之前仅有的几张照片之一，原本收在伦敦巴特西区住所的屋顶隔间里。她把它从样板制作桌上拿下来，用装饰有成串钉状花饰的指甲的手指，翻来覆去摩挲了一遍又一遍。这并不是为了说明薇薇安的父母对家中长女的童年生活很少记录。相反地，它反映出了20世纪中叶英国照相技术的进步。像薇薇安家这样的德比郡（英国英格兰中部郡）工薪阶层家庭，只有在度假、婚礼或受洗时，或者因为某种原因要上报纸才会拍照。薇薇安年满21岁的时候，已经留下了上述所有场合的照片，但是这一张却是能辨别出她个人风格的最早的照片之一。

照片上的女孩只有4岁，现在的薇薇安已经73岁（虽然我意识到她很不情愿承认），可是她们看上去是一样的：警觉、古怪，半带羞怯半是挑衅，这种神态已经成为薇薇安的标志。但是我想，许多四五岁的小孩在开始认识世界时大概都是这样，这种姿态应该是面对生活新篇章所怀有的兴奋，以及身着新衣服所感到的舒适，两种感情交融在一起所表现出来的。

其实我讨厌笑，不想让人觉得自己很愚蠢或是不成熟。所以面对照相机的时候我不太喜欢笑，或者尽量不笑。我希望能受到认真对待。

记得有一次，妈妈给我做了一件上学穿的小裙子，但就像这件费尔岛毛衣一样，我并不确定当时的自己是不是喜欢。那是一件棕色的连衣裙，缝有白绿条纹的领子，款式相当朴素，再加上棕色的羊绒质地，感觉像是孤儿穿的。它可能确实很适合我，但是我并不喜欢——我似乎永远都得不到自己喜欢的那种漂亮精致的公主裙，就像伊丽莎白小公主和玛格丽特·罗斯（Margaret-Rose）那样——我感觉那件裙子是给小孤儿安妮穿的，简直难看透了。但实际上，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挺精神的，而且做工很细致。妈妈对衣着很讲究，我穿的衣服都是她亲手做的。而且很幸运的是，她工作的工厂就有布料。由于经常要为了孩子们的吃穿加班，她最终把自己累病了。话说回来，其实我还记得这件裙子，并不是因为妈妈，而是因为其他的事情。那时我才四岁，是开学刚刚开始的时候，每次从学校回家，我都得跑过一片荒原，因为我们家住在村外——其实是郊区了，不过位于连通两座村庄的主干道旁——中午我要跑回家吃饭，路程大约三分之二英里。我家的房子是在山边凿出来的，路两边都是非常陡峭的河岸，在河岸上面就是田地。我需要走上这条河岸，沿着它的顶部、紧贴着一道小小的木栅栏走。当时正是树莓成熟的季节，一个男孩突然出现在眼前——他叫巴里·斯温德尔（Barry Swindle）——他的祖母家距离我家很近，以前他常常会来祖母家小住。当时我正在爬坡，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被他吓到了，几乎吓个半死。当时他正和布莱恩·马斯顿（Brian Marsden）在一起，路面又湿又滑，满是泥泞，他走在我前面，路面很窄，不够两个人并排走。但他就拿着棍子站在那不动，我只能从下面的泥地里绕行，连滑带滚。因为我知道，如果靠近他的话，他就会打我，所以我只能冒着把裙子弄脏的风险，滑到下面走另一条路，我拖着脚，下午上学也迟到了。当被问起为什么迟到的时候，我说是因为斯温德尔把我推到了泥堆里。那完全是撒谎，我当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谎，这件事我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斯温德尔最终被老师拽进了我们的教室，我的感觉糟糕极了。现在真希望能向他们两人道歉。所以你看，我在那时就有了相当强烈的羞耻和愧疚之心。最后，我发现自己其实非常喜欢、甚至崇拜巴里·斯温德尔和布莱恩·马斯顿。但是家里的大人们却一直都没发现，我告诉他们是我自己滑倒了。如果我现在能和她说话，能告诉当年那个小女孩——小薇薇安·斯怀尔（Vivienne Swire）的话，我想我会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如果你说的是真话——真正的、成熟的实话——大家不会生气的。起码，不会一直生气。”所以现在我总是会想，我们需要耐心去听孩子们说话。这就是我为什么记得这件裙子的原因。

薇薇安从一捆蓝色的文件和笔记里抽出一张小小的手写便条，是一张战争时代的黄色软纸，是她的母亲多拉（Dora）寄给当地报纸的。字体是非常有特色的花体字，看起来充满自信，和薇薇安的笔迹一样，写的是：

斯怀尔

1941年4月8日，格洛索普帕廷顿产院，戈登和多拉，上帝赐予你们一样珍贵的礼物，一个女儿，薇薇安·伊莎贝拉。

E.巴尔夫妇的长孙女

妈妈以我为荣，从我很小的时候是就这样了。而且她也为我后来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记得妈妈说过，我在18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背诵诗歌。我猜她指的应该是童谣。她还说，当我大约14个月大的时候，邮差来到家门口，我就会跟他打招呼说：“早上好，维纳布莱先生（Mr Venables）。”然后邮差惊呼道：“天啊，斯怀尔太太，你不觉得这小姑娘讲话已经赶上你和我了吗？”我说话一直都很清晰。记得后来妈妈生病了，在医院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每次去医院看望她时，她就会对护士们说：“你知道这位年轻的女士是谁吗？看，她就是薇薇安·威斯特伍德，我的女儿，她是时尚设计师，你知道吗？”在最后的记忆里，有一次一位护士路过，妈妈认出了她，于是便朝她挥挥手。妈妈是一位很善于社交的人。在弥留之际，陪在她身边的是我的儿子本。她用非常清楚的声音对本说：“我不想死”。这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不想死。”安德里亚斯——他真的很喜欢我妈妈，妈妈对他也一样——哭了，他当时也在现场，而我却不在。我当时正在参加一个废除核武器运动的集会。我本来已经安排要早些离开去看妈妈，但是电话响起……你永远都不知道事情会发生的那么快。所以，我非常想念她，非常非常地想念她。

我开始慢慢地了解薇薇安的母亲多拉，而且非常崇拜她。不过我知道的都是二手信息，大多来自家人、朋友和薇薇安的印象。要想了解一个人，最关键的当然是了解他们的母亲。在我们聊天的巴特西区工作室，多拉仍然经常被提及，她的小狗杰奎琳·奥纳西斯（Jackie Onassis）在四处悠闲地晃荡，不过现在狗狗年龄也大了。自从2008年多拉去世以后，这只狗就一直与薇薇安或者多拉的孙子本（Ben）住在一起。据说，现在身为母亲和祖母的薇薇安越来越像多拉。她的儿子本·威斯特伍德（Ben Westwood）、乔·科尔（Joe Corre），以及弟弟戈登·斯怀尔（Gordon Swire）都多次向我提到这一点。但对于身体逐渐出现的不协调，和日益逝去的容颜，她们都选择无视——多拉·斯怀尔和薇薇安·威斯特伍德似乎都对自己的老年不太在意。

我的母亲多拉·波尔（Dora Ball）出生于德比郡的丁特威斯特尔村（Tintwistle）。家中有五个孩子，她排行第二。她的父亲，我的祖父，一定是一个非常失意、不快乐的人。他是纺织厂的纺织工人，14岁就离开了学校。他很聪明，孩子们也都遗传了这一点。但他在家里就像一个暴君。有一次，他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当着母亲和比阿特里斯（Beatrice）的面弄掉了一只猫的脑袋，他的脾气实在是可怕。除这些缺点之外，我的祖父是一位很好的学者，也一直喜爱阅读。1928年，多拉离开学校，最后进工厂做了织布工。可能是因为这点，多拉一直希望能为子女提供最好的一切，希望她们能从教育中受益。

多拉和我的父亲戈登在一起一生都很幸福，至少在我们小孩子看来是这样的。我父亲的个性和母亲一样强势，非常有雄心壮志，富于进取。我记得他曾经想移民到加拿大或澳大利亚，是我的母亲一直坚持要离自己的母亲近一些。我非常以父亲为荣，他长得十分英俊。他和母亲是在跳舞时相遇的，在70岁出头去世的时候，也正和母亲在跳舞。多拉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我们不跳那首《快乐的戈登》的话，他说不定现在还活着。”我的童年无比幸福，就像是一首田园诗。我出生在乡下，父母非常疼爱我们，为我、妹妹奥尔加（Olga）和弟弟戈登提供了他们能给的一切。而且，父亲对大自然了解很多。他是一名运动健将，也非常善于舞蹈和社交，非常受欢迎，是那种最理想的父亲形象。他们赋予了我们最美好的童年回忆。我们当时住在米尔布鲁克（Millbrook），是一排路边的石制小别墅，在距离何林渥斯（Hollingworth）半英里，丁特威斯特尔一英里远的山谷里。我们在周边的村庄都有亲戚，他们短途步行就可以很方便来我家，这样我家就变成了家族的中心，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