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老师贝尔先生（Mr Bell）曾在日本集中营度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因而在学校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经受过拷打折磨，舌头也被割过，因此讲话会口齿不清。战争夺走了他的健康。在读书时，我完全不知道还有艺术馆的存在：之前从未看过任何艺术复制品的书籍，也从没有在书上看到过艺术品的素描，直至遇到戈登·贝尔老师。我才意识到，以前读过的书都是没有图解的，自己来自一个根本不存在视觉语言的地方。直到17岁，在我打算搬到伦敦的前一个月，贝尔先生建议我前去参观曼彻斯特美术馆，这次经历才切实地改变了我的人生。

当时的学校已经开设了艺术课程，但竟然一直未能涉及具体的画作和美术馆，实在是有些奇怪。我们学过建筑、城堡，也稍微了解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与18世纪的建筑、海报、工业制图和字体设计，但这称不上是最好的教育。为了尽到职责，贝尔老师让我们画生活素描，但这并没能将我的精神和手指连接起来，开始真正的创作。然而，用艺术点亮了我心中某些角落的人也正是贝尔先生。记得在最后一个学期，他给我看了一本关于印象派艺术家的书，让我通过印象主义的方式来描绘一些照片中的场景。他同我交流，介绍修拉的点彩画作品，向我展示了印象派的许多技巧，“不要用小画笔，别贪图安全。”我逐渐开始用大的模板刷来绘画风景和静物，方法上也变得更加随心所欲。有一次他看到我在画时装素描，称赞我很有技巧。贝尔先生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他认为我应该去上艺术学校，也帮助我准备了申请的材料，但更重要的是，他给予我勇气，鼓励我“要继续，不要放弃”。后来我认识了他的儿子依凡（Ivan），他告诉我贝尔先生因为总是提起我，还曾经惹得家里不开心，他的妻子都听烦了！

历史老师斯科特先生的背景虽然没有戈登·贝尔那么显赫，但却更加年轻，更富有政治热情。薇薇安在格洛索普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是他教的，在被称作“公民学”的特殊课堂里，斯科特用自己骄傲的自由主义思想点燃了学生心中的热情。

他对我们解释的第一件事就是人身保护法里的基本条款。他满怀自豪地倡议文明和民主，憎恨专治监禁，仇视法国君主政治所引起的巴士底狱动荡。他经常说：“只有坚持自由，我们才能享受民主。”感谢他让我在16岁时接触到这一思想。

即使斯怀尔一家没有搬到南边，薇薇安也还是会用贝尔先生帮忙准备的资料去申请艺术学校。几年后，她对成为一名艺术家的想法开始出现了动摇，是曼彻斯特美术馆和贝尔先生的殷切期望，使她将自己与其他女同学暂时区分开来。此外，母亲多拉的例子也让她相信，女性的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这些经历为薇薇安带来了不安，这种不安迄今为止仍然存在于“薇薇安·威斯特伍德”的事业里，它是一种介于商业利益和纯粹艺术之间的矛盾。薇薇安的期望是能找到一个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与此同时，文学点亮了她的世界，贝尔先生又坚信她有成为艺术家的天赋，这些都给了她很大的力量。但是她凭借这些，又能做什么呢？

在这之后发生的很多事情——伦敦、马尔科姆、时尚、艺术和政治，都可以追溯到1958年那一年。快到17岁的时候，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父母认为如果举家搬到伦敦，我们可能会获得更好的机会，于是在哈罗（Harrow）买下了一间邮局。1958年大概在二三月份的时候我们搬到了伦敦，因此我并没有像很多同龄人一样，在16岁离开格洛索普语法学校。我在学校还上了几个月的六年级课程。凭着和贝尔先生一同准备的资料，我去申请了哈罗艺术学校，并且被录取了。

薇薇安的弟弟戈登认为，搬到南边对家族来说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但这个决定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多人支持。整个家族还从未有人离开过丁特韦斯特尔—何林渥尔斯区域，很多人直到现在仍然住在那儿。他们的搬家让许多亲戚都持迟疑态度，奥尔加、戈登和薇薇安三个孩子也不情愿离开现在的学校和熟悉的小伙伴。但是大萧条仍然影响着斯怀尔家庭，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还饱受着战后经济衰退的折磨。多拉和戈登觉得相对发达的南部会更有发展前景。“那时候的人们不会那么轻易地搬到伦敦去，”薇薇安的弟弟回忆说，“大家讨论的是搬到澳大利亚、美国或其他地方，寻求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去伦敦。爸爸妈妈并没有什么伟大的计划，但是我觉得他们对孩子、对自己都很有雄心，所以看到有机会，他们就紧紧抓住了。”两人对孩子解释的时候也毫无掩饰：“爸爸的事业受到大萧条的影响，他觉得如果我们将来能为政府工作，就可以拿工资，经营邮局兼杂货铺的话就意味着，顾客在前往邮局的途中必须从杂货铺经过，顺路就会买些东西。爸爸妈妈找到了方法，从一个邮局搬到了另外一个邮局，并最终把我们搬到了伦敦。”

薇薇安的成年生活都是在伦敦度过的。因为她名气很大，打扮又引人注目，很多伦敦人都有过偶遇她的经历，而大部分的故事都是有关差点撞倒正在骑自行车的她。不过在最开始的时候，薇薇安发现伦敦让人产生幽闭恐惧，年轻人都喜欢搞小团体，这让她十分憎恶。斯怀尔一家其实并不是住在伦敦，而是在哈罗山（Harrow-on-the-Hill）附近树木繁茂的郊区，几乎就在山脚下，因为服务业较发达而变成了伦敦的郊区面貌。多拉被要求经营的邮局位于哈罗车站路31号，全家人坐火车来到了这里。31号是当地的杂货店兼邮局，店铺楼上是一个面积很大的三卧公寓，这就意味着薇薇安需要和12岁的妹妹奥尔加合住一个房间。薇薇安当时快17岁了，已经在格洛索普语法学校完成了学业。毕业后，她根据贝尔先生的建议申请了哈罗艺术学校，最后选择了珠宝和银器制造专业。这至今仍是她在设计方面接受过的唯一正式培训。

薇薇安并没有很快适应伦敦郊区的生活，一个原因是青少年对于新环境需要尴尬的适应期，另一个是因为她之前在曼彻斯特已经开始同一个男孩约会，每到周末就需要用这段“恋情”（虽然那根本不能用这个词语来形容）作借口，不停地重返旧地。

事实就是，当时有这么一个男孩，我喜欢他，也喜欢曼彻斯特。这段恋爱其实算不上非常认真，毕竟只认识了几个月时间，还没有到非他不可的程度。他是个很可爱、贴心的小伙子。所以，哪怕说一句“我并不是那么非他不可”的话，似乎都有点像是对他的背叛。他真是非常可爱，很帅气，看起来总是那么友善。我希望他不会介意我说出他的名字——吉米·格兰特（Jimmy Grant）, 警校学生，住在曼彻斯特那一头比较偏远的查德顿（Chadderton）。当时我周六在曼彻斯特沃尔沃思（Woolworths，零售公司名）做兼职，经常会有路过的年轻人试图搭讪我和朋友，问我们今晚上想不想去跳舞，谁的学校里有舞会，我们就会一同前去，就在那里我认识了吉米·格兰特和他的朋友。他们并没有直接挑明，说自己其实是警察。

第一次“约会”结束后，吉米坚持送我回家。他住在二十英里开外的地方，却坚持要坐最后一班公共汽车送我，说到时候再搭便车返回。当时下着倾盆大雨，他却不愿借我的伞，因为打伞看起来太娘娘腔。我一直记得那天晚上的事，因为吉米一路冒雨步行回家。我不确定，但猜测他的外套肯定毁掉了，完全湿透了，一定能拧出很多水来。现在我能想象出他的样子，竖起衣领一路不停地走着。我并不认为那是爱情，我想当时的我应该就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想送我回家，我一直跟他说不用，但他还是坚持要送，他就是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搬到伦敦后，我们俩就差不多结束了，我大概只回去了三趟。

事情是这样的，一开始我就不太喜欢伦敦。刚到这儿的时候，我发现的第一件事是：人们必须约好才能碰面，你不能突然出现，不能像之前在曼彻斯特那样随意。记得有一次我自己去跳舞，在和一个人跳过之后，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人愿意和我跳了，因为我同他们跳的不一样。德比郡和曼彻斯特跳舞的规矩很好，通常乐队会演奏三首曲子，接着是一段长和弦，这时你说“十分感谢”，然后就回到女朋友们一边，这是我一直所知道的跳舞礼仪。但是到了伦敦之后，音乐和舞蹈都变了，我感到尴尬又孤独，还有一点思乡。搬到伦敦后，俱乐部很快流行起来，而不再流行有乐队和舞伴的舞厅。在这些黑暗的俱乐部里，你需要独自跳舞，甚至连别人穿什么衣服都看不清，我从来都不喜欢这样。一直以来，我都喜欢和人交谈，而不希望只在黑暗中跳舞，谁都看不见。起初，我不喜欢罗尼·斯科特（Ronnie Scott）这样的地方，也不太喜欢现代爵士，我热爱摇滚。但是对当时伦敦流行的现代爵士，我却一直都提不起兴趣。

有两件事改变了伦敦在我心中的地位，第一是我放弃了曼彻斯特的吉米，另一个是我去了哈罗艺术学校就读。那是在1958年的春天，我17岁，虽然4月份就进了校，但直到夏天才开始上学。我在那里只上了一个学期，学的是基础课程。周五的服装设计课是我自己选修的，教课的老师名叫马吉·谢泼德（Maggie Shepherd），已经很有名气。我看到有些女生在同谢泼德小姐学习了两三年后，在毕业设计时做出了非常漂亮的服装。这时我明白了：自己真正渴望的是制作服装，那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以前我也给自己做过衣服，除了外套，其他大多都尝试过，但我希望能在学校做一些非常时尚的衣服，然后自己穿。但那样是不被允许的，你得乖乖地坐在座位上画设计稿。说实话，我很快就厌烦了，我受不了不能亲自动手做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