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眼中的陈伯达

陈伯达给毛泽东当秘书，到了1952年，他自己也有了秘书。

他的第一位秘书叫姚洛。笔者在北京访问了姚洛。已经退休的姚洛，回忆起往事……

姚洛，1923年生，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共江苏东台县委宣传部部长。1948年秋，姚洛调到马列学院学习，1952年在马列主义研究室工作。那时，陈伯达身边需要一个人收发文件，可能是马列学院教务长杨献珍提名，把他调往陈伯达那里工作。于是，姚洛成了陈伯达的第一位秘书。

姚洛说，那时候的陈伯达，还不是党政要人，不处于政治的最高层，处于中上层。虽然陈伯达兼着许多带“副”字的社会职务，但是他主要是给毛泽东做文字工作，当政治秘书。

陈伯达写东西都是自己动手，从不叫姚洛起草。有时，叫姚洛抄一抄。不过，姚洛喜欢写那种自己“发明”的简体字，使陈伯达很不高兴。比如，姚洛有一回把“党员”写成“TO”，因为他把“T”当作“党”的简体字，而“O”是圆形，亦即“员”。从此，陈伯达常常挖苦姚洛为“TO”！

在姚洛的印象中，陈伯达可用一个字概括：诡！

平素，陈伯达总是摆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小学生”，是“教员”，不是“首长”。尤其是在毛泽东面前，他显得非常谦恭。

对下呢，他倒也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气势。可是，他有时阴阳怪气，弄得你左右不是，捉摸不透。

你只有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才慢慢看出他为人的诡：

比如，他最关心的，是摸毛泽东的动态。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动作，他都很注意，他总是在揣摩着毛泽东的心思，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看风向，摸气候，是他的本领。

田家英看不惯他的这一套，跟他关系紧张。姚洛跟田家英有些来往，陈伯达马上就很敏感，怀疑田家英是不是在背后搞他。他对姚洛说：“有人反映，你在背后搞你的‘老板’！”

他给毛泽东起草文件，在文件定稿之后，他往往要把自己亲笔写的手稿撕掉。姚洛感到奇怪，这些手稿应当存档的呀，他却只管撕掉，不作任何解释。（据别人解释，那是陈伯达生怕将来这些手稿给毛泽东看见，诸多不便。因为解放后毛泽东事忙，有些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文章，是由陈伯达起草的。陈伯达的心眼多，处处提防着，以免惹是生非。）

康生身边的人，一个个被康生提拔，身居要职。陈伯达不搞这个。这倒并不是说他不热心于培植自己的势力。他是另一种想法，怕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个拉上高位，太显眼了，容易牵涉到他，给他带来麻烦。这与他总说自己是“教员”、在“文革”中声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是一致的。他是在“谦逊”背后下工夫。他与康生各有一套“拳经”。

在20世纪50年代，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做文字工作。他不大作大报告，也不大讲课，主要是因为他的话难懂。

除了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外，陈伯达曾打算写一部理论著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他调来两个人帮助收集材料，一个是陈真，一个是徐洪烈。后来，徐洪烈成了他的文书。

后来，又调来徐兵、史敬棠帮助收集材料。这样，他那里的工作人员多起来了。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没有写成。后来，把收集到的材料编成《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总共四大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解放后，陈伯达的文思不如从前，往往不流畅，往往要反反复复地改。尤其是往毛泽东那里送去的文稿，陈伯达小心翼翼。姚洛记得，有几次文稿装入大信封，已经封好，准备送往毛泽东那里，陈伯达忽然想起什么，又拆开来作修改。还有一次，文稿已由通信员送出，陈伯达又想起什么，派人赶往勤政殿，从毛泽东秘书那里追回刚收到的文稿，作了修改，重新送出。陈伯达生怕在毛泽东那里有半点差池，他深深知道，毛泽东对他的印象好坏，将决定他的仕途前景。

刘叔晏在通县工作了一段时间，想调回来在中南海工作，可是，调动工作一时难以办成。这时她生病了，便在家住着。姚洛替她办通行证，证上要填写职务，姚洛写了“家属”两字，不料，这件事惹了她，让她极不高兴。她说：“‘家属’怎么成了我的职务呢！”可是，不写“家属”，姚洛又想不出别的合适的符合她身份的职务！

终于，在1956年，刘叔晏取代姚洛，成了陈伯达的秘书。

姚洛调走了。

在“文革”中，姚洛挨整，陈伯达要姚洛交代：“你和田家英是什么关系？！”直到这时，姚洛才明白他被调走的真正原因：陈伯达早就对姚洛与田家英的接触生疑。陈伯达以己度人，因为他曾想通过田家英摸毛泽东的动态，因而担心田家英通过姚洛摸他的动态！调走了姚洛，由自己的老婆当秘书，陈伯达这才放心了。

编辑《毛泽东选集》

陈伯达对毛泽东毕恭毕敬，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让他参加一项重要的工作——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选集》在1944年5月曾分册出版过。那是在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由邓拓编辑出版的。此后虽又出过几种版本，但那时毕竟处于战争年代，又未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过，付印得比较匆忙。这一次，则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负责编选、出版。

据1949年底陪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师哲回忆：

在工作人员拟订条约和协定时，毛泽东和周总理一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斯大林提出，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建议毛主席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毛主席说他也有此意。

1951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发出了《关于做好〈毛泽东选集〉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指示》。

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发行。1952年4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出版发行。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第4卷，则在1960年9月29日出版发行。

据陈伯达说，收于《毛泽东选集》第1卷正文之前的《本书出版说明》，是他起草的，写于1951年8月25日。“出版说明”全文如下：

本书出版说明

这部选集，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著作。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现在的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这部选集尽可能地搜集了一些为各地方过去印行的集子还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著作。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

下面有几点属于出版事务的声明：

第一，现在出版的这个选集，还是不很完备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文献的毁灭，由于在长期战争中革命文献的散失，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找到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写的许多书信和电报（这些在毛泽东同志著作中占很大的部分）。

第二，有些曾经流行的著作，例如《农村调查》，遵照著者的意见，没有编入；又如《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也遵照著者的意见，只编进了其中的第一章（即《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

第三，选集中作了一些注释。其中一部分是属于题解的，附在各篇第一页的下面；其他部分，有属于政治性质的，有属于技术性质的，都附在文章的末尾。

第四，本选集有两种装订的本子。一种是各时期的著作合订的一卷本，另一种是四卷本。四卷本的第一卷包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二卷和第三卷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第四卷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

1951年8月25日

文末所署“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是他在写此文时临时所拟。原本叫“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刘少奇任主任。陈伯达觉得要避“编辑”两字，因为毛泽东的文章，岂可要别人来“编辑”？弄得不好，会惹麻烦。他咬文嚼字一番，改用“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这么一来，这个“委员会”名义上只是负责出版事宜——虽然实际上做着编辑工作。

做编辑工作的，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三位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为了写《毛泽东选集》的注释，成立了一个班子，由田家英负责。历史学家范文澜参加了注释工作，涉及历史的许多注释是范文澜写的。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是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进行的。据《赫鲁晓夫回忆录》第18章记载：

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要他推荐一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到中国去帮助编毛选。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出版以前要一位有教养的人帮助他整理一下，以避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出现错误。尤金就被选上，去了北京。

在一段时间里，尤金和毛泽东相处得很亲密。毛泽东去拜访尤金的次数比尤金拜访毛泽东的次数还多。斯大林甚至有点担心尤金对毛泽东不够尊重，因为他让毛泽东来看他，而不是他去看毛泽东。总之，一切都顺利。

……但是，当他和毛泽东在哲学见地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无论作为大使，还是作为我们和毛泽东的联系人，对我们都无好处了。所以我们召回了他。

费德林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详细写到尤金来华的情况，其中多处提及陈伯达：

尤金到北京后就着手审阅我和中国同行一起搞的毛泽东著作俄译本。正如俗话所说，中国的大米饭不是白吃的。

不久便同毛泽东约定了日子，以便审查书中的注释和院士写的导言。这次约会定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室。

谈话开始前，毛泽东对这项工作给大家带来的麻烦和困难表示歉意。他感到很过意不去……然后谈话进入正题。

毛泽东请尤金提提意见，说这对“作者今后正确理解和分析具体事物将会非常宝贵……”

“毛泽东同志，我们仔细拜读了您的大作，”尤金说，“它有着深刻的科学性，在理论上也很成熟。由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以及对中国具体实际的透彻了解，才能对局势作出客观的评价，指导党进行无往不胜的斗争……”

“尤金同志，谢谢你，你太客气了……我这些粗浅的东西实在不敢当。这些都是在长征途中和战斗第一线仓促写成的，手头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大家加工修改。”毛泽东轻轻地说。

“您太谦虚了，毛泽东同志，您对自己的作品过于自谦，我没有发现什么严重错误，只是个别地方作了一点记号，写上我个人的想法……”说着，尤金翻开笔记本，提出几个意见，并指出具体哪篇文章，哪一段，第几页。担任翻译的师哲立刻告诉陈伯达教授，陈是中共中央负责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人。陈伯达拿出中文本来查对。

“陈伯达，你对院士的这两个意见是怎么看的？”毛泽东问。

“我仔细听了院士的意见，我觉得他提得很对。不过我们已经对以前发表的一些提法作了修改，在尤金同志来到北京之前就更正了。”陈伯达安然回答。他显然知道如何用笔墨来填写空白。

“请你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尤金同志。”毛泽东接着说。

“这里的意见，也是这个精神。”尤金继续引用有关作品，某一段，某一页。

他讲完之后，毛泽东用同样的方式问陈伯达。

“毛泽东同志，这个想法很好，不过，我们已经作了必要的订正。中文本也修订过了。这是一个疏忽，当时印刷条件不好……”陈伯达报告说。

毛泽东的理论作品就是这样进行审定的。它表明中共中央编辑委员会及其领导人的组织工作做得很好，他们的工作无懈可击。苏联哲学家想到的问题他们早已想到了，因此这次谈话实际上只是履行一个手续而已。

但是我敢肯定说，在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的过程中，陈伯达的委员会对最初的文本作了较大的改动，而不是像他当着毛泽东的面所说的那样。此外，尤金的许多意见要么没有采纳，要么用另一种措词来说明。

据陈伯达回忆，在出版之前，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选集》逐篇作了推敲，是很细致的。

毛泽东也很细心地听取了别人的意见。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与最初发表的原文有些地方不同，便是毛泽东在出选集时作了修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做了一些文字性技术性改动。陈伯达说，修改较多的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矛盾论》《论联合政府》等文。

1951年3月8日，毛泽东曾就修改《矛盾论》问题，给陈伯达、田家英写了一信：

伯达、家英同志：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毛泽东

3月8日

毛泽东细心听取各方面意见。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也谈道：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编辑《毛泽东选集》，使陈伯达有机会系统地读了毛泽东的著作。他抓住这个机会，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抓在手中。新中国已经诞生，毛泽东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人民的领袖。

对于陈伯达来说，抓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他也就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理论家”了。

所以，陈伯达开始着手写作《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一书。

1951年1月23日，毛泽东曾致函陈伯达：

伯达同志：

我还是和过去差不多，拟于一周后去附近地点正式休息一时期，行前当找你一谈。关于介绍《实践论》，《学习》上有了一篇，我没有全看，你写文章时请翻阅一下。你文章写成时，如有时间，可以给你看一遍。

毛泽东

1月23日

1951年7月1日，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陈伯达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一书，称颂“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杰出的代表”。这本书成为陈伯达在解放后的一部主要著作。

尤金看了这本书，认为可以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行，因为书中强调：“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追随苏联共产党的榜样，我们的党已经是布尔什维克化的革命党。”不过，尤金以为书名不恰当——书中提到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没有提到斯大林！

“陈伯达同志，我建议你把书名改成《毛泽东论中国革命》，这样更加简练、切题些。”尤金向陈伯达提出了建议。

陈伯达答应了。

于是，这本书的俄文版，便改用《毛泽东论中国革命》。

1951年9月，陈伯达到印刷厂，向工人们演说：“印刷《毛泽东选集》是一项很伟大很光荣的工作。由中国人写作的最伟大、最好的书，就是这本书，就是《毛泽东选集》。全中国、全亚洲、全欧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要求出版这本书。《毛泽东选集》出版以后，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感谢大家！”

1953年8月，当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中文版时，陈伯达居然也把书名改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

另外，在1952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上，陈伯达发表了《毛泽东同志论革命的辩证法》，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进行解释，阐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另外，因为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所以在院长郭沫若陪同下，曾到中国科学院发表长篇讲话。

讲话稿刊登于1952年9月4日《人民日报》，题为《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

这时，陈伯达的一系列著作，由人民出版社印成单行本出版，就连《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也印成米黄色封面的小册子发行。他已俨然成为中国的“理论家”。

作为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陈伯达还负责筹备建立“中央红色教授学校”，亦即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1952年12月4日，陈伯达、杨献珍、陈昌浩与苏联谢甫磋夫教授就这一问题作了谈话。翌日，陈伯达等写报告给毛泽东。

1952年12月10日，毛泽东写了如下批示：

对陈伯达等关于筹备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等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乔木同志：

将此件抄送各中央局宣传部长一阅，使他们初步了解中央准备成立红色教授学校的意图及其伟大的意义。

毛泽东

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