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

今非昔比，17年前当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时候，全党不过4万多名党员。如今，已拥有120万党员了。

6月9日，大会进入高潮——选举中共中央委员。陈伯达的名字，第一次列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之中。

据陈伯达自云：“在提出候选名单后，我曾经找任弼时同志，请求不要选我。”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相当精练，选出的正式委员44名、候补委员33名。陈伯达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不是按姓氏笔画，而是按选票多寡排列的，陈伯达名列第三，即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刘晓、谭政……

对于陈伯达来说，进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之列，意味着他从此正式进入中共高层领导。

于光远在1998年6月发表的回忆陈伯达的文章，论及陈伯达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是如何“出乎意料之外”：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出乎意料之外，陈伯达被选上了中央候补委员。“七大”选举的中央委员只有44名，大都是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开创者。候补中央委员，只有33人。候补委员的政治分量也很不轻。在候补委员中陈伯达排在第三名。在他之前是廖承志和王稼祥，排在他之后是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刘晓、谭政……王稼祥在“七大”之前是政治局委员，有很高的地位，现在降到候补中委的地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高级干部学习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都懂得要从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来看干部。陈伯达一下子提得这么高，一定是站在了正确路线上。

总之，到那个时候，陈伯达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相当高大。除了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他一贯站在正确立场上，还有一条便是他理论上的突出贡献。在77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除他之外似乎没有第二个人。

中共“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在总纲中确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陈伯达读着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忽然产生了“灵感”。那是毛泽东论述袁世凯的一段话：

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呢？

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现在又在山上大叫其专制统一论。这是叫给谁听呢？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愿意听它么？……

写过《论谭嗣同》的陈伯达，熟悉袁世凯其人其事。他想，能不能把毛泽东的这段话加以发挥，写一本“论袁世凯”之类的书呢？

他试探地问毛泽东。毛泽东笑道：“可以嘛，蒋介石就是袁世凯！”

于是，陈伯达埋头于收集有关袁世凯的资料，查阅了白蕉编著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谢彬著《民国政党史》《黄远生遗著》、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等书，开始着手写作。

据陈伯达回忆，这本名为《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书是1945年9月在延安写成的。当时，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写完了，他没有拿出去发表，他要等毛泽东回来审看。

毛泽东回延安后，他把手稿送呈毛泽东。这时的毛泽东，颇为忙碌，看完后只说可以发表，没提什么具体意见。于是，此文便在《群众》杂志第10卷第23期发表。

陈伯达说：“据我看过一种上海报纸刊登的消息，说国民党通令禁止此书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其实，此文从头至尾没有提蒋介石的名字，但不论是谁，一看都明白，说的是袁世凯，指的是蒋介石。”

陈伯达在1949年11月的《再版前记》中也写过：“这本小册子是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而写的。里面所说的‘现实的袁世凯’或‘新袁世凯’，以及所说的‘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都是指蒋介石。所写的袁世凯一些重要的反革命手法，同时也是写的蒋介石。”

在回忆《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的写作时，陈伯达对笔者谈及了杨度：

我在书中批判了杨度。书中提到在袁世凯当皇帝时，杨度、严复、孙毓筠、胡瑛、李燮、师培六人，即所谓“筹安会六君子”，也公开拥护帝制，成了“保皇党”。

对于杨度，我小时候曾经很敬佩他。他是湖南湘潭人。我现在还能背出杨度当时写的《湖南少年歌》：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中华若为德意志，湖南当做普鲁士。

这首诗很有气派，而且很有湖南人的自豪感，所以我一看就记住了。这首诗当时是登在上海《新文学》杂志上的。从此，我就记住杨度是湖南人。

可是，杨度后来当了“保皇党”，所以，我在《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中批评了他。文章发表后，博古（秦邦宪）同志告诉我，杨度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了，要我删去杨度那一段。考虑再三后，我没有删——因为杨度确实当过“保皇党”，那是历史。

晚年的陈伯达，对往事的记忆不错。他一口气背出那首《湖南少年歌》，而且语调抑扬顿挫，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不过，这本采用影射、讽喻笔法写成的小册子，毕竟没有作为“官方代言人”而写的《评〈中国之命运〉》那样产生广泛的影响。

与此同时，陈伯达注意到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中花了整整一节的篇幅论述土地问题。陈伯达由此又得到启示，写了《近代中国地租概说》一文，连载于1945年10月26日至28日《解放日报》。这篇文章曾引起苏联学者的重视，译成俄文发表，认为是关于中国近代地租问题一篇较有价值的论文。

于光远曾著文，谈论对于陈伯达印象，追溯到1945年与陈伯达的第一次面谈：

“于光远嘛，在延安时候就是我的老对头嘛！”

这话是陈伯达讲的，时间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的1967年。中国科学院的红卫兵到中宣部找到了我这个“走资派”，要我交代反动思想，说：“你在延安时候是伯达同志的死对头”，问我“知罪不知罪？”还要我交代“同伯达同志作对”的事实和当时的反动思想。他那么一说，我心里就明白了。不过当我知道红卫兵并没有掌握到任何具体材料，没有法子逼我交代什么时，我就很容易地把这次审问“蒙混”过去了。

那件事，要追溯到1945年我和陈伯达第一次面谈。在这以前，我只是在1940年延安新哲学年会开会时见过陈。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也不会注意我。我们没有交谈过一句话，算不得相识。1945年10月，延安《解放日报》在第4版上连载了陈伯达的长文《近代中国地租概说》。在延安，我一直研究土地问题，当然对这样的文章比较注意。

每天花一点时间去看，一连看了三天。看后，我发现这篇文章有不少错误，不只是有的论点站不住脚，而且有些知识性错误。我发现陈伯达没有读懂《资本论》中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租率。于是我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列举文章中的错误。信发出后不久就接到他的回信，他约我到杨家岭他住的窑洞见面。对这次见面，我的记忆很清楚。见面后我没有再说什么，因为要说的都写在信上了，等他先讲。他是这么说的：“我是个小学生，我对《资本论》没有很好学过，我写的东西有错，你指出了我的错误，我非常感谢，这是对我很大的帮助，我终生难忘……”我几乎逐字逐句地记得他那天对我说的这些话。那时我刚过30岁生日不久，他比我要大十多岁，是个成名的学者。他那篇话我听了觉得很不习惯，因为按照我的性格，不喜欢听那种空洞的话，而宁肯和他作实质性的讨论。但他不肯发表意见，我感到那次谈话对我来说没有收获。但是作为一个长者，他能够这样“谦虚”地对待一个年轻人，基本上我还是高兴的。

过了不久，1945年11月下旬我从延安出发步行到张家口，从张家口到了北平，在北平《解放》报工作。这张报纸只办了三四个月就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了，我只好辗转又回到延安。这已经是1946年的事了。这时候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陈伯达又写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又过了不久出了一本小册子。在得到这本小册子后，我急急忙忙地把小册子中我提过意见的地方找出来看。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他竟一个字也没有改！我觉得这个人不仅虚伪，而且毫无“追求真理”的精神。30年代他有一本小册子，记得书名就叫《真理的追求》。这件事恰恰说明了他的言行不一……

不过，于光远又说：

话又说回来了，在“文革”中陈伯达做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但他并没有对我下什么毒手。我这个他的“延安时候的老对头”，只是受到一次审问，没有遭到什么迫害。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应该讲明白的，以示公正。

于光远所说的陈伯达“一个字也没有改”，陈伯达在1952年4月19日所写的《近代中国地租概说》一书的《再版前记》中，则是说“没有工夫”。陈伯达这么写道：

这本小册子有的部分是在1945年夏间写的，有的部分是在1946年春间写的。小册子里面的“战时”字样，系指抗日战争时期而说的。

这是本来拟议写作的“近代中国农业与中国农村各阶级”的一部分草稿，缺点很多，而且对于当时革命根据地内土地问题的庞大资料，也没有来得及加以整理和利用。把这一部分草稿暂先发表出来，只为供给读者以参考的资料，并求大家的指教。随后因为做些别的事情，这项研究工作就没有继续下来，其他部分的写作计划也就变成落空的东西。但愿看见我们新中国的新经济学界，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史的好作品出世，我这个小册子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

小册子曾在1947年8月间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印过，1947年11月间在北京照原版又印过一次。这次再版就文字上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说明，并纠正了一些数目字的错误，但很抱憾的是没有工夫做更多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