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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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搬家”事件和《红罂粟》事件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陈伯达与毛泽东之间曾几度发生龃龉,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最初的不快,是在一次与斯大林的会谈时发生的。
那一次,毛泽东谈起了蒋介石。斯大林忽然朝陈伯达说话了:“哦,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
陈伯达本来一直坐在一旁静听,一听到斯大林提及他的著作,非常高兴,情绪马上活跃起来,未等翻译把话译成汉语,懂俄语的陈伯达已在笑了。
斯大林把注意力从毛泽东转向陈伯达,说了起来:“你的书里头所讲的宋美龄和小罗斯福的故事,很有趣,很有趣!”
其实,那是陈伯达在《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中,引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子小罗斯福的一段回忆:
我……代我父亲出席蒋氏夫妇的鸡尾酒会。他们的别墅离我们的住所约一二英里远。当走进门的时候,我发现丘吉尔的女儿撒拉正和我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可是我没有机会和她谈话;蒋夫人走到我的身旁,毫不停留地把我带到两张并排放着的椅子上坐下。我觉得她像一位颇为老练的演员。差不多有半小时之久,她生动地,有风趣地,热心地谈着……她把身子靠向前来,闪耀着光彩的眼睛凝视着我,同意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她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膝盖上……我相信蒋夫人多少年来始终是以一种征服人的魅惑与假装认为对方对她的谈话发生兴趣的方式来应付人们——尤其是男人。
斯大林对小罗斯福的这段故事感兴趣,居然对大家重述了一遍。
这么一来,作为政治秘书的陈伯达,一时成了谈论的中心,却把毛泽东撂在了一边,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
斯大林谈兴正浓,居然拿起了酒杯,走到陈伯达面前:“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
陈伯达也举起酒杯,回答道:“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
陈伯达忘乎所以,似乎他的身边没有坐着毛泽东一般。陈伯达深为自己在最高级会谈中大出风头而兴高采烈。
这次会谈中的反常现象,理所当然地激怒了毛泽东。
深夜,结束会谈送走斯大林之后,陈伯达仍处于兴奋之中,却接到毛泽东的通知:“下一次会谈,你不要参加了!”
果然,下几轮中苏两党最高级会谈的长方桌旁,不见了陈伯达。
毛泽东不让陈伯达参加中苏两党最高级会谈,意在表明:就中方而言,陈伯达无足轻重——他可以参加会谈,也可以不参加会谈。
几天之后,毛泽东要起草文件,却找不到陈伯达。
“陈伯达哪里去了?”毛泽东问机要秘书叶子龙。
“他搬走了!”叶子龙答道。
“他搬到哪里去了?”毛泽东又问。
“搬到大使馆去了。”叶子龙答。
“他为什么搬走?他到大使馆去干什么?他是我的秘书,他的工作在这边!他搬走,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毛泽东显得非常不高兴。他要叶子龙通知大使馆,陈伯达必须立即搬回来!
陈伯达只得灰溜溜地搬回来。陈伯达向毛泽东解释说,他的儿子陈小达在苏联学习,16岁了,多年不见,想在大使馆跟儿子一起住几天……
“你为什么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
望着毛泽东愠怒的脸,陈伯达知道事态已相当严重,赶紧向毛泽东赔不是,作了检查。
毛泽东在陈伯达作了检查之后,仍把他留在身边工作。不过,这件事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不愉快的阴影。
后来,在陈伯达倒台后,对陈伯达进行批判时,曾经算老账,说陈伯达在陪同毛泽东前往苏联时,“竟然采取‘老鼠搬家’的罪恶行动……竟然不同毛主席住在一起,而搬到驻苏使馆去住。他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行踪诡秘,同苏方搞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
在陈伯达晚年,对于这“老鼠搬家”事件向笔者解释说,他是搬到我国驻苏使馆去住,又不是住到苏方的什么地方去,而他搬到我国驻苏使馆去住,不存在“行踪诡秘”的问题。他搬出毛泽东主席住地,则是因为他被排斥于中苏会谈之外,在那里无事可做,住到我国驻苏使馆可以让儿子过来跟他一起住。他说,他并没有“同苏方搞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
此后不久,发生了所谓的“《红罂粟》事件”。
在陈伯达倒台后,在1972年7月,关于他的“审查报告”中有这么一段:
他接受苏方的邀请,同苏方人员密谈。他出席观看丑化和污蔑中国革命的芭蕾舞剧《红罂粟》,并同该剧的编导座谈。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笔者采访陈伯达的那些日子里,正值《参考消息》连载费德林的回忆录。费德林是中苏会谈的见证人,他的回忆录《历史的篇章——夜间会谈》在1988年10月连载于苏联《真理报》,由于内容涉及中苏会谈,中国新华社的《参考消息》也就予以译载。其中,费德林写及“《红罂粟》事件”。
费德林的回忆录后来在1995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书名为《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书中的回忆比当年《参考消息》的连载更详尽。本书初版引用的是《参考消息》连载稿,现据《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的《陈伯达看芭蕾舞的故事》引用如下:
我还要讲一段我亲身经历的事,一个值得吸取教训的故事。
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我们文化部门想让中国朋友了解一下首都莫斯科的文化生活。他们觉得最好从大剧院上演的芭蕾舞剧《红罂粟》开始。舞剧的剧情同中国有点关系。至少,它的作者和编导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是过分地以想象代替现实了。为了加深印象,《红罂粟》的作曲者格里埃尔也应邀出席。
由于某种原因(恐怕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没有来看剧,尽管大家都希望他能到场。
几位中国朋友由著名的党的思想理论家陈伯达教授率领,坐在贵宾席上。中国同志看得很认真,有些问题还相当奥妙。
当剧中一个上海的老鸨出场时,陈伯达突然问:“咦,这个家伙是干吗的?”
我作了解释,但是他并不罢休:“这个丑八怪是中国人吗?其他那些也是中国人?你们以为中国人就像台上扮演的那个样子?你们觉得好玩,是吗?”
我不知怎么回答是好,这可不是一般性的问题。
我不得不对他说,我们大家都是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想象出发的。外国人很难演出中国人的样子,必须加以化装……
“恐怕不是化装问题吧?你看他那样子、他的动作,简直让人恶心!……”陈伯达激动地说。
我不安地注视着教授的情绪。随着剧情的发展,他的问题越来越多,戏到半途,陈伯达不想看了,提出退席。
我费了好大口舌才勉强把中国客人挽留下来,否则大家下不了台。我拿出的最后一招是借口著名的作曲家格里埃尔也出席了,他年老体衰,出来一趟不容易……
“你说,《红罂粟》是著名作曲家的作品?”陈伯达打断我的话。
当时我觉得这人太刻薄、太不讲情面了,于是不得不想出各种口实来挽留他。我说,我们的功勋音乐家已经高龄,他今天是专程为欢迎中国贵宾而来的……
最后陈伯达才打着官腔说:“那好吧,为了礼貌,留个情面,我们看下去。居然这样来丑化中国人的形象,简直像一群土匪,丑八怪。对于进步的艺术家来说,简直是不能容忍。对不起,这太不像话了……”
演出结束后,我们应邀来到大剧院经理室,那里摆好了酒菜,招待中国贵宾。
后来的事态加深了本来就很尴尬的局面。这时候,无论是富丽堂皇的家具摆设(如描金的桌子和丝绒软椅)、殷勤周到的服务,还是主人的热情好客,都引不起陈伯达及其随行人员的兴趣。气氛很沉闷,没有通常观剧后谈笑风生的局面。
不言而喻,主人期待着中国客人讲几句捧场和表扬的话,因为《红罂粟》是专门为他们排演的。但是中国人莫名其妙地沉默着。于是,我以陪同人员的身份请陈伯达谈谈观感。
“谈出来让人扫兴,还是不谈为好。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别把我的话翻译过去。”
陈伯达板着脸,显然不愿发表评论。
但是不翻译是不行的。因为大家都在听我们谈话,并且期待着想知道中国人讲了什么,按主人的话说,随便说点什么都行。要知道,我们已习惯于听表扬,根本想不到他们会说别的话。我只好来点外交辞令,请陈伯达不要客气,因为他的意见对剧院今后的工作十分宝贵。
陈伯达开口了:“请原谅,我们对这个舞剧的名字《红罂粟》就持有异议。我们中国人把罂粟看成是鸦片的同义词。也许你们不知道,鸦片是我们的死敌,曾经毒害过我们好几代人……不过,我并不是责怪你们……”说毕,他装出一种歉意的笑容。
不愉快的冷场。谈话陷于僵局。大家无话可说。于是陈伯达又补充说,这个剧的情节和几个中国人的形象都是不可取的。谈话进行不下去,草草收场。
我陪着中国同志离开大剧院,他们从此没有再回来。中国贵宾也没有兴致再去欣赏莫斯科戏剧艺术的杰作了。
不过,我们的朋友后来曾在电视节目中观看了舞剧《天鹅湖》。
“你喜欢这个舞剧吗?”我问陈伯达。
“蛮有趣的,不过,为什么这些舞女都要光着身子跳舞呢?”陈伯达反问我。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戏剧里,女演员都是“套着”肥大的衣服表演的。总之,双方的传统不一样。中国演员在舞台上总是穿着衣服,把身材和体形掩盖住,他们不允许用别的方式。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电视上播放一出由著名寓言作家米哈伊洛夫亲自参与演出的剧,陈伯达和他的同志们一面看,一面哈哈大笑。我问陈伯达:“你喜欢他的演出吗?”
“你说,他为什么要像公牛一样号?”教授问我。
“他是我们的男低音,他不是号,是在唱。对不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自己的欣赏力,我们俄罗斯人喜欢听他的歌。就像你们喜欢听京剧一样,唱京剧不用真嗓子,而是像山羊叫……”我回敬他一句。
“是吗?是这样吗?……”高明的教授嚷了一句。
中国朋友走了之后,大剧院把《红罂粟》从剧目单上撤了下来,直到改名为《小红花》才继续上演。其他内容……没有改变。
我不想在这里讲大道理。《红罂粟》的故事确是很荒诞的,它说明我们一些艺术大师的无知,这是他们不了解其他民族和我们近邻的生活实际所造成的。他们追求异国情调,结果呢,不仅破坏了人们的情绪,而且破坏了友谊和睦邻关系。特瓦尔多夫斯基有过这么一句话:“一句不实之词带来的是损失,只有真情受人欢迎。”
作为当事人,费德林客观地、十分清楚地描述了“《红罂粟》事件”的全过程。
笔者让陈伯达看了费德林的回忆文章。陈伯达看后,对笔者说:
“我记得费德林,个子高高的,普通话说得比我好多了。事情的经过,确实像费德林所写的那样。”
陈伯达对于“《红罂粟》事件”的回忆,则作为另一个当事人,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经过。
颇为出人意料的是,陈伯达对《红罂粟》的不满——对那“怪物”的不满——是从芭蕾舞演员的足尖开始的:
有一晚,苏联联络人费德林找我,请我去看一场芭蕾舞剧。既然主人好意,我给毛主席说过,就去了。
事情已过几十年,我人又老朽,不复甚记忆,不过依稀记得的:
说来可笑,我过去在苏联读过书,可是从来没有看过芭蕾舞。进剧场后,看到女演员的足尖,以为是仿中国女人的小足,心里已觉不快。看下去,中国革命完全是由苏联一些船员领导,而发展、而胜利。剧本写的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事,剧情却不像中国革命中所发生过的。因此,在剧场中,我一直纳闷,没有鼓掌。费德林几次劝我鼓,我还是没有鼓。
直到剧已终了,在观众的热烈鼓掌声中,特别是观众表示对中国来客的热情,为中苏的友谊,为感谢观众的盛意,我也对着观众鼓了。
剧场指挥在剧终后找我谈话,询问意见,我坦率地说,根据我是一个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我觉得剧情不像。
这次看戏,就这样不欢而散。
回到住所,见毛主席,说了经过和自己的意见。
看《红罂粟》的全部过程,就是这样。
实际上,那回要我去看这个剧,不过是想先试一试中国人的态度,作为请毛主席去看剧作的一种准备。随后,苏联人还是要请毛主席看,但毛主席已从我这里知道剧情,就没有去。
“《红罂粟》事件”曾在莫斯科掀起一场风波,有着各种说法。费德林和陈伯达作为两个主要的当事人,其回忆的内容大体上是一致的。那天与陈伯达一起去看《红罂粟》的,还有师哲等人。
据陈伯达回忆:“当中苏谈判告一段落,毛主席即对我说,你现在要参观一些什么,你就去看。我除了看列宁集体农庄外,还到列宁晚年养病和逝世的地方去,并且按照引路者的要求,写下自己的感想。这些参观,都预先请示毛主席,后来又对他报告过。”
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隆重的签字仪式。苏方出席仪式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维辛斯基等,当时尚未显赫的赫鲁晓夫也出席了仪式;中方出席仪式的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陈伯达等。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
当晚,由王稼祥大使夫妇出面,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斯大林和苏联党政军负责人出席酒会,毛泽东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作陪。
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欢宴中国党政代表团。56岁的毛泽东,握别70岁的斯大林,于翌日登上回国的专列。这次访苏,毛泽东和斯大林是初会,也是永别。
陈伯达跟随毛泽东一起回国。在莫斯科度过的两个月,是陈伯达平生第一次参加重要的外交活动。
与毛泽东同车回去的,还有在苏联进行秘密访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专列进入中国东北境内之后,陈伯达又随毛泽东在东北作参观、视察,回到北京已是3月上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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