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嗅出王实味的“异味”

借助于毛泽东的指点和推荐，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先后在延安的《解放》周刊上发表，引起了延安各界的注意。

如果说，那时延安的《解放日报》相当于解放后的《人民日报》的地位，那么《解放》周刊也就相当于1958年创刊的《红旗》杂志的地位。连陈伯达都自以为从此“有点小名”了，诚如他后来在1942年8月28日《解放日报》上《思想的反省》一文中，那样“谦虚”地写过那样：

像我们这样思想浅薄的人，居然在中国思想界上有点小名，这并不是好事。文化落后的中国，到处是思想学术待垦的荒地，而且，百年来的生活又如此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又如此锐利，任何人只要稍为努力，都可以得到一定的成就……

然而，“有点小名”的陈伯达并不真的那么谦逊。有谁稍稍冒犯他，他便要“商榷”，便要记在心中。

在延安整风时期，发生了著名的“王实味事件”。王实味当时受到密集性的批判，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刊登于《解放日报》，这当然有着错综复杂的种种原因，以致这位颇有才气的作家、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在1947年春被以“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成员”的罪名处以死刑。

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对王实味的批判，是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的。康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陈伯达则是批判王实味的积极参与者之一。

王实味遭到重炮猛轰的主要原因，是他于1942年3月13日和23日，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报》副刊上，发表了总题为《野百合花》的一组杂文。

毛泽东不仅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多次发表过关于批判王实味和《野百合花》的言论，而且在16年后的1958年，当《文艺报》要对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延安时期作品进行“再批判”时，毛泽东为编者的按语加上了这样的话：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

……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被毛泽东称之为“反党反人民”的《野百合花》，共分五部分：

前记

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二、碰“碰壁”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王实味说，为什么这组杂文以《野百合花》命名，这是因为：

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确实，《野百合花》不像延安一般文艺作品“那样香甜可口”，而是“略带苦涩”。这“苦涩”味使一些人受不了。

王实味在文章中借用两个女青年的口，说：

延安“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

王实味在文章中又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平心而论，王实味的文章确实有许多“牢骚”。他之所以在整风运动中把这些“牢骚”写成文章，公之于众，是因为他在《野百合花》中这么写道：

1938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到一般下层青年的“牢骚”。这对我们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应当说，王实味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希望这些“牢骚”能够“对我们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然而，王实味以及他的《野百合花》受到猛烈的批判，以致《野百合花》被毛泽东称之为“反党反人民”。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毛泽东定为“反党反人民”，其中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成功”地施行了“反间计”。

那时，国民党的中统局在徐恩曾的领导下，对延安进行种种“新策略”——心理战！

比如，徐恩曾在中统局里设立了一个“谣言清查科”。其实，这个科真正使命是“谣言科”。这个科有人负责“造谣”——制造谣言；有人负责“放谣”——把制造出来的谣言施放出去；还有人负责“收谣”！什么是“收谣”呢？那是指“放谣”之后，谣言就在社会上传播，即“传谣”。为了“测试”传谣的范围以及传谣的速度，那便需要“收谣”。

这样把“造谣”“放谣”“传谣”“收谣”理论化、系统化，也真亏中统特务们想得出、做得出！

中统局造了许多谣，比如什么：“毛泽东主席被徐向前派人行刺受伤，不治身亡。开追悼会时被飞机侦察到了……”这些稀奇古怪的谣言，便是中统局对延安进行的“心理战”之一。

中统局的第二处第三科，则致力于系统搜集延安情报，其中特别地注意研究延安的报刊。

中统特务们把从延安报刊上收集到的“有价值”的文章，按专题印成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分为两类：

一类印成内部参考，限于国民党高层阅读。比如，他们印行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教材《党的建设》，深得蒋介石的喜欢，以至编辑者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奖赏。因为尽管《党的建设》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而在蒋介石看来，却是了解中国共产党极有参考价值的情报。蒋介石甚至在书上写下“此节重要足资参考”、“吾人亦可采用”之类批语。也就是说，蒋介石以为，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些办法，也可以用到中国国民党的建设中来！

另一类小册子则用于公开发行。中统特务特别注意不用“正中书局”“文化服务社”的名义出版，因为这些出版社的“御用”色彩太浓厚。他们选用中间色彩、民间色彩的出版社出版，保持“客观”，以使读者了解延安的“真相”。

中统特务从延安《解放日报》上读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马上看中了。当年的中统局局本部科长张文（又名张国栋），在后来写的《中统二十年》中回忆道：

对外发行的小册子中，影响比较大的首推《野百合及其他》。当中统特务见到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一文时，如获至宝，经过一番研究，由刘光煜、吴慕风执笔，万大鋐、王思诚核定，编写了《野百合及其他》一书，其中除了王实味这篇文章外，还从《解放日报》上找出类似的篇章，斩头去尾，加以歪曲和捏造，再加上引言按语。这一小册子印了几千份，据说是中统所印行的小册子中最为畅销的一种。

这本小册子，迅速地被中共驻渝人员送往延安。

这里用得着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受到国民党的“拥护”，自然就要“反对”，进入“反党反人民”之列了。

国民党中统局施行的“心理战”，印行那本《野百合及其他》，大大加重了王实味的罪名。

在对王实味进行“大批判”的行列中，陈伯达扮演着“排头兵”的角色。

陈伯达当时还没有“中央首长”的地位，远远不及康生那么显赫。当时，康生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兼调查研究局情报部部长、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主任为毛泽东）、中直机关总学委主任。然而，第一个以灵敏的“嗅觉”闻出王实味身上异味的，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其起因是王实味对陈伯达的一篇文章提出了异议……

正如“陈伯达”只是陈建相的笔名一样，“王实味”也只是王叔翰的笔名。然而，如今世上知道陈建相、王叔翰其名的寥寥无几，他们都以笔名——陈伯达、王实味——传世。

王实味比陈伯达小两岁，河南潢川县人，1925年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与胡风同班。1926年秋，王实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过小说，因英语颇好，更多地从事译述。

1937年，王实味来到延安。

如同陈伯达所说，他过去与王实味并无交往，来到延安之前并不认识王实味，来到延安后，曾在马列学院与王实味共事。不过，那时他们是同事，彼此是“平行”的。

后来，陈伯达成了王实味的顶头上司——陈伯达担任马列学院编译室主任，王实味在他手下工作，翻译了许多马列经典著作。

不久，王实味调往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担任特别研究员，而研究室主任则是欧阳山。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是张闻天，副院长是范文澜。1942年初，张闻天率调查组到陕甘宁边区农村工作，前后一年多，中央研究院由李维汉临时负责。

陈伯达与王实味的争执，最初是从陈伯达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1939年2月7日起，原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改作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于1941年5月16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新闻日报》，仍作中共中央机关报）。陈伯达在1939年2月16日《新中华报》上，发表了《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一文。王实味读了此文，觉得许多地方欠妥，他曾与陈伯达当面谈过，陈伯达显得不很高兴。王实味是个直爽、无遮无拦的人物。1940年冬，他竟动手写了《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一文，准备发表。

陈伯达得知，索看了王实味的手稿，于1941年1月7日急就成章，写出洋洋万言的答复文章《写在实味同志〈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之后》。

在这篇长文之中，陈伯达先是“谦虚”一番，自称：“我的确是文艺的门外汉，对于文艺并没有专门用过什么工夫，说起来，总不免有点‘班门弄斧’，贻笑大方。”

可是，他紧接着却又说：

这次实味同志写了一篇《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牵涉了我，又迫得我不能不写一篇东西。因为实味同志的文章就要发表，而我又有别的事情要做，没有工夫在文章系统或文字上推敲，随想随写，不免拉杂，只能请原谅了……

如此这般“随想随写”，陈伯达竟写下17条意见，逐一与王实味争论，批驳王实味的批评。

本来，陈伯达与王实味的争论——王实味的批评与他的反批评——纯属学术争论，可是，在陈伯达看来，王实味对他的批评显然是对他的一次挑战。弄得不好，直接影响他在延安思想理论界的地位。为了制服对手，陈伯达使出了“杀手锏”——把对手跟“托派思想”挂起钩来。

须知，在1940年代的延安，托派是反革命的同义词，足以置人于死地的。

据陈伯达自云，他当时并不知道王实味其人是托派（当然也很可能陈伯达从某种渠道得知这一重要“信息”而故作糊涂——只是如今已很难确切“考证”了），而他的反击竟击中了王实味的要害！这种政治舞台的格斗术，非常微妙……

延安正在紧张地“肃托”，在那样紧张的气氛中，大约是王实味认为陈伯达的反击有来头，用王实味自己的话来说，“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把我与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

王实味跟托派，确实有点“暧昧”关系：他与托派有过接触，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也曾为托派翻译过列宁的遗嘱。本来，翻译列宁的遗嘱，怎么也上不了“纲”。但是，列宁正是在遗嘱中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一起称为“当前中央委员会杰出的领袖”；列宁还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么一来，翻译列宁的遗嘱，也成了“严重问题”，与那“托”字挂钩了——尽管那是货真价实的列宁的遗嘱！

王实味的“尾巴”已经捏在别人手里了，而他偏又把心中的愤懑泄诸笔端，在1942年3月13日、2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那篇《野百合花》，又在中央研究院的壁报《矢与的》上写文章冒犯了该院领导。

于是，王实味成了整风运动的靶子，一场大批判终于降临到他的头上……

在延安《解放日报》，光是从1942年6月9日到6月17日，就接连发表了八篇批判王实味的文章——其中作者不仅有陈伯达，甚至还有丁玲：

6月9日       《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            范文澜

《“艺术家”的“野百合花”》          陈  道

《继〈读“野百合花”有感〉之后》        伯  钊

6月10日  《政治家与艺术家》                蔡天心

6月15日  《关于王实味》                         陈伯达

6月16日  《从鲁迅的杂文谈到王实味》            周  文

《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     丁  玲

6月17日  《彻底粉碎王实味托派理论及反党活动》   张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