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毛泽东访问苏联

忙着买呢大衣、皮帽子、皮鞋——向来不大讲究衣着的陈伯达，一下子，“洋”起来了。因为毛泽东告诉他：“你跟我一起到苏联去。”

那是1949年12月中旬，新中国诞生才两个多月，毛泽东便把百事待兴的国内问题撂在一边，到苏联去会见斯大林，以求得苏联的物质援助——这是当时中国头等重大的问题。

这是毛泽东平生头一回出国。他要陈伯达随行，一则陈伯达是他的政治秘书，二则陈伯达熟悉苏联的情况。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除陈伯达外，还有机要秘书叶子龙、负责安全事务的汪东兴、俄语翻译师哲。

对于陈伯达来说，这是第一次把他放在非常显眼的位置上，因为毛泽东的苏联之行举世瞩目，而在代表团中他居于第三位——名字排列在毛泽东与他之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

毛泽东是坐火车从北京出发的（从1949年9月27日起，北平改名北京），经过东北，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道前往莫斯科。又一次见到白雪皑皑、阒无人迹的西伯利亚，陈伯达不由得回忆起1927年头一回去苏联时的情景。

西伯利亚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使毛泽东身体不适，生病了。

经过漫长的旅行，毛泽东所乘坐的专列，从1949年12月6日离北京，在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苏联方面巧妙地安排了专列抵达莫斯科车站的时间——中午12时。这样，当列车刚刚停稳，克里姆林宫的大钟便发出悠扬的12响当当钟声。

苏联给予毛泽东以最高规格的礼遇。除了斯大林之外，苏联的最高党政军领导人都出现在月台上的欢迎行列里。那时的斯大林作为苏联领袖，已经立下规矩，不去车站或机场迎送客人。

各国驻苏大使、记者也云集车站，仪仗队向毛泽东投来注目礼。陈伯达跟随在毛泽东身后，头一回在如此隆重的场合出面，被闪光灯所包围，大出风头。遗憾的是，由于毛泽东身体不适，莫洛托夫为了照顾毛泽东，压缩了欢迎仪式，匆匆十几分钟便结束了。

陈伯达随毛泽东驱车前往莫斯科近郊孔策沃别墅——这幢设施讲究的别墅，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居住过的。另外，斯大林还在克里姆林宫里，为毛泽东安排了另一住所。

就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6时，陈伯达跟随毛泽东前往克里姆林宫，见到了形象熟悉、头发已经花白的斯大林。斯大林率领苏共政治局全体委员前来会见毛泽东。斯大林见到毛泽东的第一句话便是：“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年轻和健壮！”

站在两位大人物之侧，陈伯达目击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兴高采烈。

斯大林和毛泽东，并排坐在长桌的顶头。长桌斯大林一侧，坐着苏共政治局委员们，而毛泽东一侧，坐着王稼祥、陈伯达和代表团其他成员。每个人面前，都放着葡萄酒、矿泉水、高脚酒杯。双方的随员都很拘谨，谈话只在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进行。苏方翻译是苏联驻华大使参赞费德林，中方翻译为师哲。

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了一句充满歉意的话：“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句话的含义是深刻的，因为斯大林曾支持过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翌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见的照片醒目地登载在苏联各报上。陈伯达在照片上找到了自己，深感荣耀。当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受到党内劝告处分，如今参加中苏最高级会谈，陈伯达为自己的跃升而欣慰。

抵达莫斯科之后的第五天，恰逢斯大林70大寿。陈伯达随着毛泽东，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隆重的祝寿大会。毛泽东居于各兄弟党的领导人队伍之首，发表了祝词。

《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在访苏前预先写好的文章《斯大林和中国革命——为庆祝斯大林70寿辰而作》。陈伯达称斯大林为“世界最伟大人物”和“天才导师”，而称毛泽东为“斯大林的学生和战友”（若干年后，在“文革”中，陈伯达这位“理论家”则称毛泽东为“世界最伟大人物”和“天才导师”，而称林彪为“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陈伯达只字未提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干扰和错误论断，把中国革命的胜利说成“斯大林的学说”的胜利、“斯大林的思想”的胜利。

陈伯达标新立异地说：“斯大林寿辰是世界的‘人日’。”

在中国旧礼俗中，农历正月初一为鸡日，初二为狗日，初三为猪日，初四为羊日，初五为牛日，初六为马日，初七为人日。陈伯达居然把斯大林生日作为全世界的“人日”，真令人瞠目以对！

文末，陈伯达高呼：“至高无上的、光荣的、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斯大林的生活习惯与毛泽东相似，喜欢夜间工作，所以，他与毛泽东的会谈总是在夜间。陈伯达一次又一次在毛泽东之侧，参加孔策沃别墅里的中苏最高级会谈。

中苏最高级会谈的气氛是非常严肃的，有时甚至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险情”。当年的苏方翻译、后来的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德林在1988年10月23日苏联《真理报》上，发表回忆文章《历史的篇章——夜间会谈》曾作若干披露：

斯大林在这个房间里一出现，周围的所有人便似乎停止了呼吸，个个呆若木鸡，同他一起到来的是一种危险感，一种可怕的气氛……

有一次，毛泽东在回忆过去同国民党军队战斗的艰苦岁月时，介绍了共产党军队被敌军包围的情况。

当时的形势极端危险，他们多次冲锋，但是，未能突破敌人的封锁。于是，指挥员号召战士：“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这个警句，我听起来很费解。于是，我请求毛泽东用汉字写在纸上。他拿起纸和笔，飞快地用他很有特色的豪放笔锋写了八个大字。

所有这些字，分开看，每个我都很熟悉。但由于不明白最后一个中国字“归”，所以简直就无法理解整句话的意思。不得不再次请毛泽东解释一下这个中国字的意思并对整句话里使用这一格言作出自己的解释。

“您还打算长时间在这里搞秘书活动吗？”突然听到斯大林带命令口吻的声音。可以设想一下我在这种时刻的自我感觉。我像触了电一样……

“请按字面意思翻译这个字和整个句子！”他吩咐说。

斯大林说罢，连头也没有回。但贝利亚的头却似乎单单转向我，他戴着夹鼻眼镜，有一双鹰一般敏锐的眼睛。我感觉到了他的目光……

有一次，和我坐在一起的毛泽东小声地问我，斯大林为什么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到一起，而其余的同志为什么不这样做。我回答说，很难解释，这事最好问斯大林。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并说，这不礼貌。

“你们在那儿秘密地小声交谈什么，要背着谁？”我背后响起了斯大林的声音。他的话在我内心产生了某种迷信般的恐怖。这种突然的问话把我吓了一跳，我把脸转向他，看到一个戴夹鼻眼镜的人（作者注：指贝利亚）的凶恶目光。

“是这么回事……”我开始说。

“是的，是有点事……”斯大林说。

“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把各种酒掺起来，而其他同志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说。

“那您为什么不问问我呢？”他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早就发现，他有点怀疑我，不大相信我。“请原谅，毛泽东坚持不要这样做，他认为，这样问您有点不礼貌……”

“而您觉得在这儿应该听谁的呢？”斯大林略带狡黠地问我。

费德林所回忆的两桩小事，纯属芝麻绿豆，却生动地反映出当时中苏两党最高级会谈的气氛——彼此都紧张地提防着，并非铺满友谊的鲜花。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会谈，总算逐步有了进展，发展到要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两国政府之间的条约，于是，毛泽东命周恩来总理前往苏联。

周恩来带着政府代表团出发。代表团成员中有伍修权（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李富春（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叶季壮（时任中央贸易部部长）、吕东（时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张化东（时任东北贸易部副部长）、赖亚力（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还有何谦、沈鸿、苏农宫、欧阳钦、柴树潘、程明升、聂春荣、常彦卿等。

另外，后来又增加了赛福鼎、邓力群、马寒冰。

驻苏大使馆武官边章五，参赞徐介潘、戈宝权也参加了有关工作。

周恩来于1950年1月20日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在车站迎接的有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维辛斯基（苏联外交部部长）、罗申（苏联驻华大使）和王稼祥、陈伯达等。

此后的中苏政府会谈，在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之间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