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毛泽东秘书

陈伯达记得，那是1939年春，张闻天找他，商谈调动工作的问题。张闻天告诉他，毛泽东提名，调他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理所当然，陈伯达以欣喜的心情一口答应下来了。

据陈伯达回忆，当时调他去，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因此也就是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

办公室的秘书长为李六如。李六如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早在1921年便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4师党代表……后来，在1957年，他把自己丰富的革命经历写成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其中主人公“季交恕”便是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形象。

刚到军委主席办公室工作，陈伯达觉得不甚适应。因为李六如分配他处理军务电文，他要把前方发来的军事电报内容向毛泽东报告，然后按毛泽东的意见草拟复电，发往前线。他是“秀才”，对于打仗一窍不通。

没多久，毛泽东也看出陈伯达不适合做军务电文方面的秘书工作。陈伯达的兴趣，似乎还在那些“老古董”（孔子、墨子、老子），而这些与秘书工作毫不相干。

“我建议你把研究的兴趣，从中国古代哲学转向现实。你应当做些现实的研究。”毛泽东对陈伯达说。

陈伯达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这样，他从收收发发军务电文，改搞资料工作。用陈伯达的话来说，他成了“材料员”。毛泽东给定了四个题目，要他收集资料。这四个研究课题是：

《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陈伯达做起了资料收集工作。这些资料，后来分为四册印行。陈伯达说，是毛泽东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收集、整理这些资料，使陈伯达对中国现实有了全面的了解，为他后来写《评〈中国之命运〉》等书打下了基础。

陈伯达成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毛泽东让他超脱于一般的收收发发之类秘书事务性工作，而是协助自己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据陈伯达回忆，那时毛泽东40多岁，正值中年，精力充沛，他的著作一般都亲自执笔，不用秘书代劳，只是一些技术性文件，要秘书起草，以节省他的时间。毛泽东写毕，有时请秘书看看，提些意见，作些修改。毛泽东本人便是著作巨匠，擅长写作，他的著作别具一格，自成一体，非他人可以代笔的。陈伯达记得，只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第1章《中国社会》，是李维汉起草的，陈伯达作了修改，最后由毛泽东改定；第2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毛泽东需要秘书动笔的，常常是他的演讲，他在演讲时，一般只有很简单的提纲，有的甚至是即兴式发言，连提纲都没有。这时，需要秘书作记录，整理出讲话稿，由毛泽东改定。

据陈伯达回忆，他曾为朱德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作过一些修改工作，陆定一也参加过。

在延安整风中，李六如被调离毛泽东办公室，从此，便不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陈伯达的职务，不断地在变动着：他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秘书。不久，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为张闻天，副院长为范文澜，陈伯达担任秘书长。

这个研究院之下，又分若干研究室，陈伯达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后来，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陈伯达被任命为主任。他的职务虽然在不断变动，但是他实际上一直在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特别是他后来所担任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之职，就是做政治秘书的工作。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载陈伯达延安时期的简历，基本上是准确的：

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

由于毛泽东的信任，陈伯达进入了中共高层，接触中共高级机密——尽管他的职务还并不很高，而工作岗位显然占据要津。陈伯达日后的飞黄腾达，那腾飞的起点便是“毛泽东秘书”这一职务。

后来，陈伯达对他的同乡、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的陈矩孙（陈絜）说“私房话”时，曾口吐真言：“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

这可以说是陈伯达毕生的“经验”之谈。他“跟准”了毛泽东，确是“最要紧”的。

在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将近两年的时候，由于毛泽东的工作担子越来越重，需要增加秘书，陈伯达向毛泽东推荐了胡乔木。

笔者1993年4月1日曾采访胡乔木夫人谷羽，据她回忆：

当时，陈伯达并不认识胡乔木。

那是在1941年2月，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找胡乔木谈话，告诉他组织上决定调他担任毛泽东秘书。

当时，胡乔木毫无思想准备，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这一新的极为重要的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赞赏。他推荐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说：‘乔木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以上回忆是胡乔木夫人谷羽亲口对笔者所说——尽管她回忆这段往事时陈伯达已经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但是她并不避嫌，仍实事求是地把历史真实情况告诉笔者。

自从胡乔木来了之后，陈伯达和胡乔木互相配合，为毛泽东分担了大量的文字工作，起草了众多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重要文章，成为中共中央的两支笔。

由于笔者曾写了《毛泽东的秘书们》一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毛泽东一生曾先后有过35位秘书，他们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时间为：

谭政（1928）

江华（1928~1929）

贺子珍（1928~1937）

谢维俊（1928~1929）

古柏（1930~1933）

曾碧漪（1930~1933）

李井泉（1930~1931）

郭化若（1931）

谢觉哉（1933~1934）

黄祖炎（1933~1935）

王首道（1933~1934；1937~1944）

李一氓（1935）

童小鹏（1935~1936）

叶子龙（1935~1962）

吴亮平（1936~1937）

张文彬（1936~1937）

周小舟（1936~1938）

李六如（1937~1940）

和培元（1938~1941）

华民（1938）

江青（1938~1976）

陈伯达（1939~1970）

张如心（1941~1942）

胡乔木（1942~1966）

王炳南（1945）

田家英（1948~1966）

罗光禄（1948~1963）

王鹤滨（1949~1953）

高智（1953~1962）

林克（1954~1966）

徐业夫（1957~1974）

李锐（1958~1959）

谢静宜（1959~1976）

戚本禹（1966~1968）

高碧岑（1968~1974）

张玉凤（1974~1976）

在毛泽东的众多的秘书们之中，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是最长的一个，前后达31年。

除了向毛泽东推荐了胡乔木之外，陈伯达还曾和胡乔木一起，推荐介绍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解放后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曾彦修，在《陈伯达的为官和为学》一文中这样回忆当年的陈伯达：

延安时期，1941年夏起，他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就是下面的一个研究人员，我是在经济组。陈伯达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个人讲学”。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们拿着凳子到他的窑洞里听他漫谈。陈伯达住在一个窑洞里，里边有一个小炕，他躺在炕上。我们二十来岁，他已经四十多岁，是老前辈，胖胖矮矮的，很随便。窑洞里边最多能容十多个人，挤不进去，我们就在外边听他闲吹。他什么都吹，天上、地下，无所不吹。有时候，他会讲一些毛泽东跟他谈的事情。在延安，毛泽东窑洞的座上客有谁？公事以外可以随便谈谈的大概只有一个，即陈伯达，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周恩来、朱德是谈公事，陈伯达不谈公事，陈伯达去是听毛闲聊。毛也需要消遣，也要找人闲聊。陈伯达这个人看书杂，思想也活泼，有时候叫他去。陈伯达对我们讲，毛主席说，曾国藩家书是好东西，应该读。而过去，共产党把曾国藩骂得狗血喷头，还会读你曾国藩的书？陈伯达也说，曾国藩的家书，文字非常漂亮，内容非常实际，这个书读了没有坏处。一般的马列主义者，不仅是我们这些青年，那些四十来岁的入党一二十年的，一般对中国的文化是一笔抹杀的，骂曾国藩骂得更厉害。陈伯达一次讲，毛主席提出要“自然而然革命化”。他说，毛主席这个意见很好，完全强迫革命不行，有些事要等，要等它自然而然革命化就好办了。

总的说来，陈伯达在延安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是威信高于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远远高于周扬这些人。当时延安的党内党外文化人加起来恐怕有几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