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中国四大家族》

八年抗战已经过去，中共和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进行惊天动地的大搏斗。1946年，陈伯达埋头于准备写作《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以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

陈伯达回忆说：“当时我和毛主席住处很近。我在写《中国四大家族》的时候，常常去向毛主席请教。书中写及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毛泽东同志指出’，很多是毛主席跟我谈话时的见解。文章写完以后，送给毛主席审阅，他加了一些话。我觉得，毛主席所说的，四大家族集中的庞大财富，正是给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做准备——这见解很深刻。另外，毛主席还建议我在文章之前加个《题记》，我按照他的意思加了。为这个小册子帮找不少材料的同志，我在《书后》写明。”

这本书的《书后》写着：

这本小册子的材料，收到35年9月份为止。

帮助我搜集材料的，有陈真、吴俊扬、何均诸同志。陈真同志并为此特别在整整三个月中，夜以继日地工作。写作时候，王学文同志及其他同志提供过有益的意见，谨谢谢他们！

作者

其实，还应包括余文菲——她帮助陈伯达抄写文稿，出了很大的力量。

《中国四大家族》于1946年11月13日至19日，以整版篇幅连载于《解放日报》。这本书的影响，超过了《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

书的开头，点明了全书的立意：

全中国人口大概的数目是四万万五千万。除了中国解放区一万万四千万人口已经由人民自己做了主人之外，有三万万一千万人口还是在四大封建买办银行系统的统治之下，而这四大银行系统的统治者乃是四大封建买办家族。四大银行系统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他们的集中组织就是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四大家族就是蒋介石的蒋家、宋子文的宋家、孔祥熙的孔家和陈果夫陈立夫的陈家，他们的“最高领袖”就是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也即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

这个四大封建买办银行与四大封建买办家族的统治特点，是经济的与政治的直接合而为一，并且经济的力量是直接利用政治的力量，还利用政治公开强制的掠夺方法，而发展起来。四大家族银行系统直接支配着国民党政权，并且以国民党政权的“国家银行”名义直接操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经济，而四大家族的主人也不但直接统治四大银行，并且直接集中国民党政权的军务、党务、特务、政务、财务的大权，形成了以国民党一党专政为政治形式的、封建买办的法西斯寡头独裁制度。

……

陈伯达曾说：

《中国四大家族》印后，感谢当时在国民党地区工作的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在南京）和叶剑英同志（在北京）等许多同志的指示和努力，大量印行，因此得以广为传播。

就在写作《中国四大家族》的那些日子里，1946年4月16日，余文菲分娩，生下一个儿子。

陈伯达当时与田家英的关系不错，田家英建议陈伯达为这个儿子取名“陈小农”——因为长子取名陈小达，就沿用这“小”字辈，而当时田家英分管农业，所以建议取名“陈小农”。陈伯达同意了。

前文已经说及，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初，陈小农改名陈晓农。

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攻陷延安。3月26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北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前委”和“工委”。前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率领，代表中央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工委则由刘少奇、朱德等率领，转移到华北，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陈伯达随刘少奇、朱德前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在工委——即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机关工作。

写作《人民公敌蒋介石》

在西柏坡，陈伯达又埋头于写作。

陈伯达写出了他的另一部较有影响的新著——《人民公敌蒋介石》。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经过，他自述如下：

《人民公敌蒋介石》是在西柏坡写的。原来准备的材料，由延安带来。

那时毛主席还在陕北，刘少奇同志在西柏坡主持工作。

写完后，我请刘少奇同志看，他因忙，说：“你陈伯达骂蒋介石，还用审查吗？不必审查了，就拿去付印好了。”

我到了阜平印刷厂。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前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曾经由新华广播电台广播过……

现在，蒋介石虽然已死，但历史的公案并不会消失。犹如袁世凯虽死得很久，但袁世凯的公案并不会消失一样，蒋介石将永远钉在历史的最可耻的柱子上。我写了《人民公敌蒋介石》，在这件事上，我认为我也许可算是做了一点很微小、很微小的事。就这一点，我算并没有白白地加入了伟大的共产党。

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共分六章：

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大狗牙，中国人民的第一号公敌

二、从假革命到反革命

三、代替北洋军阀而起的封建买办新王朝

四、抗战失败主义和继续与人民为敌

五、穷凶极恶，日暮途穷，即将被人民活捉审判

六、消灭蒋介石，打碎蒋家小朝廷的全部统治机构

陈伯达此书，完成于1948年1月底，最初，由阜平印刷厂印成单行本，此后，曾在各地广为印行。

关于陈伯达的这几本政论著作，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的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4卷，曾作了如下评介：

陈伯达的《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敌蒋介石》等书，从各个不同方面揭露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狰狞面目，清算了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

《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揭露了蒋介石不仅继承了袁世凯的反动衣钵，而且大大地发展了他的阴险的机巧权术。蒋介石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屠杀，给中国民族带来的灾难比较袁世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蒋介石的命运也和袁世凯一样，必将被人民革命的烈火所烧死。

《中国四大家族》从经济方面揭露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它根据无可争辩的事实深刻地揭露了四大家族在经济上的垄断，乃是其发动内战、实行法西斯统治、出卖国家主权的根源。四大家族是靠打内战和掠夺、屠杀中国人民而起家致富的。为了维持经济上的独占，继续无穷尽地掠夺人民，四大家族必然在政治上实行独裁的法西斯统治，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依靠出卖中国主权来取得外国的援助，所以在四大家族统治下，希望中国实行和平、民主和独立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四大家族的统治，才能消灭内战和取得民族独立。

《人民公敌蒋介石》从政治方面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阴险残忍的面目，进一步证明了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头号公敌，是美帝国主义驯服的走狗。它根据二十年来蒋介石反动统治由发展到灭亡和帝国主义一百年来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覆灭的历史事实，充分论证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划时代的中国革命檄文中所作的英明论断：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而且能够打败它们。这本书充分地说明了二十年来，在中国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毛泽东道路和蒋介石道路的生死斗争，而胜利的必定是毛泽东的道路，失败的必定是蒋介石的道路。这本书在对蒋介石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阐发了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和光辉思想，教育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有力地打击了国内外反动派。

《评〈中国之命运〉》《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出版，使陈伯达博得了“理论家”的美誉，就连《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也称之为“在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

陈伯达在《人民公敌蒋介石》中，称颂毛泽东为“伟大的中国英雄”“中国人民舵手”“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人民战略家”……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里亥大学R.F.怀利在所著《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一书中，曾对陈伯达的理论研究作如下评价：

延安时期，陈伯达主要从事理论研究、政治宣传和毛泽东报告的拟订工作，他和毛泽东一起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他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毛泽东的思想，歌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重要作用。陈伯达是“毛泽东神话”的始作俑者。无论是在毛泽东同中国共产党党内亲苏分子的权力斗争中，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理论斗争中，陈伯达始终是一位关键人物。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把毛泽东思想提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理论指导的过程中，陈伯达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最终表达）正式写进党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理论和行动指南。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陈伯达升迁如此之快，可见他的贡献是相当大的。他是一位为毛泽东服务的党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

1948年底，陈伯达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院长，而当时的正院长则是刘少奇。

也就在1948年，陈伯达第二次结合的家庭，又发生离异。

据云，起因是余文菲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定为“特嫌”（即“特务嫌疑”），受到莫大的刺激，精神一度失常。

当时，余文菲在延安中央党校工作。

后来，经过以马洪为组长的复查小组的仔细调查，确认这是冤案，为余文菲平反。

余文菲虽然平反，但是心灵毕竟受到很大的创伤，落下病根，从此性情变得烦躁，三天两头与陈伯达吵架。

到了西柏坡，陈伯达再也无法与余文菲共同生活。于是，由余文菲提出，经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由安子文为他们办理离婚手续。这样，陈伯达和余文菲短暂的五年夫妻关系便结束了。

离婚之后，余文菲在1948年被调到东北工作。不久，她又到北京贝满女中教书。几个月后，余文菲被分配到武汉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不久，中南局迁往广州，余文菲不愿离开武汉——她的少年时代在那里度过，武汉成了她的第二故乡。这样，她便一直在武汉医学院（武汉同济医科大学）过着孤单的生活。

陈晓农从小生活在陈伯达身边。陈晓农记得，直至1958年，12岁的他独自坐火车从北京来到武汉，日夜思念儿子的余文菲欣喜若狂。在陈晓农印象中，母亲余文菲的病仍未好，常常显得有点呆滞。他在母亲身边住了半个月，又回北京去了。

此后，陈晓农几次趁暑假从北京去武汉看望母亲。

在陈伯达倒台后，有关部门告诫在石家庄的陈晓农，不许离开石家庄，也不许与任何亲属联系。直至粉碎“四人帮”之后，母子之间重新恢复联系。后来，余文菲从武汉调往河北石家庄，陈晓农陪伴她度着晚年。

但是，在陈伯达获得保外就医之后，公安部门希望陈晓农能够迁往北京照料年迈的陈伯达。

这样，陈晓农到了北京，但是又常到石家庄去照料余文菲的生活，只是住不了几天，又得回北京，因为陈伯达需要陈晓农照料。

在陈伯达去世之后五年——1994年8月21日——余文菲病逝于武汉。当天夜里，武汉同济医科大学领导给陈晓农发来电报。当时，陈晓农正在病中，无法从北京前往武汉为母亲料理后事。8月24日，武汉同济医科大学以及余文菲在武汉的亲属，为余文菲举行了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