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陈伯达记得，那是延安的一次座谈会，讨论孙中山的思想。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以为，他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很仔细地倾听着双方的争论。双方各有道理，争论颇为激烈。

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发言了。他尽量讲得慢一些，便于让大家听懂。陈伯达与众不同，又一次采取了他对待文学界两个口号之争那样把对立的双方加以统一的方法，加以阐述：“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毛泽东的目光，注视着陈伯达。毛泽东轻声问旁边的人：“现在发言的人，叫什么名字？”

旁边的人在纸上写了“陈伯达”三个字。

陈伯达发言完毕，毛泽东站了起来，很高兴地说道：“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

散会之后，毛泽东把陈伯达留下来，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陈伯达回去之后，傍晚，毛泽东忽然派人通知，要他赶到机关合作社去吃晚饭。

陈伯达急急应召赶去。到了那里才明白，毛泽东宴请一美国记者。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今天顺便也请你——请你和美国客人。”

这次请客很简单：毛泽东、翻译、美国记者、陈伯达四人同桌而聚。

起初，毛泽东跟美国客人说了一些客套话。后来，他转向陈伯达，问起北平文化界的情况，问起张申府的近况。张申府，原名张崧年，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后来脱党。

毛泽东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周秦诸子课，而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也饶有兴趣，他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话题，越谈越投机，竟把美国客人撂在一边……

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支笔。毛泽东这位时代的巨人，给予他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胜利大进军中，毛泽东建立了丰功伟绩。陈伯达在毛泽东的统率下，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毛泽东从1957年开始，逐渐向“左”偏航，以致在“文革”中陷入“左”的迷误。陈伯达用他的笔，阐述并发展了极左路线、极左理论，成了一位十足的“左”派理论家，直至堕落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成为历史的罪人……

与毛泽东探讨中国古代哲学

经毛泽东提议，陈伯达在延安举行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每一次讲座，毛泽东差不多都去听。

毛泽东一去，许多人也跟着去。虽然陈伯达的话难懂，听久了，也慢慢听惯了。这些课，陈伯达过去在北平讲过，如今加了些新的内容、新的见解。

很快，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有了名声。

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学会”，陈伯达成了这个学术团体的头面人物，执笔写了《新哲学会缘起》，发表于1938年9月《解放》周刊。

1939年1月，陈伯达写出《墨子哲学思想》一文，恭恭敬敬给毛泽东送去，请求指正。

这时的毛泽东，已从五次反“围剿”的战乱之中，已从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羁旅之中解脱出来，在相对安定的延安窑洞里，不断著述，写出《实践论》，写出《矛盾论》，写出《论持久战》，写出《基础战本》（这本书未收入《毛泽东选集》）……他正处于一生的著作高峰期，显得非常勤勉，思维活跃，正在探索着一系列的理论问题。

陈伯达的《墨子哲学思想》引起毛泽东很大兴趣。他很细致地读完，亲笔给陈伯达复了一信。毛泽东的书信通常很短，一二百字而已。这次破例，给陈伯达写了很长的复信，全文如下：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2月1日夜

（一）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出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是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犹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①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②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③“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④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中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子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

以上所以全文照录毛泽东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函，是因为这封信清楚地表明：陈伯达所擅长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正是毛泽东思索的热点。正因为这样，看了陈伯达的文章，毛泽东会随手写下这样的学术性的长信，与他进行详细的讨论。也正因为这样，陈伯达被毛泽东所看中，并非偶然。这封信表明，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和话题，而毛泽东的见解比陈伯达高出一筹。

陈伯达一见毛泽东对他的文章如此看重，于是又向毛泽东呈送了《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陈伯达也请他的“顶头上司”——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看了文章。

毛泽东读后，兴致仍然很浓，于1939年2月20日写了一封更长的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兹摘录部分原文如下：

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唯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

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详细地写了七点意见，针对陈伯达的文章，谈了自己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看法。

陈伯达收到信后，当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又写了一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

伯达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达伯达同志考虑。……

是否妥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补充谈了三点意见。

借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毛泽东终于决定把这位“陈同志”调到自己身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