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红旗》总编辑

解放后，陈伯达挂了一连串的“副”职，到了1958年5月25日，才获得一项正职任命。

那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增选了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同时决定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任命陈伯达为总编辑。

五天之后——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便问世了。白色封面上印着鲜红色的毛泽东手书的“红旗”二字。

创刊号的阵营如下——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

陈伯达：《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

张闻天：《关于美国经济危机》；

柯庆施：《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

王任重：《依靠群众势如破竹》。

据陈伯达回忆，虽然决定出版《红旗》是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才做出正式决定，但是筹备工作早就开始了。

创办一个理论刊物，这是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最初，陈伯达并不想办《红旗》这样的政治理论刊物，却是想办学术性理论刊物。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的办刊设想。这样，陈伯达只得放弃了办学术性刊物的意见。

《红旗》的发刊词是陈伯达写的。写好之后，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1958年5月24日写下批语：“此件写得很好，可用。”

《红旗》的刊头，理所当然，请毛泽东挥就。

在1958年5月24日，毛泽东就题写《红旗》刊头，致函陈伯达：

伯达同志：

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

毛泽东

5月24日上午

毛泽东很认真地为《红旗》题写刊名，竟写了20多幅！

毛泽东在所写的不同的刊头字体旁，分别注明：

“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

“比较从容。”

经过陈伯达和编委们细细品评毛泽东为《红旗》刊名所作的20多幅书法作品，最后选中了那幅“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的刊头。

《红旗》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论刊物，编委会的阵营颇为强大。第一届《红旗》编委有：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王稼祥、张闻天、胡乔木、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舒同、李达、周扬、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许立群。这个编委会，可以说囊括了当时中共中央的“笔杆子”。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也就成了这个“秀才”班子的头儿。

后来，又任命了四位副总编辑，即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

第一次编委会在居仁堂召开。开会时，发生一桩小小的误会：来了两个李达！原来，同名同姓，有两个李达。一个李达，字永锡，号鹤鸣，乃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主编过中共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这个李达是《红旗》编委。另一个李达，原名李德三，乃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发开会通知的人弄错，给这位李达上将也发了通知。

邓小平一见李达上将，笑了，说道：“你来了？也好，就坐下来听听吧！”

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陈伯达用过笔名“周金”，胡绳用笔名“施东向”，国际评论文章常署“于兆力”——由乔冠华、姚溱、王力三人合写。乔冠华过去在重庆时用过笔名“于怀”，“兆”则是“姚”的偏旁，三人的姓名合成了“于兆力”。不过，三人只合作写了一篇。此后署“于兆力”的文章，是王力一人写的。

邓力群是刘少奇秘书，他担任《红旗》副总编辑，分管经济方面的理论文章。

毛泽东十分重视《红旗》。毛泽东读《红旗》创刊号，甚至发觉所载他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错了一个字。

《红旗》所载《介绍一个合作社》，有这么一段：

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

后面这一句中，《红旗》多排了一个“的”字。

为此，毛泽东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写了一封信：

陈伯达同志：

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毛泽东

6月4日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此函，嘱令下属仔细校勘《红旗》，将第1期、第2期的讹误之处，在第3期上刊登正误表。

毛泽东向来重视舆论工具，特别是《红旗》，是他提议创建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所以，在《红旗》创刊之后，毛泽东不时把自己看中的文章，批转给陈伯达，建议《红旗》发表。

比如，1958年7月3日，毛泽东给邓小平、彭真、谭震林、陈伯达写了一信：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同志：

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毛泽东

6月3日上午7时

请在7日下午退给陈伯达。

毛泽东推荐什么信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呢？

毛泽东所推荐的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的一封信。由于毛泽东的亲自推荐，使赵紫阳受到全国的注意。毛泽东还亲自为赵紫阳的信写了按语《介绍一封信》：

介绍一封信

（1958年7月3日、30日）

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是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疑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进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

1958年7月3日

此后，为了在《红旗》杂志发表赵紫阳的这封信，毛泽东再度致函陈伯达：

陈伯达同志：

此事请你处理，我来不及了。

毛泽东

7月30日

1958年7月14日，毛泽东就《湖北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常年办食堂的经验》一文，又批示陈伯达：

陈伯达同志阅。退毛。

第11页湖北京山县合作乡一个合作社办食堂一事，可以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毛泽东

7月14日

《红旗》创办伊始，影响并不很大。后来，在中苏两党大论战中，很多文章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使《红旗》杂志为国内外所瞩目。在“文革”中，重要的社论常以《红旗》社论名义发表，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影响更大了。

在陈伯达担任总编辑期间，《红旗》杂志虽然也发过一些好文章，但主要是在为极左路线制造舆论。尤其是在“文革”中，《红旗》成了“左”旗，搅乱全党、全军、全国的思想，起了极坏的作用。

《红旗》编辑部也不断扩大，人员不断更换。关锋进入《红旗》，成为常务编委。戚本禹进入《红旗》，成为历史组负责人。王力、关锋、戚本禹，成为陈伯达手下的三员“左”派大将。

《红旗》编辑部设在北京沙滩。那里的一幢大楼，这半幢是《红旗》编辑部，另半幢则是文化部。也就是说，《红旗》编辑部在大楼里所占的办公用房，与文化部旗鼓相当。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批判“两个凡是”的那些日子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旗帜鲜明，唯有《红旗》坚持“两个凡是”，使《红旗》声誉扫地。后来，《红旗》终于停刊，改出《求是》。