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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第二章

尽管如此,刚刚年满21岁的薇薇安还是开始着手准备一场小型婚礼和礼服。德里克觉得去婚姻登记处登记一下就足够了,但是薇薇安和多拉却坚持要去教堂举办婚礼。于是 1962年7月21日,在位于格兰希尔(Grenhill)的圣约翰施洗教堂,薇薇安·斯怀尔成了薇薇安·威斯特伍德。

结果,婚礼当天,我又迟到了。婚纱是我自己做的,效果不是很好,甚至都还没有完工。所有的部位都还只是用别针别在一起,都不算是个成品,但是我在最后关头赶到了教堂。哦,总算到了。

虽然不该说这些,但此外还有什么时候能说呢?那时候,我有了这样的想法——可能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认为“你生命中的那个男人”必须是你的“真命天子”,全世界除了这个人,其他任何人你都不需要。所以如果你还需要其他的人或事,就像当时的我一样,那就说明事情不对。那时我就知道,部分是由于苏珊的启发,我需要的是智慧的沟通,心灵的交流。因此,在那个时候,我想了很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变化。不过,我和德里克也并非不幸,最初的一段时间非常幸福,我们相处的十分融洽,很快我就怀孕了。怀孕和照看宝宝的时候,人们总是会大量思考,尽管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但是我的思想在发生变化。当上老师,嫁给德里克,生下了儿子本,这一切的发生都太过迅速。我不再信奉上帝了,当时我还只有22岁。弟弟戈登当时交了一个很友善的美国女朋友,名叫莱斯利(Lesley),她有时候会来和我一起住,帮帮忙。那是1962年,莱斯利强烈地反对越南战争,虽然和我住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她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无知。得知我信奉基督教之后,她发起挑战,让我为自己的宗教辩护,但我却发现自己哑口无言。很多教条我都已经不再相信了,而很快我意识到这一切都源自于儿时所形成的一份情感承诺——我在看到耶稣受难像时自己许下的承诺——但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如同纸牌屋一样在我面前瞬间崩塌。小多利的白日梦终于醒了,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相信什么,我只希望通过不断地阅读来寻求答案。

莱斯利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和戈登相识于伊比沙岛(Ibiza,位于地中海西部)——似乎是在嬉皮之路上——我和她在伦敦一起看戏剧,有一次甚至还搭便车一起去德文郡玩,一路上都在讨论越南;还记得当时载我们的人是画家德里克·布歇(Derek Boucher)。对忠诚、宗教、政治,她都充满挑衅态度。她是那种在国歌响起时都不会起立的人,她帮助改变了我。于是我想,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就结了婚,之后夫妇二人的热情渐行渐远,那么是否应该结束这一切呢?

在1963年,一个年轻的母亲提出离婚,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薇薇安身边的所有人,包括她的父母、兄弟姐妹、苏珊以及舞厅的朋友们,得知她宣布这个消息时全都惊呆了。当时本才出生几个月,而她却想离开德里克。有些人认为这可能是产后抑郁症的表现,也可能是因为当时两人有了不同的事业,再加上有了孩子所产生的压力。但是薇薇安却非常坚持自己的选择。对于更深层次的智慧和文化的渴望唤醒了她,让她坚信在某个地方会有一个人在等她,会和她一起走上这条探索之路。

这些是我走向政治化的过程,当然与我的童年、理想和经历有关。而这些却成了我与德里克之间的不同之处,他所做的事和努力的方向都是和天空有关的。我记得他那时是滑翔员,我们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是有一次他从邓斯特布尔唐斯(Dunstable Downs)滑翔而下,真是太刺激了。他简直棒极了,这让我十分激动。他是一个非常善于社交的人。当他成为飞行员之后,你知道他最享受的是什么吗?是给乘客们做公告,那就是他的热情所在。而我的兴趣却转变到政治上,所以我们就分道扬镳了。

德里克给薇薇安留下了威斯特伍德这个姓氏,和她的第一个儿子——本。这段婚姻也赋予了她一种自我决断力。它诞生于薇薇安对早年所遭遇的社会的不认同态度,以及同过去的自己告别的历史。那时的薇薇安也放弃了同时代的年轻女性所怀有的期望。同时,德里克也让她了解到了专业音乐圈和伦敦新乐队的世界,那些都与她在艺术学校时就已知道的东西紧密相连。除了威斯特伍德这个姓氏之外,那段时间对薇薇安的另一大重要影响在于,让她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年轻文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英国,舞蹈、音乐和艺术学院是密不可分的,它们都是后来构成摇摆伦敦(指20世纪60年代英国伦敦流行的青年文化现象)的元素。专辑封面、时尚和乐队即将成为西方青年人表达自我的最基本的方式(直到电脑的出现)。流行音乐和朋克音乐源于20世纪后半叶的摇滚乐,它们是在强有力的社会思潮和影响力的碰撞下而形成的一系列产物,而那些思潮和影响都已经在整个现代西方文化中留下了独特印记。奇怪的是,这些音乐形式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在伦敦的舞厅、薇薇安和德里克所知道的艺术学校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放。从英国的摇滚起源——1955年著名电影《黑板丛林》(薇薇安后来在克莉丝汀·基勒的公寓里的吉恩·克莱尔的电视上看了这部电影),到20世纪后期无政府主义的朋克和流行音乐,它们的首批传播者和拥护者都来自新艺术学校。这些艺术学校是战后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如雨后春笋般在英国各个城市接连涌现。行业里的许多领军人物都出身于平面设计专业(艺术学校会以美术为名进行教授),他们大多数来自工薪阶层,是家族里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曾经被德里克·威斯特伍德短暂经营过的谁人乐队的成员皮特·汤森(Pete Townsend )、查理·沃茨(Charlie Watts )、基思·理查兹(Keith Richards,英国音乐家、歌手、词曲创作人,英国摇滚乐队滚石乐队的创始成员之一)、艺术家彼得·布莱克(Peter Blake )及学生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约翰·列侬(John Lennon)、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The Move乐队的成员罗伊·伍德(Roy Wood)、The Kinks(奇想乐队)的成员雷·戴维斯(Ray Davies),以及稍晚些出现的皇后乐队的成员弗雷迪·默丘里(Freddie Mercury)……大多有着类似的出身。他们和薇薇安一样来自艺术学院,大部分都上过语法学校。但是,对薇薇安、马尔科姆、戈登和其他一些来自哈罗地区的人来说,艺术与音乐、平面设计与销售之间存在着某些交叉点,统一融合在平面设计、时尚、音乐和艺术活动于一体的商业之中。例如,著名的“祖母的旅行”店铺的前店主奈杰尔·威茅斯(Nigel Waymouth)——后来这家店由吉恩·克莱尔和迈克尔·英吉利(Michael English)经营——当时既是流行乐坛的领军平面设计师,也是一支迷幻摇滚乐队的组建人。类似情况还有伦敦的设计合作工作室“愚人”(其实是荷兰的),他们在1967年曾受托于披头士乐队,为苹果店设计服装和壁画,但是他们同时也是一个乐队。马尔科姆也一样,虽然他最后选择在英王道430号开设零售店,但也一直经营着“性手枪”乐队。再比如薇薇安,她曾为“性手枪”乐队写过歌,也担任过萨拉·斯托克布里奇(Sara Stockbridge)乐队的艺术指导,希德·维瑟斯(Sid Vicious)的服装指导,同时也为T恤设计图案。时尚、音乐、艺术和平面设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流行音乐家、艺术家、设计师、时装和精品店在整个英国,尤其在伦敦不断涌现,给青年文化崇拜的出现提供了背景与推动力,同时也促进了相关商品的销售。然而这一切并不涉及任何商业阴谋,也完全没有提前性计划——正如薇薇安和麦克拉伦后来指出——时尚和流行音乐中的任何元素,都不可能长期保持未经开发的状态。受教育权利的开放为薇薇安这一代的人带来了深远影响,语法学校可以入学了,读艺术学院也有了助学金。对于像薇薇安一样出身工人阶级的孩子来说,虽然他们各自的意图不尽相同,可能仍然心怀对社会的愤慨,但都能够通过语言或图像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新兴消费主义和大众营销的看法了。在青少年时期,贝尔先生就发现了薇薇安在设计上的天赋,并骄傲地说她未来可以成为撰稿人,而她也确实走在了平面设计的前沿。战后一代的人们被无间断的广告轰炸,这是任何时代没有经历过的,而这些广告影像大部分都出自新兴艺术学校的学生之手。英国的流行文化和艺术学院联系在一起并非偶然,两者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其实,对某种音乐或潮流风格的宣传,并非仅仅只为了销售专辑或服饰,它已经成为一种表达归属感的新语言。“彼时的青年,赶上了最好的时代。”薇薇安说,“我们活出了自我,并通过服饰表现自我。或者,正如马尔科姆后来所说,我们都在寻求自我身份认同。”薇薇安这代人是第一批将图形艺术、时尚、音乐和身份认同融合在一起的伦敦人。这是一段前所未有的故事,充满英国特色——用服装就可以将圈内人和圈外人区隔开来。

现代主义时尚风格的德里克追随着飞行员的梦想离开了伦敦。在儿子本·威斯特伍德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生活在卢顿机场及附近,几年之后,他再次结婚,但他一直都在尝试做一个最棒的父亲。在婚姻破裂之后,德里克对薇薇安仍然十分忠诚。而伴随着名气的日渐增长,薇薇安也一直沉默寡言,对于那段短暂的婚姻以及分手的理由都少有评价。夫妇俩于1966年正式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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