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抨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在20世纪40年代，陈伯达所写的著作，最重要的莫过于抨击蒋介石的《评〈中国之命运〉》。

在20世纪50年代，陈伯达所起草的文章，最重要的莫过于抨击苏联赫鲁晓夫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所不同的是，《评〈中国之命运〉》是以陈伯达个人名义发表的，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则是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

另外，尽管两篇文章都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写成的，《评〈中国之命运〉》主要是陈伯达个人写的，而后者则更多的是集体讨论的成果，由陈伯达执笔。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1956年4月5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这篇文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震荡，除了由于文章本身内容的重要之外，还在于标题之下印上这样一句话：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

这就是说，文章不仅仅代表《人民日报》编辑部，而且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一句话，大大加强了文章的权威性。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矛头所指，是不久前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论战的中心问题是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亦即斯大林问题。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开头，就这么写道：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国际关系和国内建设的新经验，作出了关于坚定地执行列宁的社会制度的不同的各国可以和平共处的政策、发展苏维埃的民主制度、贯彻遵守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批判党内的缺点、规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等一系列的重大决定。

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但是，文章在说了这些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话之后，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申明了中共不同于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立场：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

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

应当说，文章的语调还是相当平和的，坚持正面说理。因为这篇文章毕竟是公开中苏两党分歧的第一篇文章。

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其实早就存在。

中共中央宣传部1956年2月1日曾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据广州中山大学党委反映，苏联学者在华参观时讲了一些“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的话，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请指示。

苏联学者所说的“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的话，指的就是有损于毛泽东威信的话。

对此，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下批示：

刘、周、陈、彭真、小平、陈伯达阅，退定一办。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

2月19日

然而，自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苏两党公开爆发了论战。

那是在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已经举行了闭幕式，代表们正准备“打道回衙”。

就在这天午夜，所有代表和新当选的中央委员接到紧急通知，要他们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出席重要会议。

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现在主席台上。他以口若悬河的演说天才，一口气作了七个小时的报告，题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便是著名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旗帜下，强烈谴责“历史上最凶暴残忍的罪犯”斯大林——虽说在十天前，在苏共“二十大”的开幕式上，赫鲁晓夫和代表们一起还曾向“父亲和导师”斯大林肃立默哀！

中共代表团没有应邀出席听取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代表团成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以及谭震林、王稼祥、驻苏大使刘晓。翻译为师哲。

苏共事先跟中共代表团打过招呼：由于一概不请外国代表团参加，也就不请中共代表团参加了。

不过，对于中共，苏共还是“优待”的。赫鲁晓夫刚作了秘密报告，苏共中央联络部就派出联络员，手持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记录稿，向中共中央代表团通报。当时，苏共的联络员一边念，中共代表团的翻译师哲当场进行翻译。另外，中共中央代表团的记录员还进行了速记。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中共代表团深为震惊。

据师哲回忆，朱德最初的反应是：“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到这里是来做客的。”

邓小平则说：“这样对待斯大林是胡来！”

谭震林说：“我们不应该随便同意他们的意见，应有自己的态度。但这是他们的内政，我们不一定能影响他们。”

苏共“二十大”之后，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专门印制150份赫鲁晓夫报告文本，并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团一份。由于朱德还要去苏联南方访问，谭震林留在莫斯科治病，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由邓小平带回北京。

在同机返回北京的时候，师哲曾几度提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邓小平始终默不作声。后来，师哲明白，邓小平在未向毛泽东汇报前，在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前，不愿多谈论此事。

邓小平回到北京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立即组织人员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报告的中文单行本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分送到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手中。1956年3月17日晚8时，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首次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进行讨论。

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与中共“八大”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不同。中共“七大”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设“五大书记”，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当任弼时在1950年10月病逝后，补入陈云。中共中央七届政治局没有设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实际上相当于常委，“五大书记”，亦即“五大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实际也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参加会议的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外，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另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列席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表示异议。

毛泽东首先指出：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段极为精彩的话，他用“揭了盖子，捅了娄子”八个字来概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

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

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还没有看完，希望仔细看一看，想一想，过一两天再来讨论。

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后，毛泽东又在3月19日和3月23日先后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体出席。

列席会议的除了上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和吴冷西之外，又增加了陆定一、陈伯达、邓拓、胡绳等。

由于所增加八位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这两次会议便称之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据吴冷西回忆：

在这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就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的关系、个人迷信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少奇同志对斯大林主要的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总理讲了斯大林同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有关，小平同志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王稼祥同志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报告内容矛盾百出。

吴冷西还回忆了毛泽东在3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所讲的四点意见：

第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40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

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