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提出“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中国是人所共知的“双百方针”。

毛泽东在1956年把“双百”确定为“方针”——虽然他早在1950年为戏曲界题词时，便写过“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而“百家争鸣”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便已提出，但是作为“方针”确实是毛泽东制定的。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被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指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指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在“双百方针”提出30年之后——1986年——有许多文章追溯起这个方针的历史。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篇，即1986年5月7日《光明日报》所载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198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所载于光远的《“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1986年第4期《历史研究》所载刘大年的《〈历史研究〉的创刊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初稿发表于同年第4期《文献和研究》）。

据陆定一回忆，“百家争鸣”作为方针是这样确定下来的：

1956年2月，在毛泽东同志的居所颐年堂开会，我向中央报告了这些情况和我的意见。就是这次会议上，决定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

刘大年的文章谈的情况与陆定一不同，其中涉及陈伯达。兹摘录原文于下：

据我从侧面所知，“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得比较早，而且很明确，与创办《历史研究》有直接联系。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1953年10月间，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伯达，在（北京）文津街科学院召开会议，讨论科学院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出版历史刊物和其他与加强历史研究有关的事项。参加会议的有吴玉章、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尹达、刘大年和黎澍。郭沫若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讲话说，最近中央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由他负责；一个是语言问题研究委员会，由胡乔木同志负责。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就从增设历史研究所、办刊物、出一批资料书做起。资料书里面，可以先标点重印《纲鉴易知录》。这书分量比较小，通俗易懂，读者便于从那上面得到历史知识。对于办刊物，经过讨论，决定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组织一个编委会，由郭沫若做召集人，具体工作指定我和尹达负责。陈伯达这时对我和尹达说：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以前有军阀、财阀、学阀，你们办刊物不要当“杂志阀”。什么叫“杂志阀”？就是只发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文章，不发表观点不同的文章。那不好。要“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去办。但有两点，陈伯达没有明白地讲：一、这次开的会是否就是历史研究委员会的集会？二、“百家争鸣”方针是党中央的意见，还是他个人的意见？会上谁也没有对这两点提出询问。《历史研究》发刊词是郭老（郭沫若）亲自写的。我和尹达在郭老家里就写些什么内容作过讨论，没有提出陈伯达的讲话，发刊词里自然也没有“百家争鸣”的话。知道这个方针是毛泽东同志为创办《历史研究》提出的，我记得那是在两年多以后的1956年1月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康生在怀仁堂举行的大会上发言，回顾那几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其中举的一个事实，是说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问题。坐在附近的陈伯达很快递上一个条子，康生照念了。内容是：“百家争鸣”不是我提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办历史刊物，我向毛主席请示时，毛主席提出的……

康生怎么会说“百家争鸣”是陈伯达提出的，而陈伯达又为什么当场予以否定？

“双百方针”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是毛泽东确定为方针的，这是毫无疑义的历史事实。至于谁先提了一下，原本并不十分重要。只是因为康生说了那么一段话，陈伯达递条子表示否认，这件事许多在场的人都还记得，在追溯“双百方针”的历史时，有人进行查证。

经过查阅档案，查到了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记录，其中有这么一段：

陈伯达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了（座中有人说：是周扬提出来的）。人们要我写字，我就写了两句话：“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事实，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你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另外，也就在1956年4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毛泽东讲上述一段话之前，是陈伯达讲话。陈伯达在讲话中说：

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一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问题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去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

紧接着，毛泽东说了那段话：“陈伯达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英国罗德克·孟克法夸尔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曾引述刘少奇1956年5月13日的讲话。刘少奇的话，讲得更加明白：

百家争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它作为口号是首先由陈伯达提出的。后来毛主席改进了它，并把它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还有许多事情并不是毛主席先想到的，他仅仅加工改造了它们。

关于“百家争鸣”的问题，陈伯达又是怎么说的呢？有关部门拿着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向陈伯达作调查。

他曾作以下自述：

毛主席1956年4月28日的讲话，我认为，这个记载是属实的。毛主席说：“……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你的人势必就会越多。”毛主席讲了历史，而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问题的实质。毛主席是党的领导人，他第一次在党的重大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方针。

康生在怀仁堂的一次包括许多党外人士的会议上说到这个问题，时间是在上述党中央会议之后。毛主席既正式宣布和解释了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党中央的方针，康生要说这个问题，就应当用毛主席的语言，阐明问题的实质；但他不然，却说什么陈伯达提出“百家争鸣”之类的话。我当时也在会上，认为他在那样场合提出那样说法不对，徒乱视听，就写了一条子给他。在此之前，根据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我有时也用过“百家争鸣”这个老成语，但止此而已。

毛主席不同，他说明了问题的实质，随后陆续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来探索它、解释它，给予崭新的内容、崭新的意义。

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可见任何一个群众，任何一个党员，在各种问题上，见到什么，想到什么，就提出来，会有对和不对；或者即使是对的意见可能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得来的，而是偶然的兴会所至，甚至只是片言只语；但不管怎样，只要是对的，党就应加以采纳。个人，或许算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吧，绝大多数人是无名之辈，但是党把群众的涓涓不息的意见集中起来，而且作出慎重的比较，就能够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毛主席就是这样做的，从而领导了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

确如陈伯达所言，他关于“百家争鸣”，原本只是“偶然的兴会所至，甚至只是片言只语”罢了。笔者在1939年1月20日出版的延安《解放》周刊上，查到陈伯达的《中国古代哲学的开端》一文，其中便有“万花怒放，百鸟争鸣”这样的“片言只语”。那段话是这样写的：

我们先人伟大的智慧，在春秋战国时代，有如万花怒放，百鸟争鸣，其中最珍贵的，值得我们向世界人类夸耀的，且将与人间共不朽的，就是关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而我们现在就要特别把它们发掘出来。

在毛泽东身边，陈伯达只是扮演谋士的角色。他确实充其量只能提出“片言只语”的建议，定之为方针，唯有毛泽东才能决断。为了说明这一点，陈伯达举了一个例子：

毛泽东同志勇于接受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意见。不管是谁提出的，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对的就是对的。比如，停办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原来是广东一个省委书记安平生同志说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复员军人提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看到了这个复员军人谈话的简单记录，立即批复交各省负责同志在广州开会时讨论，记得列为这一次会议讨论的第一号文件。随后，这次会议做出了“六十条”的决议。一个普普通通的复员军人的意见，就这样解决了当时在全国已成为难题的问题。

至于在怀仁堂演出的那一幕，康生和陈伯达各怀心思：康生当着那么多人说，“百家争鸣”是陈伯达提出来的，他不是在“表扬”陈伯达，却是把陈伯达放在火上烤。因为康生知道毛泽东不悦于听见这类话——尽管毛泽东本人也说过类似的话，但他本人如此说则无所谓，别人当众谈论又是另一回事。陈伯达亦深知毛泽东的心态，生怕冒犯虎威，赶紧递条子给康生，矢口否认他曾提出“百家争鸣”之事，作当众更正，以便一笔勾销。陈伯达的这种心态，一如他在为毛泽东起草文件之后，总要销毁自己的手稿一样——他总是在提防着什么，因为那回斯大林给他敬酒所造成的严重的事态，已经深深烙在他的心中。

陈伯达和康生同为毛泽东的谋士，各有各的一套心计。

只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28日随口说了那几句话，而那几句话被记录在案，所以人们过了30多年才从档案中查到，略知事情的真实经过。在调查者面前，陈伯达才曲曲折折地作了答复。陈伯达是在儒家思想、“孔孟之水”中泡大的，他深知“位尊身危，财多命殆”、“上无常操，下多疑心”的道理，不能不谋求韬晦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