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婚姻

陈伯达回到北京，第三次结婚。他第一次结婚，与诸有仁的婚姻维持了九年；第二次结婚，与余文菲的婚姻维持了五年。

这时的陈伯达，已经46岁。新娘呢，28岁，比他小18岁，比余文菲还小4岁——他先后的三位妻子，一个比一个年轻！

新娘原名刘肃宴，后来改为刘叔晏，又写作刘淑宴。她1922年生于四川灌县。1938年，16岁的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做过地下工作，从事过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工作。她曾在著名社会学家邓初民教授（解放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62年加入中共）那里做过统战工作，被邓初民认做干女儿。

刘叔晏曾经结过婚，前夫叫刘光。刘光生于1917年，湖南人，多年来从事少年儿童和共青团工作，1932年曾去苏联参加少年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后进入延安，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并出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部长。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在重庆成立南方局，刘光调往那里，担任青委书记。

1946年4月16日，当余文菲生下陈晓农一个月后，5月30日，刘叔晏生下一女，刘光为女儿取名刘海梅。

在刘光病逝之后，刘叔晏带着幼小的女儿，从重庆来到延安。

1947年春，刘叔晏随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河北平山县。在那里，她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当时陈伯达正主持马列学院工作。陈伯达过去认识刘光，知道刘光病故，也就对刘叔宴格外照顾。渐渐地，随着彼此间接触日益增多，开始产生感情。这样，陈伯达开始了他的第三次恋爱。

恋爱了几年，陈伯达和刘叔宴在1950年结婚。

新婚之后，陈伯达一家五口：诸有仁所生的陈小达仍在莫斯科，余文菲所生的陈晓农与陈伯达、刘叔晏生活在一起。另外，刘海梅改姓陈，也成了陈伯达的女儿。

这时的陈伯达，有了一连串带“副”字的职务：除了马列学院副院长外，又兼做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来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然而，他的最主要的、从不公开见报的职务，还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陈伯达有了轿车，有了司机，有了公务员。中南海的警卫局给陈家送花时，每一回总是四盆——这意味着他是部长级。因为送花的盆数多少，取决于级别。毛泽东那里，每一回送八盆。

起初，刘叔晏在北京郊县通县双桥农场当副场长，一个星期才能回中南海一趟。陈伯达派车去接她，快到中南海时，让她下车，走回家中。

陈伯达到毛泽东那里，总是走过去，或者让车子开到勤政殿附近，下车走过去，从不让车一直开到毛泽东住所跟前。

办别的事可以拖拖拉拉，但毛泽东一个电话，陈伯达随叫随到。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毛泽东找他，他从不敢怠慢。在毛泽东面前，他总是保持毕恭毕敬的姿势。至于一跨出毛泽东的门，他便是另一种神态、另一种姿势了。

他把岳母——刘叔晏的母亲——也接来同住。

陈伯达的小家庭，一般来说是安静的。日子久了，他跟刘叔晏有时也吵吵闹闹。每当刘叔晏高声吵叫，他就赶紧开放收音机，以求“冲淡”家中的吵闹声，免得家丑外扬。因为他知道他所住的不是普通的地方，而是高级干部的大本营——中南海。

刘叔晏和陈伯达结婚后，先生一女，取名陈岭梅。据云，陈伯达为女儿取名，源于他当年家乡的梅山小学。后来，刘叔晏再生一子，取名陈晓云。

公务员眼中的陈伯达

笔者为了了解陈伯达20世纪50年代的日常生活，访问了他当时的公务员李景如。

像聊天一样，老李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倒是十分逼真地勾画出陈伯达当时的形象……

李景如到陈伯达家当公务员，是领导上分配去的。刚到他那里，就遇上麻烦事——他的话很难懂。过了些日子，才算慢慢地听懂了。

刚一去，叫他“陈部长”，他很不高兴，说道：“我不作兴叫‘部长’‘首长’的。我当过教员，你以后就叫我‘陈教员’。”

虽说李景如觉得有点别扭，毕竟是陈伯达要他那么叫，也就喊“陈教员”。从此，一直叫他“陈教员”。

这位“教员”是吃特灶的。那时，陈家老小及工作人员都吃中南海乙区的大灶，但陈伯达夫妇是吃甲区特灶的。一日三餐，由李景如到甲区西楼大厅去打饭——他拎着铁饭盒去，风雨无阻。到了冬天，铁饭盒外边罩一个棉套子，以求保暖。

从迎春堂到西楼大厅特灶，大约要走半里地。从乙区到甲区，要通过岗哨。岗哨很严格，李景如虽然一日来回六次经过那里，跟哨兵很熟，但是每一回都得拿着通行证——一张像公共汽车月票大小的黄色卡片，上面贴着照片，写着姓名、工作单位、职务，盖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大印和杨尚昆的图章。通行证每月换一次，过期无效。从乙区进甲区时要查看通行证，从甲区去乙区则不查。

特灶的菜谱总是在前一天晚上送来。最初是陈伯达亲自点菜，后来由刘叔晏点菜。日子久了，李景如知道他们的脾气，也就常常由李景如来替他们点。也有时，他们想吃什么，叮嘱他一句。他们一般中饭三个菜，晚饭三个菜，算是吃得省的。早饭一般是馒头、青菜、豆腐乳加两个煮鸡蛋。

陈伯达喜欢吃海鲜，如鱼、虾、螃蟹、海参，也吃清炖母鸡、肉丝炒米粉、青菜之类，不吃黄鳝，也不吃辣味、大蒜。有一回，李景如订了个清蒸甲鱼，陈伯达说是“王八鱼”，赶紧退掉。

陈伯达总是说，在他家看上去是为他服务，而他是为党服务，因此在他家工作也就是为党服务，是很光荣的。只有得到领导信任的人，才可能到他家服务。在陈伯达这样的“教育”下，李景如当时工作是尽心尽力的，服务非常周到——因为这是“为党服务”。

有一回，天凉了，陈伯达要出门时，想起应该加件薄毛衣，可是，一时又找不到。他说：“不找了，不找了！”看看手表，走了。

陈伯达走后，李景如找到了那件薄毛衣。他见陈伯达是徒步离家的，猜出十有八九是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李景如怕他着凉，便骑自行车，带着薄毛衣，前往勤政殿。

李景如按了毛泽东住处的电铃，一位工作人员出来了。

“陈伯达同志在吗？”李景如问道。

那位工作人员点点头。

李景如把毛衣交给了那位工作人员，骑车回去了。

第二天，陈伯达特地找李景如谈话，脸色十分严肃：“你怎么知道我在主席那里？”

“我看你出门时朝勤政殿方向走。”李景如答道。

“以后不要给我往那里送衣服！”这时，“陈教员”用很严厉的语气说道。看得出，李景如昨天那么周到的服务，反而惹他生气了——因为他在毛泽东面前是很注意“影响”的！

其实，李景如完全出于一片好意。他在陈伯达身边日子多了，知道他最怕感冒。陈伯达常说：“一感冒，就会影响身体。”所以，他整年都戴帽子，春、秋、冬戴鸭舌帽或干部帽，夏天也爱戴网眼帽。他理发、洗澡，从不洗头，怕着凉。头发常用篦子篦一篦，篦去头屑。他甚至在家里也戴帽——睡觉时还要戴顶睡帽。起初戴顶破棉帽当睡帽，后来刘叔晏给织了顶毛线睡帽。正因为这样，陈伯达在种种新闻照片上，总是戴帽的。

陈伯达对于衣着，倒并不讲究。平常，穿蓝色、灰色斜纹布中山装。逢五一劳动节或十一国庆节，要上天安门，才穿料子衣服。他平常穿布鞋。他的布鞋，都是李景如给买的。反正李景如试穿时觉得稍紧一点，给陈伯达穿正好。陈伯达只有一双“三节头”黑皮鞋，要去天安门或者见外宾，便嘱咐李景如擦得锃亮。李景如知道“陈教员”常有稿费收入，经济上不紧张，劝他再买双皮鞋，可供轮换，“陈教员”直摇头。

陈伯达不抽烟，只稍稍喝点葡萄酒。倘若来了抽烟的客人，待客人一走，陈伯达赶紧开窗。

陈伯达常常腰疼、腿疼。他笃信狗皮膏药，总叫李景如去买，贴在腰上和膝盖上。

陈伯达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有时练练毛笔字，写完了就撕掉。他不大愿意给人题字，说是“太招摇”，所以他给谁题字，就表示很看得起谁。

他的唯一爱好是看书，他有好多书，要么坐在那里看，要么躺着看。看到得意之际，往往摇头晃脑，一双脚有节奏地抖动着，口中用福建话念念有词，李景如听来像唱歌一般。他的床和书桌紧挨着。他睡得晚，起得晚。他怕吵，所以特地叫人加了一道玻璃窗。桌上的书、稿，不许别人翻动。

陈伯达最喜欢去琉璃厂中国书店淘古书。他坐着小汽车去，车停在附近，然后自己进去翻找，不喜欢别人跟着。

他关照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论是谁，一接到毛泽东那里来的电话，无论如何要马上通知他。即便是睡觉了，也要立即叫醒他。一听说毛泽东找他，他就会风风火火赶去。

后来，李景如学会了开汽车，当过陈伯达的司机。凡是到毛泽东那里，陈伯达总是说“去勤政殿”。去周恩来那里，则说“去西花厅”。至于别人，就直说其名，如“去少奇同志那里”“去小平同志那里”。

每年冬天，他差不多都要跟毛泽东去杭州，到了春暖花开，一起回到北京。

他对工作人员的生活很少关心，他所要求的，只是工作人员如何为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