抨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发起“新启蒙运动”，使陈伯达在“中国思想界上有点小名”；对王实味开展大批判，使陈伯达在延安崭露头角。陈伯达的名字第一次引起全中国的注意，甚至引起国外的关注，那是1943年7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从第一版起，刊出陈伯达的长文《评〈中国之命运〉》。

《中国之命运》是一本什么书？蒋介石的“名著”也！这本书成了国民党统治区“人人必读”的“政治圣经”，是大中学校“最重要的课外读物”，是各级教育部门的“正规考试课目”。

《中国之命运》是在1943年3月10日出版的。据透露，此书乃“国民党顾问”陶希圣为蒋介石捉的刀。

陈伯达所写的《评〈中国之命运〉》，虽以个人名义发表，但行文处处以“我们共产党人”的口气，况且又是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出，势必被认为是中共对《中国之命运》的抨击，理所当然引起全国的关切。

198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的第八章，详细论及《中国之命运》及《评〈中国之命运〉》。作者怀利（Raymond.F.Wylie）是美国里亥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他在书中指出：

（国共）双方最后争取人心的一场斗争于1943年春在思想战线上展开了，1946年扩展到军事领域，以1949年共产党取得席卷全国的胜利而告终。

蒋介石同毛泽东一样，也深知思想领域里斗争的重要，但总的说来，他远不如对手运用得有效。可是蒋抢在共产党前面，在1943年3月10日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之命运》，同时在全国发动一场大规模思想运动，以宣传这本书和国民党主义……

《中国之命运》阐明了国民党的立场：“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唯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唯有中国国民党。”蒋以此表示自己追随孙中山，但欣然以新的国父和群众的导师自居。他声称：“中正身当我中华民国独立自由重新发轫之初，抚今思昔，策往励来，特陈述我国家民族百年的经历，指出我国家民族今后的方向……愿我全国同胞共同体察而力行之。”

一位有经验的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指出，蒋在出版《中国之命运》作为教科书的同时，兼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绝非巧合。蒋介石既然身为中国政治领袖而遵循“古风”，就必然会追求“由英雄进而成为圣人”……

国民党刚发起一个宣传运动以配合《中国之命运》的发行，就又发生了一件加剧国共两党紧张关系的事件。这就是共产国际在5月15日宣告解散。共产党当然知道国民党发动这场宣传运动的意义，当时曾授权陈伯达等中共主要论战家对蒋介石这本书中的主要观点作出官方评论。

诚如怀利先生所言，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被视为“官方评论”，因此不仅大大提高了陈伯达的身价（“中共主要论战家”），而且使陈伯达的文章广泛地引起重视。

我请陈伯达回忆《评〈中国之命运〉》的写作经过。他的回忆，第一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现根据录音整理如下：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延安也有了。毛泽东主席看了，笑着对我们几个“秀才”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做文章呢！”我领会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写反驳的文章。我写《评〈中国之命运〉》是毛主席的话启发了我，我才有写那篇文章的想法。

我一口气写了三天三夜（当然要吃饭，也略有休息）。我一面写，一面哭，我太激动了，因为极大义愤吧。我以前写过许多文章，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将以什么名义发表——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呢，还是评论员文章呢——所以我没有署自己的名字。文章的原标题是《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

写完以后，我马上给毛主席送去。当时，毛主席住在枣园。记得，送去的时候，毛主席正在休息，我不敢惊扰他，就把稿子留在他那里，回去了。

毛主席起来后，就看我的稿子，一口气看完，然后在原稿上添了好些极尖锐、精彩的句子，并署上我的名字。

第二天早上，毛主席派人把我找去。毛主席把稿子给了我，上面写着他的批示：“送《解放日报》发。”

稿子送到《解放日报》，报社领导同志看了，觉得有些地方说得太厉害了。另外，这篇文章势必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震动，一定要请负责那里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同志过目。

正巧，周恩来同志刚从重庆回来。[1]毛主席召集了一个小型的中央会议，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我的文章。经过讨论，作了些小的改动，题目改为《评〈中国之命运〉》。

在1943年7月21日《解放日报》上发表。周恩来还指示，用内部电报把文章拍送重庆，在国民党统治区印小册子发行。

此文发表后，蒋介石发出一个内部通令，严禁这个小册子，并叫我做“陈逆伯达”。

其实，写这篇文章，不是我自己的功劳，是党的工作。如果说有功劳的话，那是党的功劳。

我确确实实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没有毛主席启发我，没有毛主席的支持，就不会有这篇文章。如果我不去延安，也不会有这篇文章。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才有可能写出这篇文章。

《评〈中国之命运〉》是陈伯达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我问他文章中哪些话是毛泽东加的，他说手头已经没有书了，记不清毛泽东所加的话。不过，文章开头关于陶希圣的一段，是毛泽东亲笔写的，这一点他记得很清楚。他说：“毛主席加上去的话，气魄比我大得多，非常深刻，非常有力，我是远远比不上的。”

我查到了1945年9月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所印的《评〈中国之命运〉》单行本，开头那段毛泽东所写的话，果真非同凡响：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蒋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远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蒋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却先拿陶希圣开刀，这样的开篇确实与众不同。毛泽东的棋高一筹的睿智，往往就是在这些地方流露。

当然，《评〈中国之命运〉》毕竟是陈伯达写的。这篇文章对于批判蒋介石、宣传毛泽东思想，确实起过一定的作用，这也是应予肯定的。文章曾十分鲜明地提到了“毛泽东的思想”——这在1943年那样的岁月还不多见：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思想上，不但和苏联共产党的思想相同，而且也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思想相同，但是，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要求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国情提出政纲，决定政策，而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工作正是这样做的……

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是毛泽东亲自决定发表的。就在《评〈中国之命运〉》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的当天——1943年7月21日——毛泽东便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的董必武发去电报，全文如下：

关于公布《评〈中国之命运〉》一文

必武：

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于国际解散，二由于相信日将攻苏，故蒋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乃事机不密，为我党揭穿，通电全国，迎头痛击，于是不能不竭力否认（如胡、徐等复电），尽量敷衍（如对周、林），并稍示和缓（边境已有两个师后撤）。但实际上目前军事准备决不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如七七封锁新华，日前检查渝办）。我为彻底揭穿其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变[6]以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为此目的，望注意执行下列数事：

一、收到此文广播后，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

二、在渝办、报馆[7]中，以此文作为课本，进行解释讨论。

三、搜集此文发表后的各方面影响，并将国民党回驳此文的文章择要电告，并全部寄来。

四、新华尤其群众可用其他迂回办法揭露中国法西斯的罪恶（思想、制度、特点和行为）。

五、其他技术问题由恩来电告。

毛泽东

从毛泽东的这一电文，足以看出，毛泽东对陈伯达所写的《评〈中国之命运〉》是何等的重视！

在陈伯达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之后，延安的另几位“秀才”也响应毛泽东的指示，写了批判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文章，其中有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哲学家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戏剧家齐燕铭的《驳蒋介石的文化观》等。这四篇文章曾结成一集，书名仍用《评〈中国之命运〉》，曾广为印行。

1943年7月30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文《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和在敌后的八项政策》中，又一次强调：

望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解放报社论及陈伯达、范文澜评《中国之命运》等文多印广发，借此作一次广大深入的有计划的阶级教育，彻底揭破国民党的欺骗影响。不要把此事的重要性看低了，国民党思想在我们党内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的。

194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通知》，规定了五篇文章为各单位必读的学习文件：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延安民众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刘少奇、王稼祥是中共资深的领导人，陈伯达居然能与他们并列，清楚地表明自从发表《评〈中国之命运〉》之后，陈伯达在党内的声望迅速提高了。

于光远在1998年6月所发表的回忆文章中，谈到了当时自己对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的印象以及《评〈中国之命运〉》的广泛影响：

从整风起，陈伯达的地位突然提高很快。我这个人对人事升迁一向不那么注意，可是连我都感觉到了这一点。特别是1943年夏天他署名的长文《评〈中国之命运〉》在《解放日报》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使得我和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都有这样的感觉：陈伯达一下子成了我们党内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评〈中国之命运〉》是一篇很长的文章，气魄很大，完全是代表党中央的口气，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央机关总学习委员会指定此书作为各单位必读的学习书。《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1943年初发表的，当作国民党“干部必读”教材的一本书。当时我正在被审查抢救，没有看到。蒋介石这本书的基本内容我是从陈伯达的评论中知道的。据说这本书是陶希圣为蒋介石写的。陈伯达的那篇文章，提得那么尖锐、驳斥得那么有力，我不得不佩服。当时我就想，这篇文章一定是经过毛泽东看过改过的，但是文章的底子总是陈伯达的。党中央决定用陈个人名义发表也说明陈伯达在党内的地位大大提高。

两年之后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在所作的开幕词中，把《论联合政府》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并提，作为中国之命运的两种。这个开幕词在传开之后，更使我感到陈伯达那篇文章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