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节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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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深受毛泽东的器重。他跟随毛泽东访问苏联。他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负责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参与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诸多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成为中共中央一支笔……
搬入中南海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一个多月——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移至北平,毛泽东和朱德在北平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从这一天起,北平成了红色中国的政治中心。
陈伯达随着毛泽东来到北平,想及12年前急匆匆逃离,如今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归来,不由得感慨万千。尤其是在他的车子驶过北海公园附近时,猛然间见到那里的草岚子胡同监狱,犹有余悸。然而,当年淋巴腺滴着脓汁、可怜巴巴的他,如今已是中共中央委员,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最初,陈伯达住在北平香山碧云寺。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曾回忆说:
1949年我3岁时,父亲和我一起住在香山碧云寺。那时,我们住在碧云寺哼哈二将门里左侧的一个院落。我因年小,出出进进都要父亲或别的大人牵着我的手。这里是山坡,台阶很多,尽管有大人牵着,我还是在一次下台阶时摔倒,把鼻梁磕破了,请医生缝了好几针。
此前一年,父亲和母亲已经离异。母亲余文菲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错当作“特务”审查,虽然平反了,但因受了刺激,精神状况逐渐变差,没有照顾孩子的能力,所以我是由父亲抚养的。他的工作很忙,还要带一个孩子,是很困难的,所以我的日常生活,主要靠警卫员郭运华叔叔照顾,有时父亲以前的助手田家英也过来领我玩。后来请了一个阿姨,就主要靠阿姨来照顾了。
进城之初,陈伯达便成为政治舞台上忙碌的演员: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会议的第七天,陈伯达作了一番“指示”。他“亲临会场”,“要求提高思想,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作风,苦心反复研究社会各种现象”。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最好的结合,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翌日——7月10日——《人民日报》便报道了陈伯达的这番讲话。
就在发表这番讲话的前一日,陈伯达出现在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总筹备会上。《中国四大家族》的发表,使陈伯达赢得“经济学家”的桂冠,他当选为主任委员,马寅初、杜守素、薛暮桥为副主任委员。
几天之后——7月14日——陈伯达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的发起人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中,林伯渠被选为主席,沈钧儒、郭沫若、陈伯达、李达被选为副主席。
9月23日,陈伯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以“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席代表”的身份作了发言。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10月14日,陈伯达坐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主席台上,号召“工作态度要严肃负责”。
10月20日,陈伯达在首都各界纪念鲁迅大会上,发表题为《鲁迅是我们的榜样》的演说。
……
进城之初,由于马列学院(后改称中共中央党校)设在北平西郊颐和园附近,陈伯达作为副院长也就住在那里。可是,他又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毛泽东常常要找他。刚进城,周恩来驱车北平城里,精心为毛泽东挑选住所。周恩来选中了地点适中、闹中取静、绿树红墙、一派古风的中南海,作为政府办公用地。中南海与北海以北海大桥为界,大桥以北为北海,以南便是中海与南海;中海、南海以蜈蚣桥为界,合称中南海。从此,中南海便成为中国的政治中枢。
周恩来把中南海的勤政殿,给毛泽东作为办公、居住之处。第一次把中南海勤政殿作为政界要地披露报端的,是在毛泽东、周恩来进入北平的半个来月(最初毛泽东住在北平香山)——1949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张治中先生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张治中先生等举行谈判,也在勤政殿。
颐和园与中南海相距甚远,每逢毛泽东电召陈伯达,过了半个来小时,陈伯达的汽车才抵达。
“你搬到中南海来住吧!”毛泽东说道。
于是,陈伯达搬入了中国的政治中枢,起初就住在勤政殿一间小屋里。那儿毕竟不能久住,而且陈伯达开始了第三次恋爱,没有房子怎么行呢?总算给了他房子,让他住在迎春堂。迎春堂由南向北有三个四合院,陈伯达住在其中的一个,那房子早已上了“年纪”颇为破旧。他的邻居是周扬和熊复。
中南海分为甲区和乙区,毛泽东住在甲区,陈伯达住的是乙区,持有特殊的通行卡,才可由乙区进入甲区。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持有特殊通行卡。一接到毛泽东的电话,他便从迎春堂步行前往勤政殿,约莫一华里,走十几分钟就到了。
那时的毛泽东,除了身边的许多工作人员之外,有着正式秘书职务的是四个人,人称“四大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胡乔木不住在中南海,与毛泽东住在一起的是田家英和叶子龙。叶子龙是机要秘书,日常秘书工作由田家英负责。1956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毛泽东的秘书为五位,即增加了江青。江青原是机关协理员,这时成为负责国际方面问题的毛泽东秘书。
田家英是在1948年成为毛泽东的秘书的。
据陈伯达回忆,1946年2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归来,回到延安。毛泽东发觉,毛岸英在苏联多年,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的知识颇为欠缺,就请陈伯达当毛岸英的教师。可是,毛岸英听不懂陈伯达那福建口音,再说陈伯达正忙于自己的著述,便以“话听不懂”为理由推托了。随后,陈伯达向毛泽东推荐了田家英。
田家英是四川成都人,家庭贫寒,小时候在中药店里当学徒。1937年,不满16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延安的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田家英帮助毛岸英学习中国文化历史知识,慢慢与毛泽东熟悉。
后来,毛泽东身边需要人帮助料理文件,选中了田家英。这样,27岁的田家英担任了毛泽东秘书。
解放后,田家英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田家英为人正直、磊落,他与陈伯达共事,渐渐看不惯陈伯达之诡。比如,在私下里,陈伯达向田家英打听,毛泽东最近在看些什么书、说过些什么话——陈伯达为的是摸准毛泽东的思想动向,以便写出符合毛泽东心意的文章。田家英看不惯陈伯达这种摸行情、探气候的鬼头鬼脑的行为。起初,田家英含糊其辞,或者避而不答。陈伯达盯紧了,问多了,田家英忍无可忍,顶了他几句。于是,陈伯达与田家英的关系到后来日趋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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