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进入延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进而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此，他成为延安理论界的权威人士。就在这个时候，他露出“左”的面目，嗅出作家王实味的“异味”，率先进行批判……

初见“大明星”蓝苹

陈伯达回忆了一段他奔赴延安途中发生的鲜为人知的小插曲……

就在陈伯达到达青岛不久，黄敬来了。陈伯达准备取道西安进入延安，而黄敬也正巧要去西安，于是说定结伴而行。有了黄敬同行，陈伯达非常高兴，因为他携妻带子，正乏人照料。

黄敬对青岛人熟地熟，很快就弄到车票，与陈伯达一家前往济南，转往西安。

虽然陈伯达与黄敬同为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但是，他只知道黄敬是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对黄敬的身世、婚恋一无所知。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得知一点关于黄敬的家庭情况：那是陈伯达到达天津后，有一回跟李大章上街，看见街头贴着一幅电影海报，上面画着一位女明星的头像。

“你知道她是谁？”李大章问陈伯达。

陈伯达不大看电影，自然不识那位女明星。

“她叫蓝苹。”李大章告诉他。

陈伯达不在意，对什么“蓝苹”“红苹”之类没有太大兴趣。

“你知道她是谁的妻子？”李大章似乎没个完，继续“考问”陈伯达。

陈伯达有点不耐烦了，他不知道李大章怎么会对这个女明星有那么大的兴趣。

这时，李大章压低声音，在陈伯达耳边说道：“她是黄敬的妻子！”

这下子，陈伯达恍然大悟，不由得朝那幅海报又看了几眼。从此，在他的记忆仓库中，留下印象：“黄敬的妻子是一个电影演员，叫蓝苹。”

从青岛到西安，黄敬和陈伯达朝夕相处，一路走了半个多月。不过，彼此都是党的领导干部，又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一路上相互都没有谈及自己的身世。自然，陈伯达一句未曾向黄敬问及蓝苹，黄敬也没有向陈伯达提及蓝苹。

其实，李大章在闲聊中告诉陈伯达的，是“过时新闻”！蓝苹与黄敬的关系，说来话长……

蓝苹，当年上海滩上三流的电影演员。她是山东诸城人，原名李云鹤，因父母离异，母亲带她离家出走。母亲以帮佣为生，维持生活。

黄敬其实不姓黄，本名俞启威。俞家乃名门望族，原籍浙江绍兴。祖父俞明震，清朝南京水师学堂督办（校长）。俞明震三兄弟，俞明震为长兄，他的小弟弟之长子即俞大维——导弹专家，后来成为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长”。蒋经国之女蒋孝章嫁给了俞大维之子。

俞明震之子俞大纯，即黄敬之父。俞大纯有四子两女，黄敬排行第三，在家称“三少爷”。

在俞家之中，唯有“三少爷”走上革命之路，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黄敬。

黄敬的大姐俞珊，喜爱文艺，参加田汉的“南国社”，成为演员。

俞珊与赵太侔结婚。赵太侔是闻一多、梁实秋的同学，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济南出任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李云鹤于1929年进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时年15岁。李云鹤聪明伶俐，颇得赵太侔、俞珊喜欢。

1931年春，17岁的李云鹤得到赵太侔资助，在青岛大学当旁听生，同时在图书馆工作。这时，黄敬正在青岛大学物理系学习。李云鹤结识了这位俞珊之弟，陷入热恋之中，进而结合。

翌年，黄敬加入中共。不久，黄敬担任青岛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1933年，黄敬担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

黄敬深刻地影响了李云鹤，引导她走上革命之路。1933年1月，19岁的李云鹤加入中共，介绍人便是黄敬。

1933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黄敬被捕。李云鹤仓皇出逃，只身来到上海。这个山东姑娘先在上海当小学教员，后来重操旧业，当起演员来，改名蓝苹。她在上海早已把黄敬丢在脑后，与电影评论家唐纳（本名马骥良）结婚。不久，她又见异思迁，与导演章泯同居。唐纳闻讯，两度自杀未遂，大报小报竞载“唐蓝婚变”，闹得上海滩沸沸扬扬。

黄敬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于193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黄敬成为学生领袖之一（据陈伯达回忆，这时的黄敬尚未找到中共组织关系，在“一二·九”之后几天，黄敬重新恢复中共党员身份）。

1936年4月，黄敬作为北平学联的代表，与陆璀等一起来到上海，住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大厦。5月底，黄敬在上海出席了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在沪期间，黄敬曾与蓝苹见面，蓝苹不忘旧情。这样蓝苹在5月底突然离沪北上，前往天津。唐纳以为她回娘家，追至济南，不见蓝苹，在济南商埠三马路的济南宾馆5号房内喝下一磅酒精和吃下许多红色火柴头自杀，茶房发现后急送万达医院抢救，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唐纳第一次自杀。蓝苹闻讯，急忙从天津赶回济南，与唐纳一起返回上海……

就在陈伯达和黄敬一起到达西安前一个多月——1937年8月初——江青由上海途经济南、西安，进入延安。

黄敬在西安与陈伯达分手。黄敬前往晋察冀边区，担任那里的中共区党委书记。

陈伯达一路艰辛，终于带着妻儿，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初到延安，陈伯达人地生疏，在那里不声不响。

一天傍晚，陈伯达吃过晚饭，独自出去散步。他踱到延水的一条小支流旁，准备跨过一座小桥。

那木头桥很窄，倘若对面有人走过来，这边的人只能等那人走过才能上桥。陈伯达一看，有两位女同志从河对岸上桥，便退到桥边，让她们先过。

两位女同志过桥而来，其中一位陌生，另一位却很面熟——陈伯达认得她，她是王若飞的夫人李培芝，曾和陈伯达一起在苏联留学。

在桥头，李培芝见了陈伯达，当即大声地说：“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陈伯达同志。”

李培芝转向身边那位女同志，向陈伯达介绍说：“这位是江青同志。哦，来自上海的电影大明星——蓝苹！”

陈伯达一听“蓝苹”的大名，马上记起来李大章说过的一席话，便跟江青握了握手，说道：“我和黄敬一起从青岛到西安。黄敬另有工作，在西安跟我分手。他一切都好！”

说这话时，陈伯达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江青的脸色骤变——因为那时他还以为她是黄敬之妻！

这段小插曲，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而过，本来早从陈伯达的记忆中消失。可是，30多年后，当陈伯达在“文革”中失势，在一次批判陈伯达的会议上，江青忽然抖漏出一句话：“黄敬跟你说了些什么？”

陈伯达大吃一惊，这才猛然记起30多年前的往事。原来，他初见江青时所说的几句话，真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触及了江青心中最敏感的事。在她看来，大约一路之上，黄敬跟陈伯达说了许多关于她的事情，透露了她的“底细”。难怪，30多年后，江青还一直把那么个小插曲牢牢记在心中……

滑入错误的低谷

新来乍到，陈伯达在延安没有受到注意。虽说他当时因发起“新启蒙运动”已颇有名声，但只在北平、上海等文化界有较大影响，而在延安，他的“知名度”还很低。“新启蒙运动”的讨论，并没有波及延安。

陈伯达到达延安之时，正值陕北公学创办之际。这是中共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校长为成仿吾。考虑到陈伯达说曾在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教过书，于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便安排他到陕北公学当一名教员。陕北公学刚刚创办，正需要教员。

说实在的，陈伯达此人，只宜写文章，不宜当教员。他那一口闽南“普通话”，学生很难听懂。他讲课时，要不断在黑板上写粉笔写，才能让学生明白他讲的意思。与其说是讲课，倒不如说是“写”课！

在陕北公学教了一阵书，陈伯达被调往中共中央党校当教员。中共中央党校的校长乃康生。

1938年5月5日，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中共培养理论干部的学校，院长张闻天。张闻天即洛甫，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跟陈伯达早就相熟。张闻天当即把陈伯达调到马列学院当教员。

这样，陈伯达教过马列主义知识，教过历史，也教过哲学。

记得，有一次开会，毛泽东来了。张闻天当众介绍陈伯达，说道：“这是从北平来的陈伯达同志，他是北平‘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

张闻天说毕，噼噼啪啪响起一阵掌声。掌声过后，毛泽东也并未注意到陈伯达。似乎毛泽东当时并未读过关于“新启蒙运动”那些文章，因此对张闻天所介绍的“北平‘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没有在意。

教书毕竟非陈伯达所长，因为学生们纷纷反映，听不懂他的课。于是，陈伯达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被任命为出版科科长——须知，1927年陈伯达入党才几个月便在武汉担任此职，不料在11年之后，他竟仍然担任此职！

陈伯达担任过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担任过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这些情况中共中央组织部当然是知道的。陈伯达在延安得不到重用，原因是明白的：在延安有不少留苏归来的干部，知道陈伯达在苏联学习时倒向托派。托派问题在当时是很严重的问题，这样，组织上对陈伯达的任用，也就有一定的戒心。

这样，初来延安的那些日子，陈伯达的心境不那么舒畅，特别是他的一些同辈人，职务远远高于他：当年上海大学的同学康生，如今不仅是中央党校校长，而且还担任要职——中共中央社会和情报部部长；当年留苏时的同学张闻天，如今不仅是马列学院院长，而且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陈伯达在马列学院当教员时的顶头上司是他，到了中宣部当科长那顶头上司还是他。所幸，张闻天待他尚好。

陈伯达觉得委屈，仿佛在延安坐的是冷板凳。延安的高级干部中，大部分是经过长征到达那里的，在长征中结下生死之谊，彼此关系很密切，而他从白区来，跟这些长征干部不熟悉，总有着隔膜。

陈伯达甚至有点后悔，觉得不该来延安。因为他在白区的文化界好不容易打开了局面，已经颇有声望，在那里倘若继续写文章，做文化工作，名气会更大……

陈伯达的情绪低落，又一次跌入了低谷。1938年上半年，陈伯达埋头于写作，写出了《三民主义概论》一书。尽管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却自知在延安难以出版这本书。

1938年6月，知道王明要去重庆，陈伯达托王明把书稿带去，在重庆出版。

陈伯达的《三民主义概论》是一本倾向不好的书，书中极其错误地对北伐前夕伪装革命的蒋介石作了很高的评价：

正是因为当时的主要的国民党领袖，是这样不为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诡计所动摇，这样坚决地继续中山先生和仲恺先生的精神和政策，结果才把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革命广州挽救过来，终于能够排除万难，克服大敌，转危为安，使革命势力得以继续发展和扩大。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真如古人所说的“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了。

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乃乔装左派，趁北伐之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他的反革命面目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暴露无遗，根本谈不上“坚决地继续中山先生和仲恺先生的精神和政策”。

陈伯达的《三民主义概论》，对于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对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原则区别，也作了许多错误的论述。

陈伯达在低谷中徘徊。

倘若陈伯达继续按照《三民主义概论》这样的错误方向写下去，这位理论家就要发生“理论大滑坡”，跌入危险的境地。就在这个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的指点，拨正了陈伯达的航向。从此，陈伯达投在毛泽东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