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陈伯达还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属于扩大会议的“扩大”范围。只过了几个月，陈伯达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那是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作为中共中央的“笔杆子”，陈伯达理所当然地参加了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工作。

毛泽东多次审阅这一政治报告，曾几度就政治报告的修改问题致函陈伯达。1956年8月31日，毛泽东致函陈伯达：

伯达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

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9月5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9月5日晚上送阅为盼！

毛泽东

31日3时

此后，毛泽东在1956年9月6日批示陈伯达：

伯达同志：

周总理及洛甫同志今日开始修改政治报告，请你与总理联系，或即与总理处合并举行。

毛泽东

9月6日7时

9月7日，毛泽东要求陈伯达、胡乔木这两位秘书“加班加点”：

伯达同志：

“改造”、“建设”两部分乔木改稿，我看可用，不须大改，但小改是必要的。务请你们在今日加班加点，请于今日晚上12时以前全部改好，交我看过，再送少奇看过打样，于明日上午交付翻译。我们请总理同时修改，请你与他联系，于晚上9时以前索取他的改样，由你酌量采取。头三部分，今日也要争取改好，我已（告）总理注意，改好后交你。

毛泽东

9月7日7时

终于，毛泽东在9月8日给陈伯达的信中说，“可以休息一天”了：

伯达同志：

今日你和其他同志可以休息一天。

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加以修改，并请饬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

9月8日8时

9月10日，毛泽东又批示陈伯达：

伯达同志：

国家政治生活部分，读改时，请邀彭真、罗瑞卿、董老三同志参加。今日改毕，照前抄三份，分送刘、周及我。

毛泽东

9月10日5时

最后，毛泽东在9月14日给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位秘书写了一信：

伯达、乔木、家英同志：

（一）“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在上午12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我们起床后再看改样好了。

（二）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加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

9月14日上午6时

据陈伯达说，当时他除了参加过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的一部分起草、修改工作外，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17日由大会通过）。

政治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反复修改、字斟句酌才定稿的，而决议的起草却显得仓促，是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1956年9月27日下午，在决议付诸大会表决前，陈伯达还在对决议作了最后的修改。

陈伯达在“决议”中字斟句酌的是写入这么一段话：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是一段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极其重要的论述，涉及全局，涉及党的基本路线，是政治报告里所没有的。

陈伯达后来回忆说：

那天的会上，叶飞在主席台上的座位就在毛主席的后面，我坐的位置是靠侧面。会后叶飞告诉我，宣读决议的时候，当念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毛主席说了一句：“这句话不好。”不过毛主席当时也没有说应该怎样才好，可能是来不及想，也就举了手。叶飞讲的情况应当是可信的，他当时坐的位置离毛主席很近。

可见当时毛泽东是持保留态度的。

三天之后——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中对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错误的，主要矛盾应当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到了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便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完全否定了“八大”决议中的这一段话。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紧接着，在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简称“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再度强调了自己的观点。

刘少奇也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他在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

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新华社1958年6月20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510期，刊载《各地对少奇同志报告学习和讨论的情况》一文，分十个方面综合了各地学习和讨论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报告时提出的问题。

文章反映了代表们的讨论情况：“八大”一次会议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八大”二次会议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两次会议提法不一致，究竟哪个对？

文章说：有人认为“八大”一次会议的提法错了，中央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过分乐观。但也有人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敲锣打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策略上不能也不应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还有人问，既然说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思想战线上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是说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如果承认这种理解是对的的话，为什么还说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既然今后的主要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什么又说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什么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不一致？今后阶级斗争的规律如何？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敌情观念？

毛泽东见了《各地对少奇同志报告学习和讨论的情况》一文，在1958年6月23日写下批语给陈伯达：

陈伯达同志：

请约定一、康生、乔木、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几位同志，将此期第一篇所列问题，主要是八、九、十节的问题，当场看一遍，当场逐个问题进行分析，有四五小时也就可以了。然后和我谈一次为盼！这些问题值得注意，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

6月23日

毛泽东给陈伯达的这一批示，提请中共高层注意这一重大问题，以求统一认识。从此，中共“八大”决议上的那段话，再也没有人敢说了。

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1973年8月24日报告，8月28日通过）则把陈伯达在中共“八大”决议中加进去的那段话，称之为刘少奇、陈伯达“塞进”的：

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其实，那段话是陈伯达自己加进中共“八大”决议的，而刘少奇则赞同这一观点。

历史证明，陈伯达“塞进”中共“八大”决议中的观点是正确的。

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又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按得票多少的当选名单中，陈伯达在90多名中央委员中排在第21位。

1956年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向前迈进一步，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行列。

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李先念。

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

在中共“七大”，陈伯达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中，排名次序为第47位；如今，他“前进”至第21位。

不过，这时陈伯达的主要工作，仍是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八大”结束之后，陈伯达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为毛泽东整理了几篇重要的讲话稿。这时的毛泽东，虽然国务、党务繁忙，但文章还是亲自执笔写的。陈伯达协助整理的，是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随口而谈的讲话记录稿。陈伯达在整理时，所用的基本上都是毛泽东的原话，只是作些删节，调整段落顺序，或者把几次讲话记录合并成一篇文章。整理出初稿之后，交给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常常要作许多修改、补充，这才定稿发表。正因为毛泽东事后作的改动较大，因此正式作为文章发表，往往与讲话的原始记录有许多差别。

据陈伯达回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他帮助整理的。此文原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彭真把记录稿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又补入毛泽东在其他几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共计十个问题。整理之后，毛泽东作了修改。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陈伯达根据会议记录加以整理的。主要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记录，但也补了另几次讲话的内容。整理之后，毛泽东又作了较多的改动，亲笔增添了新的内容。

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毛泽东亲自所作的增删最多。当年听过毛泽东讲话的人，后来看了文章，都有这种感觉——许多当场听到过的话，文章里没有；文章中有些话，则是当场未曾听到的。

笔者的兄长当时在浙江省工作，迄今保存着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印发的《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这一记录稿是毛泽东讲话的原文，其中有几句提及陈伯达：

还是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最近有几个同志到农村去蹲了几个月，很有益处，一个陈伯达同志，一个邓子恢同志。走一走比不走好。走马看花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是下马看花。陈伯达、邓子恢他们两个同志下马去看了几个月，作了调查，交了朋友。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不应该去呢？我看是应该去的。

不言而喻，陈伯达在整理时，删去了他自己以及邓子恢的名字。

陈伯达认为，毛泽东所作的这些增删，是正常的。因为讲话时随口而说，在整理成文时经过他仔细思索，有增有删，诚如一篇文章写成后也要改几遍一样。再说，文章要比即兴讲话缜密得多。另外，文章在报上发表后，收入选集，再作些修改，也是正常的。

陈伯达再三地说，他只是做秘书工作，做做“文字理发匠”的工作。毛泽东的这些根据讲话记录整理而成的文章，用的都是毛泽东的原话。只有个别处，他在不违背毛泽东原意的前提下，把记录的文字改得通顺一些，如此而已。

1957年1月，陈伯达曾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福建省莲塘乡农业合作社的调查报告，尖锐地反映了当时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

陈伯达的报告指出，农村干部不但握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而且握有很大的经济权力，诸如产品分配权，财政、贷款、预购款的管理、支配权，等等。

陈伯达说，一些干部不能正确地运用这些权力，严重脱离群众，为了自私自利的企图而滥用权力，违反党的政策，生活、思想蜕化，引起群众的反感。

陈伯达指出，一些农民向调查组反映，一些干部的工分同他们差不多，或者还要少，为什么能够经常上饭馆？为什么能戴手表、用派克笔、听留声机？有的社员还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夏收余谷卖后有多少存款、用途如何。

陈伯达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群众反映，乡社干部是“官官相卫”，有的干部明说：“我们几个干部屁股相向，就不怕群众”，“什么人浮上来，就把他打下去”。河北省委也向中央反映，农村干部强迫命令成风，致使干群矛盾尖锐。

陈伯达伴随毛泽东度过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夏天。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扩大”到“右派”的行列之中，所幸陈伯达处在毛泽东身边，消息灵通。倘若陈伯达不谙熟毛泽东的动向，就凭他在1957年1月所写的那个报告，就难逃“右派”之祸。

那个不平常的夏天，是毛泽东一生中不平常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毛泽东率领亿万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不愧为正确，因之也就无愧于光荣、伟大、英明；在此之后，64岁的毛泽东向“左”偏航，越来越偏离正确的航道，直至73岁陷入“左”的迷误，发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终于在83岁痛苦地离去，留下一个“左”病深重的中国……在向“左”大转弯的时候，陈伯达比毛泽东跑得更快、更远，以致这位曾写过《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理论家”成为“人民公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