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1节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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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阜平做过“好事”
行文至此,该提一提本书第一章中写及的事:1971年9月13日深夜,陈伯达突然被押送北京秦城监狱,在监狱门口,陈伯达大喊一声:“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的!”陈伯达的话被传了上去。不几天,陈伯达在秦城监狱的待遇大变,吃得比家里都好,一个人住了很宽敞的房子,大夫三天两头给他检查身体,厨师向他征求对伙食的意见。如此优裕的生活条件,一直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陈伯达究竟在阜平做过什么“好事”呢?
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县,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相邻。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最初就是在阜平印刷厂排印的。
陈伯达从未对人谈他在阜平做的“好事”。秦城监狱只知道毛泽东关照过在生活上给陈伯达以照顾。毛泽东去世之后,陈伯达更不愿谈这“好事”。
直至1983年10月公安部门派人专门调查此事。面对公安人员的查问,他不得不说了有关经过。
我在采访时,不得不涉及此事。他考虑再三,才向我也谈了有关经过——不然,我无法向读者解释他为什么在秦城监狱中会那般受到照应。
事情是这样的:
1948年3月26日,毛泽东乘汽车到达山西兴县蔡家崖(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受到司令员贺龙的热情接待。4月1日,毛泽东在蔡家崖向晋绥干部200多人发表讲话。4月1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于5月27日才转移到平山县西柏坡村。
毛泽东到了阜平县城南庄之后,派人把陈伯达从平山县叫到了那里。当时,毛泽东准备派陈伯达前往苏联,争取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帮助。陈伯达记得,当时已在着手准备有关文件,还准备了一些古董作为访苏时的礼品。要陈伯达去苏联,一则考虑到他曾在苏联留学,二则他是“意识形态专家”。
后来,陈伯达没有成行,因为斯大林拍来电报,说他将派米高扬秘密前来中国拜晤毛泽东(在西柏坡会晤)。
就在陈伯达来到阜平县城南庄的日子里,毛泽东正处于异常的忙碌之中。据毛泽东当时身边的警卫回忆:
毛主席工作非常紧张,白天连续召开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研究作战方案,晚上研究马列著作,起草文件,批复文电,常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一次,开饭时间过去了,警卫员又把饭送来,放毛主席的办公桌上。可是,等到来收拾碗筷时,饭菜却一口未动。警卫员把饭菜端去热了热,劝主席趁热吃饭,主席说:好,我吃。过了一会儿,警卫员走来一看,主席正望着地图上一个红箭头凝神静思,饭菜依然未动……
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后来查明是国民党特务孟宪德、刘从文密报),国民党军队知道毛泽东在阜平县城南庄。一天,城南庄上空响起了国民党B-25轰炸机隆隆的轰鸣声。警卫员发觉敌机临空,要毛泽东赶紧进防空洞。毛泽东正忙着,没有当一回事。
陈伯达听见飞机轰响,朝毛泽东那边跑。半路上遇见江青,正匆匆朝外跑。陈伯达问江青:“主席呢?”江青答道:“在屋里,说服不了他!”
陈伯达跑进院子,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
陈伯达进屋,要毛泽东快走。这时,好几位同志也来了,都急着劝毛泽东赶快躲一躲。
毛泽东这才意识到敌机已相当近了,便跟随大家撤离,朝防空洞走去。
就在毛泽东刚刚离开,敌机扔下的炸弹,准确地命中院子,爆炸了!毛泽东那房子的玻璃被震碎,墙也坍了……
陈伯达说:
本来,这件事不值一提。充其量,我只是做了一件“好事”。可是,当我被突然投进监狱,我为了救自己,才喊出了“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的!”这句话……我确确实实,是为了救自己!我的话被汇报上去了。别人当然不明白我说的“好事”是什么,毛主席心里明白。所以,当时他在政治上狠狠批判我,在生活上给我宽大——我非常感谢毛主席!我的体质很弱,在监狱中如果没有毛主席的关照,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唉,不过,我活着也难为情——我这样犯了大罪的人,何必活着呢?……
公安部门在派人向陈伯达作了调查之后,曾要求陈伯达把“好事”写成一篇书面的材料。陈伯达考虑再三,终于动手写,却只写了一小半,没有写完。自然,他也就没有向公安部交上关于“好事”的书面回忆。
陈伯达这篇没有写完的文稿,依照手稿原文,现披露如下:
有一回,公安局派人来问,你说曾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是什么“好事”?
我说,是有这末一回事。在狱门前,看守的同志正开一个牢门要我进去,我不肯进去时说的。
“你是否说,你救过毛主席?”
“是的,是这样说的。这事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说起这事,是求毛主席能够宽恕我,不要让我进监牢。”
事情的经过是:毛主席从晋绥到阜平后,周恩来同志和他(引者注:指毛泽东)离别要到西柏坡的时候,他告诉恩来同志,他(引者注:此处的“他”指周恩来)到西柏坡可告我,要我陪他(引者注:指周恩来)到苏联。恩来同志把此意告我,我即到阜平。我到阜平后,没有和毛主席住在一处,是分开住的……
尽管陈伯达没有给公安部门就阜平的“好事”写出书面材料,但是他在1982年4月23日与周扬的谈话中,倒是说及了。本书第一章引述了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关于陈伯达与周扬谈话的笔记。现再把陈伯达对周扬所述有关阜平“好事”的一段话,转录于下:
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救过毛主席。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
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
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这件事本来从没有对别人说过。1971年逮捕我,我在监狱门口不肯进去,大声说过“我救过毛主席!”
开始关我的地方条件很差……大概我说的话传上去了,几天后把我转到一个三层楼上,生活很优待……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穿着一身蓝布棉衣、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陈伯达,在这次会上被“依次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因为在33名中央候补委员中,他原本名列第三。
陈伯达得以“递补”是这样的:
原中共七届中央委员陈潭秋,其实在“七大”召开时早已去世,他于1943年9月27日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由于消息隔绝,不知他已不在人世,所以在1945年仍被中共“七大”选为中央委员。
原中共七届中央委员王若飞和秦邦宪,1946年4月8日由重庆到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原中共七届中央委员关向应,于1946年2月病逝于延安。
这样,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四人由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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